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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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　放卫星’　，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　一脚踢’　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　大’　，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　密植能增产’　，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　瞎指挥风’　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　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　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　天灾’　，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　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　天灾’　，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　发明’　：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　冲天’　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　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　，这是‘　五风’　之一的‘　命令风’　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　浮夸风’　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　红小鬼’　，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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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想了很久，祈书记让宣传部整理了一份“关于卜奎同志《最常说的，最难做的》一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给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结论：说这个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无组织无纪律，他的文章中所举许多事例，很不准确，有许多夸大其词之处，观点也失之偏颇。同时，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地委领导审查，就拿去发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的这种右倾观点，是有阶级根源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叔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一个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等等。
　　这份材料刚刚写好，是不是上报省委，祈书记一直在犹豫。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就到了地区。
　　地委宣传部时部长，马上向祈书记汇报了省委来人要了解卜奎情况的消息。
　　为了卜奎写的那篇文章，他们不知道省委此次派专人调查卜奎，是要查他什么问题？时部长请示祈书记：“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向那个干部科长汇报？”
　　祈书记问：“省委调查卜奎的意图是什么？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观点呢？还是作为右倾的典型，组织批判？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先拿出材料，就显得主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现在还不知道省里的意图。”宣传部长补充说“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谈话。”
　　“谈了些什么？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来，他没有向我汇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没有向您汇报。不过……据《内参简报》编者加的‘　按语’　，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观点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领导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看卜奎回来时的表情，倒是很高兴的样子。”
　　祈书记沉思良久，说：“这就得具体分析了。”
　　“是，是。”
　　“这样吧。你先和那位科长谈谈。摸摸省委意图的底。”
　　中午，宣传部长，请干部科长吃一顿实际上是宴会的“便餐”，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友好谈话，宣传部长有底了。下午，他向祈书记反馈来的消息是：看干部科长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调卜奎到省委工作，这次是专门考核他的社会关系和一贯表现而来的。
　　祈书记又沉思良久，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好事！好事！这是好事呀！”
　　宣传部长一时没有理解祈书记的意思。
　　祈书记说：“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肯定了卜奎的文章，而且能把他输送到省委工作，这不是我们地区的光荣吗？我们地区有一个干部在省委，今后会有很多方便……”
　　“那是，那是……”
　　祈书记立即交待任务：“你马上再准备一份材料：这材料首先要肯定卜奎这篇文章，说是在大跃进中，我们地区在工作上，确实有违反了客观规律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现像。全国都如此，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们完全同意卜奎同志文章中的观点，目前已经并且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继续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良作风；第二，要说明卜奎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能够完成任务，有敢于讲真话的优良品质。第三部分，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