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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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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性格：严重的利己主义、爱好虚荣和不明大义，使她无法抵制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卖命效劳的走卒。由于她在特务系统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挤，还遭到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她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多少保留着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无处可以申诉。这部作品是赵惠明的一束日记，作者采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日记体裁。充分发挥了善于深刻细腻地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特长。作品在特定的处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赵惠明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越惠明受骗、犯罪而又不甘于堕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讼、自嘲、自辩护”，以及在觉醒自新过程中所经历的决裂、斗争，写得细腻真切，深深地感染打动着读者，激发着人们对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残青年的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务统治阴森恐怖的内幕。作品写赵惠明的内心活动，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尽可能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围绕这些事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动中。这部作品虽然因为日记体的限制，不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保留着茅盾小说中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选材富于时代性和社会性的特色。作品中汪蒋合流反共卖国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两个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众多的矛盾，它们通过赵惠明的观感生动地展现出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赵惠明内心矛盾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划胶结在一起，作品对典型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例如“以皖南事变”为中心，揭示了国民党勾结汪伪、卖国投敌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赵惠明所说，“在这个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撺人上楼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法门，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这里，有对付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种种卑劣手段，也有特务内部五花八门的勾心斗角的会俩。“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特务象粪坑里的“金头苍蝇，终天嗡嗡的，没头没脑乱撞”，各处都在大规模“检举”，被“检举”的人，“光是一个市，一下就是两百多”。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就是要把这作为与汪伪勾结、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进见礼。作品中写汪伪特务在蒋管区自由出入，“工作顺利”，陈胖、周经理等国民党政客在“义愤填胸的高唱爱国”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伪特务密谋实现“分久必合”的卖国阴谋。书中许多描写正是这一卖国阴谋的形象的再现。
《腐蚀》的现实主义成就，不仅表现在作品通过赵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划，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特条统治的政治黑暗，而且还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真实地揭示了赵惠明逐步觉醒、走向自新之路的过程。按照这部作品原来的“结构计划”，只准备写到小昭被害就结束的。但当作品边写边发表时，许多读者却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读者的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赵惠明这一艺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动力量：当赵惠明的性格在作者笔下逐渐鲜明，和它周围的生活环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在形象和形象之间逐渐有了基本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她的性格便产生出一种活跃的力量，要求作者按照她的性格发展的生动逻辑写了去。越惠明在奉命对她过去的爱人小昭进行劝降时，本来已经对“狐鬼满路”的特务统治产生了不满和憎恨，她正为摆脱这种生活而苦苦挣扎着。在这个时候，小昭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革命者K和萍对小昭的营救活动和对她的帮助，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于绝望中产生了希望，而小照的死更促使她对那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由憎恶而至于决裂。这样，便有了赵惠明在小昭被害后终于决心充暗投明，救出了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的情节。人物结局的这种处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赵惠明的觉醒和自新反映了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反动腐朽，这样写有利于特务组织的分化和瓦解，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战斗的意义。
《腐蚀》通过特定环境中赵惠明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抗战以后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刻观察和认识。这部小说是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独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也占着仅次于《子夜》的显著地位。
茅盾本时期在写作《腐蚀》的前后，还创作了《第一阶段的故事》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两部长篇。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题材，从各个角度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陷落这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剧烈、复杂的变化，表现了各阶层人民对这场战事的不同态度；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以及由此而来的抗战中的种种黑暗现象，正确地揭示了上海失陷的原因。但作品未能对生活作深入的发掘，结构散漫，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突出。后者是以“五四”前夕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多卷集长篇的第一部。小说的中心情节是，在江南河水猛涨的雨季，惠利轮船公司的轮船在航行中使河水溢出两岸，严重地损害了农田，遭到两岸地主和农民群众的反对。围绕这个事件，作品在真实描绘“五四”前夕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风习、世态人情的背景上，展开了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地主阶级顽固派赵守义和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青年地主钱良材等三种势力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矛盾的解决是以恶势力的相互妥协，改良主张的碰壁和农民的无辜受害为结局的。作品善于用细腻多彩的笔墨来渲染气氛，刻划人物心理，且多用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对比来突现人物，展开艺术画幅。众多的人物中，婉姑与钱良材两个人物写得最为鲜明生动。可惜作品在完成第一部以后，没有继续写下去。
