顽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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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公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外国城市，到处找不着那个姑娘，平常有来往的中国贸学生没有一个知道她的去向。后来他找到了她工作的那妓院（注意：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她卖淫的场所，这和前面所写的美国式的卖淫方式有矛盾）。老板娘照旧表示一无所知。当他正要失望而归时，一个和她一块卖淫的中国姑娘悄悄叫住了他。对他说他要找到的那个人，不久前和一外国头儿私奔了。那个老年嫖客看中了她，他是个很有钱鳏夫，他说服了她嫁给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一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主人公不甘心最终得到的是这么个消息。他继续在这个城市寻找她，向所有认识她和那个老头的人打听。终于得知了那个有钱的老头儿在一偏僻的乡下的地址。
　　他乘坐高速火车到了一濒临海边的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至此，我已经可以肯定这是在日本了）。
　　村庄建于山凹处，四周悬崖峭壁环列，峭壁下有终年奔腾咆哮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岩。
　　村庄已经败落了，青年人都进了城，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空旷的街道白天也难得遇见一个人。
　　一个白发老妪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问路的他，夏未的一天，村里人确实看见那个独居数十年，脾气暴躁的老头儿带回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他们进了老头儿的大房子后就没露面。几天后，来送信的邮差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派出所的警察也来过了，检查结果是自杀。他们都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好像帕死不了似的，又都吊在了厨房的门梁上。据说那个老年体衰的老头是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帮助下才把自己吊上去的。那个年轻女人看着老头儿拴牢了，怎么挣扎也不会掉下来后，自己才从窗不迫地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脚踢翻了凳子。
　　他们死得是那么迫不及待，从外面进屋后，没有触动屋里的任何一件物品，只各自喝了一杯水，大概也是为了吞服安眠药，然后就直接去厨房上吊了。
　　老妪把主人领到了那所大房子门前。死者的尸体已经搬走火化了。门上贴着封条，据说死者的儿子已经把这所房子出售了，被一个城里住的律买去作了别墅，但新房主还没有来过，大概明年夏天才会带着一家老小，开着汽车来吧。
　　主人公站在阳光洳烈的小山坡，望着这个静谧、房舍被树荫半遮半掩的异国小村庄，呼吸着远处大海吹来的腥冷的海风，心中作何感想？作者没有提供，他也不便妄加揣测。
　　桠的事情与许立宇的事情如出一辙。主人公回到城市，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被一个戴墨镜的大汉撞了一膀子。那大汉劈头盖脸给了主人公几记耳光。主人公转身从路边店铺抄出一把菜刀，揪住汉子劈面一刀，那大汉倒下时，血污横淌的脸上还是惊愕的表情。
　　小说到此截止，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下落予以交代。从作者篇尾行文的语感与语境感觉，作者似乎隐隐暗示，主人公已全然对生死荣辱无所谓了。这就是说，他活下去还是步向死亡可能性同样大。
　　十八
　　除了这篇小说，还有一则铁闻，那几乎是个笑话，不知经过多少人之口的转述，到我听到时，讲述者也不知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只是说：“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笑话讲：一个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押解上了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至于为何遭到驱逐，一切无考，在这则笑话中也不重要。这个留学生上了飞机后，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直郁郁寡欢，心情黯淡，也不和同机的人说话。直到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从舷窗上可以看到蜿延曲折、白浪席卷的海岸线和阡陌纵横、良田万顿的大陆田野，他突然开口了，哼了出一段旋律：“呵，亲爱的中国呵，我的心还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呵……”他索性站起来，忘情对全机舱的乘客放声歌唱，一只手还多情遣绻地挥来挥去，帮助他形象地抒发感情。
　　那机舱内，除了一些出国访问归来的中国官员，还有一些留学生，最多的是一个大型的日本旅游团的成。“这些戴着同样式的日本男女率先为他的歌唱鼓掌。他唱得的的确属于声情并茂，那些中国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或感慨，或赞许，或觉得好玩。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报以欣赏的微笑。
　　机舱里的气氛因他的歌唱而变得热烈。
　　谁也没注意，连他自己也没发现，他唱的是一首曲流亡中国多年，多才多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所作词谱曲的歌。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就能够赢得胜利，呵——”唱到这里，他才觉得不对味儿，歌声嘎然而止，皱着眉头纳闷地坐下了。掌声更热烈了。
　　十九
　　据说，那架机没有按预期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下降时出了机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又拉了起来在空中盘旋。后来，首都机场原因关闭，那架飞机不知降到外省哪座机场去了。那天去迎接那架飞机的旅客的人们都失望而归。
　　动物凶猛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发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一——道学家们认为好民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
　　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
　　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