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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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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短诗均发表于《语丝》周刊，后一首发表于《狂飚》周刊）等抒发一种狂飚突发式的感情，多少显示了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浪潮的某些侧影。一九二九年写成的五幕诗剧《风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语言的芜杂散冗和表现手法的空幻不实，以及《风火山》里反现实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绘，使作品受到损害。以上这些作者，有的后来改从其他专业，有的则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第二节：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而外，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创作活动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社团。
《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注：《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它曾设“随感录”、“闲话”等栏，针对时弊，登载大量杂感，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对于这些文体的倡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而有“语丝派”之称。被称为这派“主将”的鲁迅，除在周刊上发表过《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外，还写了后来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的许多杂感以及散文诗《野草》。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语丝》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的战斗特色。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驱溥仪出宫而跟“遗老遗少”们进行的斗争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杀的斗争中，《语丝》一直站在进步阵营方面。以鲁迅为首的钱玄同等社员以及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等社外进步作家均曾撰文，参加对反动势力的讨伐，配合了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揭露《现代评论》经济上受军阀政府津贴、政治上取媚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方面，《语丝》的袭击尤为猛烈。正是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种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语丝社成员一部分发表在早年的《晨报副刊》和稍后的《京报副刊》上的文字，风格也大都与此相近。即如孙伏园的散文《南行杂记》、《长安道上》等篇，名为游记，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记叙中夹着议论，对腐败污浊的社会现象多所抨击，极少山水景物的单纯描写。语丝社这种注重社会批评的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苦雨”、“怀旧”、“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娴熟而意味消沉。《过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话诗，较多表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发表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总倾向亦如作者自述：“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过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难烈士的血并没有真正激发起周作人的正义感，和鲁迅的不满于请愿而要求更猛烈的斗争不同，他只得出了爱国群众乃“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的污蔑性结论（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语丝》第72期）。“四一二”以后，周作人变本加厉地追求闲适，迷恋骸骨，弄骨董，选“笑话”，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提倡“闭户读书”的哲学，以与左翼文艺阵营相对抗；引朋结帮，制造了大批消磨读者战斗锐气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从‘语丝派“右翼而终于在抗战爆发后甘心附逆、堕落为民放罪人，正是他坚持背离人民的反动立场的结果。
《语丝》刊登小说不多，间或在这上面发表短篇的有冯文炳、许钦文等。冯文炳（废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于《努力》周报，而从发表于《语丝》的《竹林的故事》起，始显出特色。其作品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不小说，实近散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未名社，曾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培养之下，出现过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发表于《莽原》、《未名》等刊物上，成集后分别收入鲁迅所编的《乌合从书》与《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中。
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主要作者。收入《地之子》中的十四篇小说，“从民间取材”，以朴实而略带粗犷的笔触描出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图画。这里有因全家惨遭兵祸、发疯致死的老妇（《新坟》），有“冲喜”后即守寡、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村姑（《烛焰》），有为饥荒所逼、忍痛典卖亲人的尘世惨剧（《蚯蚓们》），有被富豪霸妻、自身又复入狱的人间不平（《负伤者》），也还有在绝境中挣扎、以至铤而走险的人物（如《红灯》）。这些对当时农村现实作了素描式反映的作品，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富有生活实感。尤其是《天二哥》、《拜堂》等篇，乡土风习，掩映如画。“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正是《地之子》这部短篇集最为可贵的地方。台静农台来还有短篇集《建塔者》（一九二八年作），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表现了如《建塔者》一篇中所提示的：“我们的塔的建成，是需要血作基础的”这一战斗的主题。这是作者政治上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较之以前诸作反显苍白。作者早年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莽原》上的《铁栅之外》、《梦的记言》，抒写了“五卅”之后北方学生运动的或一侧面，文字简洁可取。此外，未名社作家中从事创作的还有李霁野。他的《嫩黄瓜》、《微笑的脸面》等篇（均收入短篇集《影》中），或则通过知识青年的爱情失意以抒写哀愁，或则追忆出征军人的临别微笑以表示反战，落笔谨严，感情“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对李霁野作品的一个确切的评价。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虽然因缺少提炼而比较拖沓，但仍塑造出了几个真实可信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浅草》、《沉钟》上也有正面接触社会现实的作品，陈炜谟写的《狼筅将军》、《烽火嘹唳》曲折地反映了军阀战乱下蜀中人民的苦难，高世华写的《沉自己的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船民起而抗争、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的壮烈图景，“齐向死里去求活”——英勇而仍不免悲凉。
