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慧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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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靠激情的野火才可以使自己再度振作。在另一边，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一旦能摆脱俗务，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他所需要的外界的激励，大多源于自然的现象，对人生事物的思考，以及古今中外人的事功，这一切只有这类的优异分子能充分欣赏、理解和同情。只因为有这类的优异分子，那些伟人才真正地生活过，由于这类优异分子，那些伟人看成是伟大；对于那些伟人及其追随者，其他的人只是道德涂说，一知半解。当然，睿智人士的这一特点意味着他比其他人多一层需要，他需要阅读、观察、研究、沉思、练习，总之，他需要不受打扰的空闲时间。伏尔泰说得好，“没有真正需要，就没有真正乐趣”；自然、艺术和文学的不同美丽，这些趣味之所以为那些人欣赏，而跟另一些人无缘，就是因为前者有这些需要。把这些乐趣奉送给无此需要、也不会欣赏的人，好比期望白发苍苍的老朽沉溺于热一般。具有这些天赋的人生活于两个生命之中，一个是自身的生命，一个是睿智的生命；后一生命而且会逐渐被看作真实的生命，前一生命只是当做导致睿智生命的手段而已。其他人则把这肤浅、空虚而充满困难的自下而上自身的生命）当作生命的目的。智者会让睿智的生命获得优待：由于洞察力的知识的不断增长，睿智生命就像缓慢形成的艺术品一样它需要持之有恒、长久的强烈感情、一种愈来愈完整的同一『性』：与这一生命相比，专注于达成自身安乐的生命、纵然范围可以加宽，但决无法深刻化，毕竟只是拙劣的表演：然而，一般人把这类卑下的自下而上当做生命的目的。

　　　　一般日常的生活，如果没有激情的推动，是烦闷、了无生气的；若是由激情推动，不久就变为痛苦。上天赋之以充分智慧、能独处领略其快乐的人，除了执行其意志的命令所要求者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别的天分，让他们可以额外地拥有睿智的生命。仅仅是闲暇，也就是才智需为意志服务，并非就是充分的：那些无需为意志服务的力量必须真正的丰沛，让它能专门从事劳心的活动。反过来说，“无文采的闲暇是一种死亡，是活人被埋。”（塞尼加，epistulae“书文集”，82）根据丰沛的份量的不同，第二种生命——心智的生命，会有无数的发展；它可能只是收集和标记昆虫、鸟、矿物、钱币，或者是文学和哲学上的最高成就。心灵的生活不但能防止烦闷，还能抵御烦闷的诸多恶果；它使我们不结交坏伴侣，远离危险、厄运、损失和奢华，那些把快乐完全置之于外在世界的人将必然遭遇到不幸。举例而言，我研究哲学并未为我带来半块钱，但它让我节省了许多花费。

　　　　一般人把毕生的幸福置之于自身以外，他们把幸福寄托在财产、地位、配偶和孩子、朋友、社团等等，一旦那些身外之物有所丧失或令人失望，他们的幸福基础就被毁了。换言之，这些人的重心不在自己；愿望和幻想每有变动，他们的重心也会变动。如果他有钱，他今天的快乐是乡间的别墅，另一天是买马，或欢宴朋友，或是旅行，总之，一生享尽荣华，理由是他在自身之外寻求乐趣。像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他试图用补品和『药』物来恢复健康，而不想发展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未顾及他失去健康的真正来由。在我们讨论相反的一个类型的人之前，让我们比较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普通型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智质特优，但也超出一般的智商。他可能爱好文艺，或专心留意某门科学——例如生物学，或是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且对这些学科抱有兴趣，当到快乐的外在来源缺乏、或是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能在这些学科抱有兴趣，当到快乐的外在来源缺乏、或是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能在这些学科找到趣味。对于这一类的人，他的重心可说部分在自身之中。但是，对文艺的爱好跟创作的活动很不相同；业余『性』的钻研科学，容易流于表面，无法进入问题的核心。人不可能把这些文艺或学术兴趣当做专业，或是整个生存就以这些活动为中心，而对其他都推动兴趣。只有那些智慧力最高、我们称作“天才”的，能达到那么强烈的程度，会整个地、绝对地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当做主题，用来表达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观念，无论是经由文学或哲学，对人生有所探讨。因此，让这些人能优游自在，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不受有需要的；他们欢迎独处，把闲暇看作至善，其他都不需要，甚至当做负累。

