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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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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双十”解》中的讽刺批判，恰恰与《战声》集中题材相似的《人类进化的驿程》成为鲜明的对照，反映作者对国民党统治认识的发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则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些诗歌在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参加过《新诗歌》编辑工作的田间，很年轻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他坚持忠于现实、富于热情、勇于创新的作风，经历了诗歌风格和形式的明显发展，于抗战的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
田间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早年在农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后参加左联。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作者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可以看出他当时追求大众化，学习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数诗句比较晦涩欧化。但不论内容或语言上如何存在差异，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发于现实，有所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样写诗的（代序）》中写的：“没有诳语，诚实的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这是对他早年诗歌特点的确切的自评。
写于抗战前的集子还有《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中国牧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诗集的情绪比《未明集》强烈，反映生活也较为充实。作者热爱农村，呼喊着“田野，我底母亲”（注：《中国牧歌·唱给田野》），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但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诗歌发出了激昂的呼声，号召斗争：“在中国，养育吧，斗争的火焰”（注：《中国牧歌·走向中国田野的歌》），“射击吧，东北的民众呵”（注：《中国牧歌·松花江》）。这些诗歌的句子是“燃烧”、“粗野”、“愤怒”的（注：《中国牧歌·诗，我的诗呵（跋语）》），充满了对苦难的抗议和反侵略斗争的激愤。作于一九三六年夏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共分三部：《饥饿》、《扬子江上》、《去》，它以高昂的情绪，激动的语言，揭露和控诉着农村中的不平：农民的饥饿，母亲的哭泣，地主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著杀……。长诗以扬子江象征祖国和人民，呼吁它觉醒，号召它战斗，并相信“人民的春天”将“踏着战斗的路回来”。长诗写作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日益高涨之际，民族的愤怒，阶级的仇恨，都在诗中有所体现。通过对“农民军队”的歌颂，并“寄托着对红军的希望”（注：《家》，1962年第4期《安徽文学》）。
和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者一样，田间通过这两部诗集，把自己的深厚感情呈献给祖国的农村、原野，关切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这两部诗集也反映了作者更善于表现的是激昂高亢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但在当时还缺少凝炼成熟的形象。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在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了：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不多的诗行，就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意境深远的画面，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战士枪刺上闪亮的寒光。它用形象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着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民心底的仇恨。这个骑着战马、挂着敌头，胜利归来的义勇军，既是现实战斗中的英雄形象，又是人民内心希望的象征，给了读者有力的鼓舞。田间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很大一部分编入重要的诗集《给战斗者》，它们充分体现了作者投身实际斗争后取得的新收获和诗风上的新发展。
《给战斗者》共分六辑，包括抒情诗、街头诗、小叙事诗等多种体式。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鼓动性强、被称为街头诗的短诗。如《给饲养员》：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呱呱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后来闻一多谈论田间的诗作时，曾以本诗集内的街头诗《多一些》等为例，肯定作者是抗战“时代的鼓手”，并指出他诗歌中具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欲”，“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1948年开明书店版）。这不仅是田间街头诗的特点，也是作者整个诗集的特点。
作者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将自己的诗笔紧密地配合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从诗集中可以看到，对于战争的责任感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而深入实际斗争的自觉性，又加深了他对斗争的了解和热爱。诗集中洋溢着胜利的、鼓舞人的激情，唱出了“中国的春天是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号召着全人类”（注：《给战斗者·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这样乐观的基调。写于一九三七年底的长诗《给战斗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好诗。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召唤”，“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召，一同行进，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它以朴实有力的诗句叙述祖国受侵略欺凌的命运，歌颂人民奋起抗战，号召人们“在斗争中胜利或者死”，指出“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长诗表现了田间诗歌的重要优点：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爱。如诗中一段：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的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底
芬芳。
这是一首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饱满情绪的好诗，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诗集比抗战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在它抒写了更为具体的战斗的劳苦者的形象，他们离开村庄，去战斗，去“播种人类的新生”（注：《给战斗者·土地》），“从顽强的脸孔上，浮涌着战斗的欢喜，战斗的红笑，——因为她啊，也流了血为着祖国”（注：《给战斗者·荣誉战士》）。特别是写于一九三九年的《曲阳营》等多首小叙事诗，从各个方面写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士、群众的形象，他们新的战斗生活和新的思想面貌，写了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发展。诗作大多能表现出劳动人民朴素而可敬的思想和战斗要求。这种新的人物和题材，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虽非初见，但作者如此热情、如此不倦地讴歌，突出地反映了他在实践新的创作方向上的努力。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的人物，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注：《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声音。他在战时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即曾写道：“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自然地反映着热烈兴奋的情绪，充满着战斗的希望和信心；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的痛苦，以至汉奸的无耻，所以诗作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等都是较感人的作品。前方的实际斗争生活，还给他的诗作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真切地表露着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抱负。在不少诗作中，他对自己，也对青年战友们，提出了热诚的勉励。他在《别潢川》中写道：“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其它如《换上了戒装》、《为斗争我们分手》、《匕首颂》、《祖国叫我们这样》等，都表现了这种战斗的意气。这些诗集，具有作者一贯的创作特点，如比较注意诗歌的形象等，同时也如抗战初期不少诗歌那样，由于形势发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时未能从容锤炼。作者以后曾严格地、详细地谈到这些诗歌存在着深入生活和艺术琢磨两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但应该说，它们虽不象作者前期诗歌那样精细、凝炼，却也别有长处，大体上比较奔放流畅，富于抒唱的意味，语言也较朴素。
《淮上吟》包括长诗两首，纪录下作者一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生活，艺术上较为精炼。
作者自己比较重视的是稍后的诗集《泥土的歌》和长诗《古树的花朵》等。《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共五十二首，作者日后曾称它“是我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注：《泥土的歌·当中隔一段战争》）。还曾写道：“我就在这样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大自然的景色中，长成的一个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这些诗歌不同于上述诗集，而与前期《烙印》等集诗作相似，抒写的是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命运。由于作者的笔触回到他最熟悉、热爱的题材中，诗句大多具有生动的形象，感情也较真挚、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倾诉了对农民深切的爱。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确表现了比较古旧的感情，作者在《诗句》中虽然提到“有愁苦，有悲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诗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还是比较模糊的期望，对农民的歌颂，也较多停留在传统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时代中应该变化了的东西上，如近乎无抵抗的“牺牲”，沉默被动的命运等。正象作者在《海》中写的：“我爱那红的心，黑的脸，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喜欢。”它们缺少在当时激烈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性格。作者本人后来曾几次谈到这个局限，指出“那种忧伤的情感，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相去又多么远哪……”（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见《文艺生活选集》之四《创作经验》，智源书局1949年11月版）。《古树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五千行长诗，如《序》所说，诗中的主人公范筑先是诗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这是在山东省坚决抗日的军人，长诗歌颂了他组织群众、团结抗日部队、坚持战斗、最后牺牲的史实。诗歌感情庄严深切，格式比较自由。但长诗创作，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特点，未在长诗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创作的还有《向祖国》集，收叙事长诗六首，其得失也同《古树的花朵》相似。
抗战期间，何其芳从事诗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创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发展。
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念中或梦中。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现实。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四——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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