冯至是浅草——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收进《昨日之歌》中的诗，基本主题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也间有对贫苦者表示同情的篇什（如《晚报》）。语言于整饬中保持自然，感情细腻真挚，但大多蒙染着一层“如梦如烟”的哀愁，读来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惘的情调。如《我是一条小河》的第一段：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的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感情那么真挚，偏又出于无心。愈是无心愈见真挚。而这也正是诗人冯至苦恼的由来。这种感情还见于《蚕马》一诗三个起段里反复吟唱了的两句话：“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何等热烈！但又何等冷漠！深刻的构思使诗人逮住了这个意境，但这又不是单凭艺术构思能够达到的，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切的语言。他歌唱的是个人的苦闷，客观上也是时代的苦闷，不必“问我‘你是谁？’”在另一意义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五四”以后已经觉醒而尚未能突破个人生活圈子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感情。作为冯至的特点则是感受的深切和表现的浓烈。诗人曾说他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而这条无言的长蛇实际上并不冰冷，它“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着那茂密的草原”，甚而至于：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尽管冯至诗作中低徊孤寂的情绪较浓，而这些地方，则又和《狂风中》期待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着天河水，另洗出一种光明”一样，流露出诗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企求。收在同一集子里的《吹箫人》、《帷幔》等，以叙事诗的形式，抒述几个来自传说的爱情悲剧，借此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曲折地歌唱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到了初步接触社会实际后所写的《北游及其他》集中的诗，就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这里有“游行地狱”时所得的掠影（如《哈尔滨》），有对“罪恶比当年的Pompeji（注：Pompeji（庞贝），古罗马名城，它有很高的文化，但人们生活极端奢侈淫佚。公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其遗址到十八世纪才被发掘出来。）还深”的腐烂社会的诅咒（《Pompeji》），也有对“西伯利亚大陆”“勇敢的实践”所作的赞美（《中秋》）。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已比先前阔大，但他使用的不是战鼓和喇叭，仍然是那支幽婉动人的笛子。他的诗作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而这些也正是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原因。
沉钟社在戏剧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后来写过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四幕爱情悲剧《来客》，也渗透着感伤情绪。但稍后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庆满月》则在喜庆的命题下写出旧家庭争夺财产所造成的一幕惨剧，气氛阴森，刻画深入。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出色。如果说浅草——沉钟社一部分成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温主义，杨晦的独幕剧却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五四”以后恋爱婚姻题材曾风行一时，这和青年男女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有关。但末流所趋，歌咏爱情成为滥调，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义。一九二二年由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冯雪峰（1903—1976）、汪静之四人成立于杭州的湖畔诗社，是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伙。他们曾先后出了《湖畔》、《春的歌集》两部合集，汪静之还写有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大多是行数不多、专咏爱情或写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注：应修人：《悔煞》）；或是“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注：冯雪峰：《杨柳》）。汪静之的诗《伊底眼》、《过伊家门外》、《别情》等（均收入《蕙的风》），以坦率地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心理而显示其特色，其中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个人享乐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况下一变而为消极颓废的，到了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寂寞的国》，诗歌的思想内容便有了很大变化。那里充满世纪末的因个人目的不能达到而产生的对人世的憎恨。作者的人生观是：“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注：《寂寞的国·时间是一把剪刀》）这自然只会对读者产生消极作用。能够在爱情和大自然的歌唱中带出一点激愤之音的，是应修人的有些作品，如《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江之波涛》、《黄浦江边》。但真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窄的个人悲欢圈子的，却是潘漠华（潘训）。他虽然一面写着被人称为“最是凄苦”的《夜歌》等爱情诗，却也同时在小说《乡心》、《人间》、《晚上》（注：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收入《雨点集》）和诗作《轿夫》中，真实地描绘了“五四”前后农业经济日益萧条的画幅，怀着深挚的同情写出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感人地塑造了阿贵、火叱司等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以《新月》月刊的创刊为标志）则趋于没落反动，不过具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又很不相同。
闻一多（1899—1946）是新月社所编刊物《晨报副刊·诗刊》中的积极活动者和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出身于湖北浠水的“世家望族，书香六第”，幼年即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一九一三年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清华学校所受的九年美式教育，在美国三年研习绘画、文学、戏剧的生活，使他深受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济慈与李义山，立志作“艺术的忠臣”。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诗集《红烛》，就有对死于幻美的追求者的歌颂（《李白之死》），玩赏剑匣而致“昏死在它的光彩里”的愿望（《剑匣》），以及对色彩的甚于一切的赞美（《色彩》）；这些都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浓丽的风格。但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并不是单一的。正象他在给友人信中所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国外所受的民族歧视，国内军阀的罪恶统治，都激起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家书中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注：分别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17页和第69页）诗人把自己这种感情比喻为“没有爆发的火山”（注：给臧克家的信，见《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54页）。但实际上，这股火早已在他不少诗歌中迸射而出。《孤雁》对“喝醉了弱者底鲜血”然后成为世界“鸷悍的霸王”的美国侵略势力作了揭露；《忆菊》对“祖国底花”和“如花的祖国”热情地加以赞美；《太阳吟》中，诗人由于对祖国的热切思念，竟产生出如此神奇瑰丽的想象：
太阳呵——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这种热爱祖国的“火”，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死水》集中，燃烧得更为旺盛。除了语言的凝炼和格律的整饬以外，《死水》的内容也更充实。《祈祷》、《一句话》响亮着民族的庄严声音。《洗衣歌》正气凛然地斥责了充塞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铜臭血腥。长期以来民族的屈辱和悲愤，使诗人预感到沉默中正在蓄积着的伟大力量：“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诗人对祖国命运、民族前途如此充满深情，他坚信：一旦“火山忍不住了缄默”，就会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抖，伸舌头，顿脚”。然而，期望愈深，失望也愈痛苦，当诗人踏上多年怀念的祖国大地时，他无比沉痛地写下这首《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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