　　　　只有这类的人，他们的重心完全在自身之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这些人很和——不管他们的『性』格多么美好，对于朋友、家人及周围的般人，总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热切和充满兴趣；因为只要他们拥有自己，即使丧失其他的一切，也不无安慰。这就使他们的个『性』趋于孤立，因为其他人的『性』格大不相同，从来不能真正的让他们感到满足，孤立就愈见其效果；而且，因为他们时时感到这种区别，他们就逐渐习惯于在人类中以“怪物”自居，这些人一想到人类，就说是“他们”，不说是“我们”。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上天赋予充分智慧的人，最是快乐；所以主观因素比客观条件，对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客观条件无论是哪种，对我们的作用是间接的，次要的，而且是必须经由主观因素，才得着落——这一真理，鲁西安（lucian）表达最最好：

　　　　心灵的内在财富是真正财富；

　　　　其他一切都可能弊多于利。

　　　　（《警言：12》）

　　　　具有内在财富的人，除了“不受打扰的闲暇”这一消极的礼物之外，并不需要外界的什么帮助，不能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之开花结果，也就是他得以享用自己的财富；总之，他需要在一生中的每天每时，能够保持“真我”。如果他有天分给全人类留下他的独特思想，那么只有一个准绳决定他是否快乐——他能否充分发展他的才智，完成他的作品。其他都不重要。因此，古今的伟大人物，都把不受打忧的闲暇，看作跟自身同样那么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氏伦理》，x。7）说，“快乐存在于闲暇中”；戴奥基尼？赖尔提斯报导，“苏格拉底赞扬闲暇是最公平的财富”。于是，在《尼可马氏伦理》中，亚里士多德下结论说，知天乐命的生活是最快乐的；或者，像他在《政治学》（iv　ll）中所说的，“能够自由运用力量，不管是何种力量，就是快乐”。这也跟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相符合：“生来具有某才华而有意施展的人，最快乐的事就在使用他的才华。”

　　　　但是不受打扰的闲暇，并不是大家都可能拥有的；不，它根本是跟人的一命相抵触，因为一般人的命运是为个人糊口和家庭生计而终其一生；他是贫困、需要奋斗、并非才智驰骋天之骄子。一般人对不受扰的闲暇，不多久就感到烦闷，要是没有设想的或必然的目标，例如各种游戏、消遣和嗜好，把闲暇占据，闲暇立即变成负累。因为这样，闲暇是极可能充满危险的，所谓“人无事可做时，很难保持安静”。在另一方面，超越普通人的那份智慧不但是不自然，而且是反常的。但如果它的确存在，而且具有那份智慧的人能够获得快乐，那人需要的就是别人发现是负担或是危险的“不受扰的闲暇”；没有闲暇，好比飞马神被牢牢地捆绑着全副挽联具，他是不会快乐的。如果不受扰的闲暇和大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都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如此有利，人就能过着高层的生活，不受人生的两大相对的苦源（痛苦和烦闷）所侵扰，一方面不必为自下而上而作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又有能力随闲暇（“闲暇”就是自由存在的本身）。人们要逃避这两重不幸，惟有让它们彼此抵消。

