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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智慧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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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我们敢说,最无助于愉快的是发财,而最能促进愉快的是健康。在脸上能见到愉快和满足之情的,不就是那些较下阶级,所谓劳工阶级、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吗?在富有的上等人士的脸上,不是充满忧虑烦恼吗?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维持良好的健康,愉快就是健康绽放的花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维持健康,像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免除剧烈而不愉快的情绪,不可过分思想,每日做户外运动,洗耳恭听冷水澡等合乎卫生的措施,实在用不到我叨唠。每日没有适当份量的运动,没有人能保持健康;生命的所有过程,都要求做运动,以使各种功能的运作正常,不仅比较直接和有关的肢体要运动,而且是全身。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生命就在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义。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不停而快速的运转。心脏在一收一张的重复中有力而不倦地跳动;每跳动28次,它就得把体内所有的血『液』流经动脉、静脉和微血管;人肺像蒸汽一样,不断地抽动;大小肠总是在蠕动;腺体无不经常地在吸取原料和分泌;甚至大脑也随着脉博的每次跳动和我们的每一呼吸,有它自身的加倍运作。有些人完全没有运动(许多终生伏案工作的人就是这样),其表面的静止和体内的『骚』动之间,存在着有损健康的显著的不当。体内这些不停的运动,需要一些外在的动作配合,没有运动就好像是在压抑情绪一样。连树木要长得好都需要风的摇动。这种情形用拉丁文简洁地说出就是:omnis motus,quo celerior,eo magis motus (运动愉快,它就愈是运动)。
我们的快乐如何依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又怎样仰赖我们的健康状况,可以用同一外在情景或事件,分别在我们心情好坏之时所造成的影响予以比较而看出。使得我们是否快乐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质或本身,而是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是怎能样。这就是艾匹克提塔斯(epictetus)所说的,“事物不影响人,是我们对事物的想法影响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快乐十之八九都依靠健康。有了健康,每一件事都令人高兴;没有健康,任何事物都不可让人喜悦;甚至是其他的福分——伟大的心灵,乐观的『性』格,都因为没有健康而变质和退化。所以两个人一见面,彼此首先问安,表达祝愿,实在有道理;良好的健康毕竟是人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为其他福分…财物、晋升、学问或名誉,更别说为了一时的感官享受,而不惜牺牲健康,是最最愚蠢的事。任何事物都应该搁放在健康的考虑之后。
尽管健康对于心情愉快帮助极大,而后者是构成我们幸福所必须,但是情愉快并不完全依赖健康;因为有人可能身体百分之百健全,而仍然『性』情忧郁,竟日愁思不已。它最主要的原因无疑出于天『性』和体质,尤其是我们的敏感『性』跟体力和精力的一般关系。异常的敏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绪,一种过份的悒郁,而不时爆发为无可压抑的意气洋洋。天才就是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对,“在哲学、政治家、诗或艺术界杰出的人,都看来『性』情忧郁。”西塞罗常常这么说,“亚里士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无疑是想到亚氏的这一句话。
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情开朗的人,一类是个『性』阴郁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显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人感到失望的事,另一人会一笑置之。一般而言,对于痛苦的印象具有的感受『性』愈为强烈,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相对地低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可能转好或转坏的事情,如果这事变为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懊恼或悲伤,如果变为有利,不会高兴。另一方面,『性』情开朗的人对于不利的问题,既不忧虑也不会不安,如果转为有利,就会大喜。事情十有九件成功,前者不会高兴,反而为一事未成而烦心;后者如有一事成功,就能找到慰藉,保持开心。然而真相还有另一面,凡事有弊必有利;对于个『性』阴郁、也就是抑郁不安的人所须克服的不幸和痛苦,总的说来,多是想像的,并非实有其事,而开朗漫不经心的人所遇到的,大不相同;一个悲观的人,对事情总往最坏处想,并采取相应措施,在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失望,凡事总往光明一面看的人就不同。