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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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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一九三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这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从青年学生探索革命的热诚中感受到东方革命浪潮的澎湃。尽管他并未充分理解这一切，而且对于革命抱着旁观的态度，但却推动他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并在所写的童话《小坡的生日》中表达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回国以后，在济南教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社会动乱不宁，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又促使老舍对于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一思索和探求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这部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据老舍自己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注：《我怎样写〈大明湖〉》）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沪战炮火，未能和读者见面。一九三二年所写的《猫城记》，本是作家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的（注：《我怎样写〈猫城记〉》），却显露了不少问题；小说对于黑暗现实固然比之早期作品有较多的批判，同时却严重歪曲人民革命运动，并错误地嘲笑了革命者。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老舍对于政治采取旁观以至厌恶、嘲弄的态度，对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认识；尽管他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抱有怀疑。他在作品中曾经多次流露过对于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错误认识；而《猫城记》则是集中地暴露出这一点。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九三四年的《离婚》，透过在反动政府任职的一群公务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间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后半部还侧面地揭示了特务制度的罪恶。老舍立意使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但这些部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对于书内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倾轧等等，虽然讽刺得不够有力，却在含泪的微笑中作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效用。这是一部有较多现实内容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显示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一九三二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从这时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写的，大多辑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如《热包子》、《爱的小鬼》等；不久就陆续写出含意严肃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杂院内贫民痛苦生活的画面；《牺牲》揭露了一个留美回国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月牙儿》写下母女两代受生活逼迫，堕为暗娼的悲惨遭遇；《上任》描绘上匪头子当了保卫地方治安的稽察长，继续和各路土匪来往的罪恶勾当：从不同的角度鞭挞社会恶势力，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黑白李》和《月牙儿》还摄下革命者的侧影，寥寥几笔，却也点染出他们正直的品质。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长篇，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展。此外，象《马裤先生》、《善人》，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市侩和伪善者的丑态，发挥了讽刺的力量；《老字号》、《断魂枪》着力于人物内心的刻划和生活氛围的渲染，从中闪现出时代变动的投影，和原先一些辞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又都显示了老舍不同的艺术手腕和成就。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在辑集《樱海集》时，说明他的短篇小说风格上的变化“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随着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他的作品的风格和内容确实是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老舍先后发表长篇《骆驼祥子》和中篇《我这一辈子》；前者以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北京贫民生活。《骆驼祥子》是他的优秀代表作，而且标志了老舍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所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小说还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种努力。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目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既然“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末，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盲目的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正象作品中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处“。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注：《骆驼祥子》在解放后重印时，删去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在深切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整部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尽管这种提法还比较模湖，也没有在作品中进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可以看出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贵的进展。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惨酷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和祥子的生活发生严重纠缠的人物是虎妞。这是一个大胆泼辣、多少有点变态心理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是刘四的女儿，长期代表她父亲和车夫打交道，她的性格中带有许多可厌的剥消者的特点；但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况下和刘四决裂。祥子并不爱她，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成了祥子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新的打击。作品关于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关于她和祥子之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说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过，作品关于她的那种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这一方面给予祥子的磨难作了许多渲染，对这一悲剧的社会意义不免有所冲淡。
全书充满了北京地区的生活风光，不少描写点染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北京风俗画和世态画。但作品关于时代背景的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重大变化缺少联系。故事的结局低沉，弥漫着一种阴郁绝望的气氛。据老舍自己回忆，作品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8月初版）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悲惨气氛，加强了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认识了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和个人奋斗的无能为力以后，还未找到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他用一种朴素的叙述笔调，生动的北京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和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写实手法的运用和语言的凝炼上，都取得了成功。《骆驼祥子》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小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担任重要职务。民族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重庆，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老舍为扩大和巩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说过：“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旧形式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写成的长诗《剑北篇》。当时，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先后作有《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剧作多种。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以鼓舞人们战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讽刺一些人的性格弱点；人物面貌一般相当清晰，对话也机智生动，但主题思想发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戏剧冲突也不够鲜明集中。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写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家远离被敌人占领的故土，怀着很深的乡思展开这样的渲染，在回忆里复活起来的这些画面，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单纯歌颂民族气节，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没有经历小说所描绘的实际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老舍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斗争与民主运动，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对于革命的那种怀疑保留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却是色彩明朗，调子也并不低沉。显示出他的思想和创作新的进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幽默风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他一向注意写得通俗易懂，后来又努力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别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骆驼祥子》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
第三节：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原籍湖北潜江。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有很大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剧作家。一九三四年发表四幕剧《雷雨》，一九三六年又写成《日出》，这两个剧本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腐烂与罪恶。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死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四幕剧《雷雨》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的客厅，鲁家的住房）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它写的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周家，同时又写了直接受到掠夺和侮辱的鲁家。《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有的死，有的逃，有的变成了疯子。剧本的这种强烈的悲剧性不只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他们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而且引导观众和读者不得不追溯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这正是《雷雨》这一名剧深刻的思想意义之所在。剧中的人物不多，但作家对主要人物形象都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他的作为社会人的丰富内容，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鲁贵是一个不识羞耻、趋炎附势的奴才，在他和周朴园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所投射的憎恨是极为鲜明的。性格更为复杂和矛盾的一个人物是繁漪，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显示了曹禺优异的艺术才能。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家曾说：“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注：《〈雷雨〉序》）。作者用力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作家曾说：“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乘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注：《〈雷雨〉序》）强调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同情象繁漪这样人物的内心苦闷，当然都是应该的，但说她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她的心灵是美丽的，则表现了作家在着重控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摧残和损害的同时，对这些人自身的弱点缺乏批判，并且给予了过多的同情。对繁漪是如此，对周萍也是如此，象周萍这样一个具有苍白空虚的懦弱性格、一切都打着他那个家庭出身的烙印的人，作者在他的结局的处理上，显然表现了不应有的同情。周冲的年纪尚小，他生活在飘渺的憧憬和梦幻里，对现实缺乏深切的理解。这个年青人最后的惨死，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愿望的对立，同时还暴露了这个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除了精神上、物质上都依附于周家的鲁贵以外，鲁家其余的三个人物都是属于社会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妈和自己的女儿四凤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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