　　　　与上面看法相反的观点，也应该谈论一些。伟大的天份意味着一种『性』质很是敏锐的活动，也就是对每一种痛苦都特别敏感。而且，这种天份含示极为强烈的『性』情，观念范围大而生动，这就使得拥有者在情绪上相应有尽有那么强烈，其超出一般人的程度简直是无从比较的。在这世界上，能导致痛苦的事物，比之能产生快乐的事物，要多得多。天份高使得天份高的人，容易跟他人和他人的所作所为疏远；因为天份愈高的人，所能发现他人的天份就愈少；他人喜欢的各种事物，他都觉得肤浅无趣。到处可以感觉到的“补偿律”，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说来也不无道理，那就是：才智有限的人说到底是最为幸福的，说来也不无道理，那就是：才智有限的人说到底是最为幸福的，虽然他的命运并不值得羡慕。有关这一点，我不想预先影响读者的判断；尤其是苏格拉底就说过两个极为相反的意见：

　　　　才智构成幸福的主要部分。（antigone，1328）

　　　　另一句是：

　　　　最适意的人生在于缺乏才智。（ajax，550）《旧约》的作者们也处于同样的矛盾之中。

　　　　愚人的生命比死亡还不如。（《德训篇》12：12）

　　　　还有——

　　　　智慧愈多，忧伤也愈多；

　　　　增加知识，就是增加忧愁。（《传道书》1：18）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才智狭窄、只是一般天分的人，不觉得在智慧上有什么欠缺，严格的说，尽可以把他叫做“非利士人”——这一用法为德语所特有，它先在德国大学中流行，后来加以引申，获得高一层的意义，原义未变，指一上没有文艺涵养的人。非利士人永远是指被文艺女神缪斯抛弃的人。我喜欢较为高一层的观点，把非利士人用来指“终日孜孜于实务而未能掌握实际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趋于虚悬，一般人不易明白，不适合本着作力求大众化的目的。另一个定义比较容易解释清楚，而且足能令人满意，那就是指出可以分辨非利士人的所有基本特征。这种人可界定为“一个在心智上没有需求的人”。从这里出发，首先谈“有关自身”这一方面，这种人不能享受心灵上的乐趣；前面说过，没有真正需要，就没有真正乐趣。非利士人并非纯然为了睿智而作努力以获得知识和见解，也不是为了领略有关审美的乐趣而去体验生活。如果这类的乐趣合乎时尚，非利士人会勉强自己多予注意，但尽量不让自己感到兴趣。他真正的乐趣是得自感官之类的，他认为这些可补偿他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对于他而言，蚝和香槟是最上级的生存；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有助于身体福祉的宝物，若是其过程稍稍给他一些困难，他就真是快乐无比了。如果生活上的奢侈品拼命地往他身上堆，他终归会感到烦闷的，对付烦闷他就有许多设想出来的办法，诸如跳舞、看戏、应酬、打牌、赌博、跑马、找异『性』、喝酒、旅行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可能让人不厌倦，因为既没有心智上的需要，就没有心智上的乐趣可言。非利士人的特质是枯燥无味而煞有介事，类似动物的那种。没有东西能真正地讨好他、刺激他、使他感到兴趣，因为感官上的乐趣很快就玩到尽头，非利士人的会社不久就变成负累，连玩牌也可能令人厌倦。当然，虚荣的快感还是有的，这种快意可由自己挑选怎样享受，他可以在财富、地位、威势方面觉得自己优越，因为有人给他面子；或者，还能够结交真正有头有脸的人物，分享人家的光彩——做个英国人所谓的“势利鬼”（snob）。

　　　　从刚才谈过的非利士人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在“对待其他人”方面；因为非利士人没有心智上的需求，只有身体上的需求，他会结交能满足他后一需求的朋辈，不会寻找喂类友伴。他对朋友的要求之中最无所谓的是“才智”；如果他遇到有才智的人，他会感到厌恶，甚至痛恨；这纯粹因为除了不舒服的自卑感之外，他还在内心感到连自己也要隐瞒的莫名的妒忌。有时这妒忌更进而转变为私下的怨愤。尽管这样，他从来没想到把自己有价值的思想加以整理，让它符合那些标准；他会继续重视地位、金钱和权势，这些是他眼中惟有的真正的利益；他的愿望是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这一切都起源于他“没有心智上的需求”。所有非利士人的最大痛苦是他们对“理念”没有兴趣，为了逃避烦闷，他们不断地需要“实质”来填补。“实质”或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是充满危险；一旦他们对实质也失去兴趣之时，不免变为疲惫不堪。然而，理念的世界是无垠而平静的，它远离人世的一切忧伤和烦扰。