当到内心本有忧郁的倾向,若神经系统或消化器官出『毛』病,这一倾向可能会改变为长期的不舒适,进而导致对人生产生一种厌倦感。『自杀』的趋向因此而出现,甚至最微小的事故就会触发『自杀』;的确,当这种趋向进入最严重的情况,全因为他长时期不快乐,根本无须特别事故发生,有人就可能想到一死了之,就那么冷静地、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心;我们从这些病患者一般都需要人监视,从他们一旦趁人未防范就丝毫不畏缩、不挣扎地利用各种方法自尽,可以看出真相。即使最健康的人,甚至是最开朗的人,在若干情景之下,也可能想到以死解脱,例如他所受的痛苦,或是恐惧某一不可避免的不幸,到达相当程度,就超出对死亡的恐惧。其间的不同只是所需要的受苦程度而已——开朗的人感受度比较高,阴郁的人比较低。愈为忧郁,所需程度愈低;到最后,可到达零度。一个开朗的人,健康良好,一定要很高度的痛苦才会引起『自杀』。在导致『自杀』的这两个极端,一端只是由于内心忧郁的病态,一端是『自杀』者身心健康、完全出于客观理由,其间都各含有无数不同的程度。
美貌也部分的跟健康有关。生得漂亮的人可说占尽好处;虽然正确的说,它不能直接地促进我们的快乐。美貌对促进快乐的是间接的,是因为它能予人好感;它带来的好处不少,即使是对于男人。生得漂亮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让人立即喜欢推荐信的持有者。荷马(iliad,iii。65)诗句特别适合这里:
神的至上礼物不可藐视,
这馈赠,无人能随意获得。
略加考察就会知道,人生快乐的两大仇敌是痛苦和烦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要是我们够运气能离开一个仇敌,我们就按照离开它多少,而接近另一个仇敌。事实上,人生的过程就似乎是在这两者的剧烈摆动。理由是,其一端与另一端彼此呈现双重的对立,即外在或客观,内在或主观。困境和贫穷产生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作不断斗争之时,上层阶级却时常跟烦闷奋力而战。*我们对痛苦的感受力,跟我们对烦闷的感受力成反比,而由于心智能力跟感受力直接地成正
(*游牧生活是文明的最低下状态,可在游客(代表最高级的有闲阶级)身上找到对当的情况。前者因贫苦而产生,后者是为了补救生活上的烦闷。)
比,我们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便由此而产生。现在解释如下。所谓迟钝,一般而言,是跟迟钝感觉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各种刺激对其神经影响不大,这样的『性』情对于痛苦或忧虑感觉不强烈。心智的迟钝,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许多人脸上所现出的“心灵的空虚”,这一心理状态,从人们对外界的鸡『毛』蒜皮之琐事,都不断热切地关注可以看出。这空虚就是烦闷的真正来源,它总是渴望外界的刺激,冀命名心灵获得藉口有所排遣。因此,在刺激的选择这方面并不挑剔,这从人们所诉求的消遣的可怜方式,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性』质,还有他们在门口闲谈、或从窗口张望,在在都可以证明。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人们寻求各种社交、消遣、娱乐、奢华,终而导致荒唐与困厄。对付这些困厄的最佳保证,是心灵的财富,因为人们的心灵财富愈多,愈是没有烦闷的空间。永不枯竭的思想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千百现象中尽有新的可资应用的题材,更可以把它们构成新的结合——除了休闲的片刻之外,我们的心灵随时都可得到激励,“烦闷”是无法跟它高攀的。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深植于高度的感受『性』,更大的意志力,更大的热情;从这些素质的结合中,人们就有更大的能力孕育感情、感受身心痛苦,更有耐心对付障碍,更是憎恨阻挠——所有这些倾几进一步会由于想像的力量、各式(包括不愉快的)思想的生动『性』,而获得增强。以上所讨论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人,从下下愚到上上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此,不管是从主观或客观方面而言,我们要是接近人生苦难的来源之一,我们就远离另一苦难。这样,我们的天『性』会导致我们促使客观的世界尽可能的符合主观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会采取最大的措施,避免我们最可能遭受的苦难。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能得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愈为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就愈少——其他人愈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当然如果智慧的“质”能由“量”弥补,那还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过日子;不幸的是,一百个愚人抵不上一个聪明人。