上面叙及的茅盾、张天翼等作家，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高压下，发扬了“五四”“左联”以来文学的战斗传统，坚持暴露国统区的政治黑暗，写出了一些艺术性强又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在憎恶、不满现实黑暗的同时，由于生活范围和政治视野的限制，题材的选择、处理和艺术个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创作面貌。有的从现实中选材、立意，对战时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剖析、鞭挞，但尚未能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推行的方针政策的反动实质上对现实黑暗进行揭露；有的则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写了一些过去的经历回忆或平凡的生活琐事，但也再现了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并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的苦闷、不满和呻吟，从中透露出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氛。
在三十年代曾经积极从事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并写过大量短篇小说的作家靳以（1909—1959），这个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写的短篇大多收在《洪流》、《遥远的城》、《众神》、《生存》等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说与上一时期大多写男女生活和爱情题材不同，这时期着重在揭露现实的黑暗，并且在艺术上注意探索多种表现手法。《乱离》一篇于朴素、细腻的描绘中流露出作者的激情，通过一对积极从事抗战工作，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青年男女的遭遇，对不民主的政治环境进地了控诉。《众神》以浪漫主义手法，借一个百万富翁死后灵魂在天堂与众神会晤的场面，揭露了抗战中官僚资本家囤积居奇、武装走私、荒淫无耻等罪恶行径。《晚宴》借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筵席上的话，对抗战中形形色色的“蛀虫”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指斥。但这一类作品的揭露较为浅露，运用夸张的手法有时也使人感到不够真实。靳以的另一篇小说《生存》却是艺术感染力较强的短篇。这篇作品充满着作者对现实憎恶的感情，又有着丰富的生活实感。它写一个从事美术工作的教授，在极端清寒困苦的境遇中不愿同流合污、始终忠于艺术的正直品格。这位教授不愿为了解除生活困境而出卖自己的名画《母亲的肖像》，他为自己的儿子画像时“用尽残余的生命力画孩子的饥饿”，画孩子瞪着桌上面包的眼光——那“饥饿的光，饥饿的火……”，他要给画中的孩子以“生命”，“要他在全人类面前控诉”：这些典型情节的提炼具有鲜明的艺术表现力，加以抒情议论的笔调运用得适当，因而颇能动人心弦。靳以本时期还写过一部八十万字的长篇《前夕》，作品以日帝侵入中国后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大家庭众多成员不同的经历遭遇，反映了抗战爆发前三年内动荡的社会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朝气蓬勃、在救亡运动中迅速成长的女青年黄静玲，以及她的虽然思想偏于保守后来却保持了民族气节的父亲黄俭之等人，代表了生活的积极力量；而在唯心论哲学严重影响下的个人主义者静纯，和抱着游戏人间的享乐观念的静珠，则代表着时代的落伍者。这部作品以巨大的篇幅留下了时代的面貌，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但缺少经过精心构思而提炼的典型情节，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没有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比较浮面，艺术上缺乏感染力量。
骆宾基在战前写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和抗战爆发之初写的报告文学《东战场别动队》，曾以迅速反映抗日武装斗争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他写了收在《北望园的春天》集中的大部分小说和长篇《混沌》（《姜步畏家史》第一部）等作品。这些小说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映虽然不够全面，但却显露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其中《北望园的春天》是最能代表作者艺术风格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品以战时后方的桂林为背景，写了一群蛰居在北望园的各色知识分子的庸俗、孤寂的生活，展示了他们的晦暗、颓唐的心境。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绅士风度十足却对妻子怀着畏惧心理、背地里又以对妇女评头品足为乐趣的政论家，有自卑而又自尊，终日沉湎在无法实现的艺术构思中的画家，有安于家庭的琐碎事务、对丈夫“顺从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质”的少妇，……透过这些知识分子生活琐事的描写，作者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向读者打开人物心灵的窗扉，揭示出他们在特定处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使人从中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沉重的时代气氛。与这种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在短篇《乡亲——康天刚》中对一个执着地追求美好理想的农民倔强性格的描写。故事发生在清代初年。小说的主人公康天刚远离故乡，从山东渡海经海参威到关外，历时二十年踏遍千山万岭寻访人参，终于在临死时达到了目的，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作品在离奇的情节中仍然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关东林海雪原雄浑瑰丽的景色，与人物的富于传奇性的经历、豪放倔强的性格特色融合在一起，具有动人的力量。《一九四四年的事件》一篇写一个小公务员由于生活逼迫沦为盗贼终于被判死刑的悲惨遭遇，对战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鞭挞和控诉，这是骆宾基短篇小说中揭露现实黑暗较为尖锐的一篇。长篇小说《混沌》是一部自传体形式的作品。故事以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写一个地主商人家庭中的少年儿童姜步畏的生活。作品通过姜步畏儿时的观感、心理活动，展示了临近苏联、朝鲜的中国东北边界城市的富有特色的自然风物、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收入作品画幅中的，一方面有中国的地主商人、朝鲜富户、白俄分子的富裕闲适、投机钻营、尔虞我诈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中国劳苦人民、朝鲜佃户和俄罗斯苦力的含辛茹苦、劳碌奔波的生活图景。作品写景状物，体察入微；心理刻划，细腻逼真。在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时时出现新鲜的意象，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吸引人的魅力。缺点是由于作者生活范围狭窄，站得不高，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儿童的混沌的眼光里，不能从更高的角度反映出社会的阶级矛盾，作者的爱憎也没有得到明显的表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作品思想教育的意义。
本时期出现的写经历回忆的小说，比较重要的还有萧红反映东北某小城人们在古老观念束缚下愚昧保守生活的长篇《呼兰河传》，师陀写中原一城镇在衰落过程中各色小人物命运的《果园城记》等。这些作品各有艺术特色：或者在色彩浓郁的描绘中寄寓着深沉的乡思，或者于人情世态的摹写中表露出对往昔的缅怀，笔黑细腻，感情真挚，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这些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大多经历了由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到离开现实，由反映进代的重大事件到拘泥于狭小生活圈子的历程。这种情况表明了作者在政治高压下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和思想上的苦闷。但是，在作品所涉及到的题材范围内，作家们写自己所熟悉并深受感动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从不同的方面留下了时代的记录。而且，有的作家艺术技巧圆熟，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因此也能给人艺术的感染和启迪，对后人的创作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三节：沙汀的小说