　　　　在讨论个人的品质如何能增进幸福这方面，我主要是集中在人的身本和智能的部分。有关“德行”直接对幸福的影响，请参看我曾获奖的著作《论道德的基础》第22节。

　　　　

第1卷　第三章　人的所有（ｗhａｔ　ａ　ｍａｎ　ｈａｓ）

　　　　it　is　matural　and　even　inevitable　for　peple　to　love　money　which，like　an　unwearied　proteus，is　always　ready　to　rurn　itself　into　whatever　object　their　wandering　wishes　or　manifold　desires　may　for　the　moment　fix　upon。

　　　　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她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

　　　　幸福研究大师伊壁鸠鲁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三类，他的区分很是真确。首先是自然而必然的需求，例如食和衣，如果不能满足，便会导致痛苦，这类需要很容易得到满足。第二类的需求虽然合乎自然，但并非必要的，例如满足我们的『性』欲。我要补充的是，在戴奥基尼？赖尔提斯的记述中，伊壁鸠鲁并没有说明是满足哪些感官，因此我在这里所叙述的他的主张，比原文更为确定。这些需求比较难于满足。第三类需求既非自然也非必要，这些需求包括奢侈、挥霍、讲究排场和炫耀，这是没完没了的，非常难于满足。

　　　　要使用理『性』把我们对财富的欲求定出界限，纵然可以做到，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或确定的财产数字，能拿来满足每一人人。这数了永远是相对的，只是在他“所求”和他“所得”之间维持一个比例；要衡量一个人的幸福完全依靠他得到什么，而不同时知道他希望得到什么，就好比只知道一个分子式的分子，不知道分母，而想得出它的数值，那样的徒劳无功。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东西并无希求，决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另一人比他多一百倍财物，只要有一件他要的东西没有得到，便会苦不堪言。事实上，在这方面也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地平线，他所期望的只是他觉得可能得到的。在他的地平线之内的一件东西，如果他认为有信心可以得到，他会快乐；其间要是发生阻难，他觉得痛苦。在他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对他没有影响。因此，富人的巨大财富不会使穷人激动；倒过来说，富者如果希望破灭，他的既有财产不能让他得到安慰。我们可以说，财富好比海水：你愈喝得多，你愈口渴；名声也是一样。损失财富让人悲痛，但随后会恢复以前的心态；理由是，命运让他的财富减少，他的权利要求也随之减少。但当不幸降临之际，要我们减少对权利的要求，是最为痛苦的；我们一旦接受现实，痛苦逐渐减少到后来不再感到痛苦；像一个痊愈的老伤口。反之，幸运到临，我们对权利的要求愈来愈高，没有制约。这种扩展完毕，这欣喜也就停止：人们习惯于增加要求，因而对于眼前能够满足自己的财富量感到淡漠。《奥得赛》之中有一段文字说明这情况，我现在引录最后两行：

　　　　世间之人的想法和感受，

　　　　宛如众生之父所赐予的日子。

　　　　当我们无力啬财富，而不断的需求如是之多，而我们的整个生存都离不开这些需求，这就怪不得“财富”所得到的尊崇，超出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了；把赚钱看做是人世生惟一的目的，叫不赚钱的事物都让路或扔掉——例如哲学被哲学家抛弃，我们就不必惊讶。人们做发财梦，或是太爱财，往往受到责备；但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远不疲乏的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想要什么，她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其他任何东西只能满足“一项”希求，“一项”需要：食物只能充饥，酒需要有酒量的去欣赏，『药』物只能治病，裘皮只能冬天穿，爱情宜于青年，等等。这些东西只是相对的美好。金钱是绝对的美好，因为她不仅能实际地满足某一特殊需要，她还能抽象地满足一切的需要。