一般人一旦免于贫困的痛苦,便不惜一切要消遣、要找友伴,逢人就能交往,惟恐只是单独一人。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只能靠自己,各人的自身条件便显『露』出来;可怜的个『性』是人的终身负担,愚人纵然是出身显贵,仍然会被他的个『性』所累,而有才智的人因为充满生动之思想,能使荒地似苦充满人群。塞尼加说,“愚蠢就是负累”,实在是至理名言,可以跟《圣经?德训篇》(excomlesiasticus,xxii。ll)的一句话加以比较,“愚人的生命远逊于死亡”。一般来说,有人喜欢交接朋友,就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我记得一份在法文报纸阅读守,北美有些黑人最爱一大群人聚集在小块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彼此为伴。
头脑可以认识是生命体的寄生物,它好像是寄居于身体的福利领取者;得之不易的闲暇让人能享受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是人体所有其他部分辛勤劳苦的成果。但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为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到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简言之,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之动机的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订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的发明,就是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无所事事之时,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匣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因此,在各个国家中,玩牌都是社会上的主要消遣,它可以衡量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思想破产的表象。因为人们没有思想可以把玩,他们就玩牌,都想赢对方的钱。真傻!为了做到公平,且让我谈一谈玩牌的好处;它能够让人学习世故,如何蝇营狗苟,怎样能巧妙对付由机运决定而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刚拿到的一手牌),这就是尽力为之,必须要学一些伪装,情况恶劣时还脸上堆满笑容。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这样,玩牌肯定使人玩物丧志,因为它的整个目的就是运用各种伎俩和计谋,去赢得别人的钱。在牌桌学到的这些习惯,就会深植而且进入实际的生活中;在每日的事务中,人们逐渐把真实人生看作牌局,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地运用优势,只要不逾越法律的范围。我这里所说的要点,在商业界中每日可见。闲暇是在存的花朵和成果,它让人能掌握自己,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福了。但大部分的人能从闲暇得到什么呢?——只成为一个无用的家伙,感到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兄弟姐妹们,高兴吧,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民的儿女。”
进一步说,正如不需要进口、或是很少需要进口的国土是富足的,具有足够的内在财富、而无需他人帮助或所需他人帮助不多的人,就是最快乐的。进口物品昂贵、显出需要依赖他人、还带来危险和麻烦,而说底,终归不如本国货。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期望过多,或是一般地不对外在的世界寄予太多的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人的助益是有限的,到最后每人都需要独立自恃,重要的是能独立生存。歌德在《诗与真理》(卷3)说过,“对于每一件事,大家毕竟都在冯靠自己”,这一道理可以在此处引用;高史密斯(boldsmith)在《旅行者》也说:
我们若要制造或寻求幸福,
无处不需要依赖自己。
“自己”是人的可能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的和最大的来源。愈是这样的认识——人愈是多在自身寻求欢乐的源头——他愈是快乐。亚里士多德说得真对,“做到自足就是快乐”。快乐的所有其他来源,按其『性』质来说,都是最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易逝的、任冯机会的;即使是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中,其他来源都可能一下子用尽;这不仅量不能避免,而且也不是一定可以到手。到老年,下面这几项快乐的来源大多会枯竭:热爱、机智会消失,旅行的意欲会减退,不再那么喜好马、或喜欢实社交;亲友也逐渐死去。那时候我们更要依赖内在的财富;只有内在的财富会长久地跟随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惟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乐来源。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得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的,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秉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瑞典女王克丽丝汀娜(queen christina)在十九岁的时候,笛卡尔已经在荷兰渡过20年严格的静修生活,她除了听到的有关报告之外,对笛卡尔的认识只限于一篇文章,她当时谈到的笛氏的一句话,颇现出高度智慧,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一生似乎最值得我们羡慕。”