上一时期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的作家沙汀，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写他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着重暴露国统区农村的政治黑暗，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不仅写了后来收入《播种者》、《堪察加小景》等集子中的短篇小说，还写了中篇小说《闯关》和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
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逆转。部分作家对抗战的乐观幻觉一经破灭便转化为悲观失望。在小说创作上，他们中一些人或是醉心于经历回忆以及身边琐事的描写，或是将小市民的时尚凑进“抗战”的主题中，编织一些以抗战为点缀的绯色恋爱故事。较多的作家则逐步认识到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及抗战的艰苦持久性，从而写出了许多反映国统区主要矛盾斗争的暴露讽刺作品。沙汀就是与茅盾、张天翼等一起，同属有成就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
沙汀原名杨朝熙、杨子青，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他从小随舅父（一个袍哥组织的首领、开明士绅）经常出入四川农村和小市镇之间，对于地方军阀在四川农村的基层统治和豪绅集团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他在中学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爱好新文艺。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参加过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三十年人初他在上海开始创作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沙汀根据自己对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理解，在早期创作中力图反映“现时代潮流中击圈”内的生活，表现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写出了一些较有意义的作品；但由于未能深入到斗争生活中去，大都凭借一些间接得来的材料进行写作，因此出现了某些印象式的写法和概念化的倾向。这时候，沙汀从自己创作实践中，逐步体会到鲁迅在给他和艾芜的通信中所指出的“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重要；同时，接受了茅盾指出的要避免“那种印象式的写法”（注：转引自沙汀的《感谢》，载《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的意见。在提高了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把笔锋转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克服了自己早期创作中“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注：沙汀：《兽道·题记》）和“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的缺点，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深入开掘，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抗战爆发后，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本想凭着他对故乡生活的熟悉，反映抗战中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在落后的四川，他看到的所谓新事物，“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他认识到，“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决心要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由此可见，沙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黑暗的暴露，是出于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自觉要求。沙汀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这种明确的革命观点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如果说，战前沙汀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对现实黑暗作一般揭露的话，那么，他在揭露战时种种新旧痼疾时，则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指向了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揭示了国统区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
他这个时期的小说针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的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揭露出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成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现象，将其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写下了许多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短篇作品。
写于武汉失守前夕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表现了某县城的上层分子为争夺防空协会主任的头衔而演出的一场丑剧。参加这场争夺的，有进过防空训练班，却在任职后仍然每天“吃茶打麻将”，甚至被一枚搁置在会址门前的炸弹吓得不敢上班的“防空专家”；有“用钱漂亮”，竟把防空协会当成练习嗓子的场所的绸缎铺小老板。而那位决定人员任用的县长本人之所以“热心”防空事业，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个“专员录用的资格”。这篇作品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杂志主编茅盾曾在《编后记》中说，它“寄沉痛于幽默”，“愈咀嚼其味愈苦”。如果说这篇作品在辛辣的笑声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的“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那么稍后写的一些短篇，在作者更多地看到现实黑暗的情况下，感情趋于冷静，批判、讽刺的锋芒更严密地隐藏在现实画面之中。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划的手法，这些短篇长于白描，把一些平平常常容易为人们忽略的东西通过精练含蓄的笔黑勾画出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借助艺术形象的发展逻辑显示作者的倾向，以收到讽刺的效果。以兵役问题为题材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写于一九四年下半年），就是具有这种讽刺特色的著名短篇。小说写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为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所以匆忙地向县里告密，致使土豪邢么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被抓了壮丁，于是方、邢二人之间矛盾尖锐化，在茶馆里公开争吵，而且愈演愈烈，终至于当场出彩，打得鼻青眼肿。小说揭示了邢么吵吵和方治国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本质和性格特征，展开了他们之间真实的性格冲突；还借助各个有个性的次要人物的烘托和整个茶馆环境氛围的渲染，把一台“讲茶”写得有声有色，别开生面。这一个众目睽睽的场面，使争吵双方的劣迹公之于众，而邢么吵吵的大哥与新县长的勾结则作为“暗场”处理。两条线索，一虚一实，相辅相成，有力地暴露了抗战中国统区基层政权的腐烂。这场冲突不仅使镇上的头面人物失去了体面，而且通过冲突的喜剧结局，暗示出继前任县长被撤职之后，新任县长的整顿兵役也不过是一个骗局。正是这位高喊要“整顿兵役”的新县长，在接受贿赂之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即壮丁排队报错了数，然后加上“没有资格打国仗”的名目，将邢么吵吵的儿子“开革”出来。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将作品的锋芒指向兵役问题上弊政产生的根源——国民党政府，从而使小说有了一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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