　　　　若有一笔足以自给的钱财，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对搞祸害和不幸的屏障；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做能够让我们在这世界寻欢作乐的冯证，或是认为有钱就那么花用。本非生于富豪之家，只是冯自己的才智而成为有钱人，几乎都会认为自己的才智就是永久资本，自己所赚的钱只是冯本金得来的得润；他们不把收入拨开一部分作为永久资本，赚多少就花多少。这样下去，他们大多陷入贫困：他们收和减少，或者根本不再有收入，他们或是因为江郎才心——艺术界就往往如此，或是时过境迁，无以旋展才华。靠手艺和气力谋生的人也可能那么花钱；可因为他们的谋生能力不容易消失，而且能由同工们弥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本事大受欢迎，正应验了一句俗话，“入行得当，如得金矿”。但对于艺术家和各种专业人员来说，情形就不同，这也是他们待遇好的理由。他们应该从收入中建立一笔本金；但是他们冒失地把收入看做利润，结果是走上绝路。在另一方面，继承财产的人至少能分辨本金和利润，他们大多数会千方百计把本金保住，不动用它；如果可能，他们还会最少留下八分之一的利润，当做紧急开支。因此，他们大多数能维持其地位。这些讨论本金和利润的话，并不适用于商界，因为商人把钱看做是赚钱的多多益善的手段，好像工人对待工具一般；即使本金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他们是利用本金来保持和增加本金。这样看来，财富之在商界好似鱼在水中。

　　　　人们一般的发现是，经历过贫困的人比较不贫困，因而比之那些生于富贵人家、对穷苦无亲身经验的人，容易趋于挥霍奢侈。自小环境美好的人，一般都对未来谨慎小心，比那些突然暴富的人，较为节俭。这似乎是说，贫穷从远处看来，并不是那么可怕。真正的理由却是，生来就有钱的人，已经把钱等同空气，没有它不能过活；他牢牢地看着钱。像保证生命一样；这种人通常都喜爱秩序，为人谨慎而节俭。生下来环境不好的人，把分困不当一回事，如果靠什么机会发了财，他会把它看做身外之物，钱就是花的，花得开心就值得，因为就是把钱花光了，他可以像过去一样过活，还少了一桩麻烦；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下）》（第一幕四景）有这样的话：

　　　　这句俗话一定可获得印证

　　　　“乞丐骑马、马不累死不下马。”

　　　　我们应该说，这类的人具有一种坚强的信心，一部分是对于命运，一部分是对于自己的特别手腕，这两者已经使他们脱贫，他们对这两者的信心不仅是出一头脑，而且是来自肺腑；因此，他们不像生来有钱的人，他们不把贫困的浅滩看做是无底的，他们总是这样告慰自己，一旦脚踩到水底，可以再往上游艺机起。人『性』中的这一特征能解释为什么婚前贫困的女子常较有丰厚的妆　的『妇』人有更多的一大笔钱，而且比婚前无钱的女『性』，对于保住财产更为热心，也更有得自遗传的本能。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认为情形正好相反，他的观点可以亚里奥斯图（ariosto）的讽刺第一首之中找到根据；在另一方面，约翰孙博士同意我的看法（见包斯威尔《约翰孙传》67岁部可供支配的女子，对花钱有兴趣，极为浪费，无论如何，跟贫家女子结婚的人，该听取我的劝告，不要把本金交到她手中，只给她利息，更宜小心的是，不要让孩子们应得的财产，由她掌管。

　　　　我奉劝大家对于所赚来或是继承的钱财，应该小心保存的这一话题，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人在一生开始之际，若有一笔钱能让自己独立，也就是无需工作而能生活舒适（即使是足够个人而非全家足够），其益处是无法过分估计的；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在这样好运的照顾之下的人，才是生下来自由的，才可名正言顺地说，我是自己的时间和权力的主人，能够每天早上说，“今天是我自己的。”基于同一理由，我们可以说，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