当然,外在的环境一定需要相当有利,才可让人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幸福,笛卡尔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像我们在《传道书》(vii。ll)所读到的一样,“有智慧加上家业更好,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会是那么克制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尊从贺瑞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歌德竟然这么做了,幸运拉我往另一方向发展。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士多德所作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i。7)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一己的最大才智(vii,13,14),司徒伯斯(stobaeus)在阐释消遥学派的哲学时,也说出同样的话:快乐幸福就是有力地进行自己要做的工作,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他解释说,“有力”就是能掌握有关问题和技术(eclogae ethicae,卷2第7章)。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先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需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成人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古代诗人及哲学家卢克雷夏斯(lucretius)曾经描写那些人的可怜景象,其真义仍然可在今日的每一大都市的生活中见到:
有闲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
因为他们在家感到烦闷,
他还是回家,因为外边并不更好;
要不然匆匆地赶往乡间的邸宅,
好像那边的房子着了火一样;
他一到达那边,又觉得烦闷,
只好试想在睡梦中忘记一切,
或者又匆匆赶回城里。
(iii,1060…7)
年轻时,那些人都必然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只是体力和精力跟心智能力有所不同,无法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到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缺乏心智能能力,或是心智能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或是未能储存材料让心智能力有所作为;他们的困境是可悲的。然而,他们仍旧保有意志,因为只有意志力是不会枯竭的;他们于是用极度激情、例如输赢巨大而必然会令人堕落的财博,来刺激他们的意志。一般而言,人要是无所事事,他一定会选择适合他能力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跑马,搞音乐,玩牌,做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嗜好。我们可以有条理地把这些举分别划归为人体的三大基本能力;然后,纯然就这些能力本身所能给予人的三类可能的乐趣来源(我们都根据自己的专长寻求乐趣),不涉及它们可能完成的一定目标而加以考虑,所得结果简述如下。
第一类是维持和满足“生命力”,诸如从食物、饮料、消化、休息和睡眠所得来的乐趣;世界上在若干种族就以这些作为他们典型的民族『性』的乐趣。第二类是从“体力”得来的乐趣,这些包括步行、跑步、摔跤、跳舞、斗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能活动,有的当做运动,有的成为军事生活或真实战争的一部分。第三类是满足“感受力”或感『性』所得来的乐趣,包括观察、思考、体验、欣赏诗文或音乐、学习新事物、阅读、静修、从事发明、搞哲学等等。有关这些各类乐趣的价值,相对的作用和时间的久暂,可加说明之处很多,我想让读者自己补充。但是大家都晓得,我们所运用的能力愈为高尚,它所给我们的乐趣就愈大;因为乐趣总是涉及我们如何运用能力,而“快乐”就在于“乐趣”不断地重复。在这方面,感『性』所带来的乐趣,无疑会超过其他基本的两类;其他两类在畜生中同样地存在,甚至更为显著;让我们跟其他动物有所区别的就是这独特的感『性』。我们的智力包括感『性』的各种形式,充足的感『性』使我们能享有心智方面的乐趣,即所谓“知『性』的乐趣”;感『性』愈为充分,乐趣就愈大。
一般人感到兴趣的事,只是能刺激自己意志、也就是跟个人利害有关的事。经常去刺激意志,怎么说都不一定是好事;换言之,它牵涉到痛苦。玩牌是各处“高尚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工具,因为涉及的刺激甚小,所造成的痛苦不大而短暂,并非真实而永久。事实上,玩牌只是跟意志搔痒罢了。
在另一方面,智力高超的人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的兴趣;不但如此,这类的举对他是必需的。这可以让他生活于痛苦、十足是神仙安居的境界中。于是我们见到两种景象——一般大众的生涯,全力地为个人的微小利益、为所有不幸,作长期无奈地争斗和努力,一旦这些目的达到、略能返回自我,又为无法忍受的烦闷所包围,这时惟有靠激情的野火才可以使自己再度振作。在另一边,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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