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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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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汀的短篇小说中，象上述这种完全以反面事物作描写对象的作品，为数不少。如果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一篇中联保主任方治国“两眼墨黑，见钱就拿”的种种劣迹是通过争吵双方的互相揭露从侧面表现出来的，那么，《联保主任的消遣》则选取了联保主任彭痰在坐酒店、逛公园谈笑游乐中，凭自己个人好恶摊派救国公债的几个片段，从正面色画了一个任意鱼肉人民、腐蚀抗战的国民党基层统治者的形象。《在其香居茶馆里》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邢么吵吵们的子女亲戚既被免役，壮丁的数目由什么人补充呢？短篇《替身》通过生动的形象，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兵役制的内幕：保长李天心正为凑不足最后一名壮丁而焦急，因为“没有一个他好下手！他们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亲戚的亲戚，有的还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有瓜葛。”于是，一个过路的老盐商就被胡里胡涂地“铲去头发胡子”充作了壮丁，兵役制的受难者就是这些无辜的人！沙汀的这些作品，将尖锐的政治揭露与对社会黑暗的剖析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现实斗争中的迫切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作品的这种倾向性，即对于反面事物的揭露、鞭挞和嘲笑，又是通过人物真实关系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沙汀刻划反面人物，不是将他们脸谱化、漫画化，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生动和复杂的内容，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沙汀小说这种不露声色的客观描绘和在真实的现实画面里隐含讽刺喜剧因素的特点，深受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影响，也从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经验中得到借鉴。鲁迅的小说如《肥皂》、《高老夫子》运用“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塑造反面形象，更使沙汀直接从中得到教益。
沙汀的另一些从被迫害者角度揭露现实政治黑暗的短篇，则明显地表露出作者对强暴者的愤怒和对弱者的同情。《老烟的故事》一篇，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所造成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写一个“生活在空隙中的人”，因为害怕突然加在头上的政治迫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神经过敏，生病致死。作者对这个怯弱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小说以丝丝入扣的心理刻划，通过被迫害者的敏锐而令人颤栗的感受，揭露和控诉了国统区魑魅横行、狐鼠成群的特务统治，也鞭挞了在绞架、陷阱面前畏缩、懦怯的灵魂。《小城风波》、《两兄弟》、《春潮》等篇则在暴露罪恶的特务制度的同时，写出了被迫害者的不屈和反抗的情绪。
沙汀的短篇中，展现了生活的积极一面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磁力》。作品表现了国统区进步青年“充满了热诚和信心”，向往并奔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景。那时常闪耀在袁小奇心目中的“一片广阔无垠的雪地”、“络绎不绝的跋涉者”、“所梦想的目的地”，与国统区‘无声无臭“、”卑俗灰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篇小说在收入短篇集中时，即经作者修改，删掉了袁小奇被逮回的提示（注：《磁力》最被发表于《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2年9月出版小小说集《磁力》时，作者作了修改），以奔向新的目的地结尾，更增强了对生活积极面的描写。《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一个秋天的晚上》）写一个阿哥被抓壮丁、家庭生活无着因而沦为流娼的少妇，她在流落到一个城镇时又遭到乡长老婆的迫害，被当众侮辱并带上”脚柞“示众，但她却得了憨直的所丁和因躲壮丁而当了班长的小粮户的儿子的同情。作品在揭露”天下老鸦一般黑“的阶级压榨的同时，表现了底层人民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互关心和友爱的动人情景，在晦暗、沉闷的现实中闪耀着”对于生活的信赖“（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的光辉。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沙汀还在敌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从四川到延安，并随军去过晋西北和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这一段经历在创作上的收获，是写了著名的传记性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和散文集《敌后琐记》。后来，又写了表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闯关》（后曾改名《奇异的旅程》、《封锁线前后》）。这篇小说写一支在少数战斗队员护卫下的文化工作者的小队伍，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胜利地通过敌人铁路封锁线的故事。围绕着通过封锁线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嘉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事干部余明的不同态度和性格。小说真实生动地刻划了左嘉的冲动的热情、浓厚的虚荣心和懦怯、脆弱的性格特征。余明的形象虽然不及左嘉写得细腻，但他的直率粗鲁而坚定有力的性格气质，却把握得比较准确。这个比较真实的抗日根据地军人形象在抗战初期的文学中出现，是难能可贵的。
沙汀对抗战中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现实黑暗的讽刺和暴露，还通过他这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反映出来。长篇《淘金记》写于作者从抗日根据地回到四川后的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最初曾以《烧箕背》和《北斗镇》为名发表在期刊上（注：《烧箕背》，《文艺阵地》第7卷第2、3期；《北斗镇》，《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小说以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作为线索，写地主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刻划和展示了各有性格特色的地主阶级的群丑图。在北斗镇上互相争夺的势力中，有“在野派”哥老会流氓头子林么长子，依附于地方上怪势力的恶霸白酱丹和渐趋没落的女地主何寡母等。其中白酱丹的形象写得最为成功。作为现任联保主任龙哥的“智囊”与“神经”，白酱丹的刻毒和凶狠隐藏在“斯文迟缓”、“和蔼可亲”的外表下。他不仅为了自己的私利苦心钻营，夺得了烧箕背的开采权，而且自觉地充当反动腐朽制度的维护者，想方设法“增强力量”，“维持后方治安”。这一性格鲜明的人物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所培植和养育出来的最凶残、丑恶、无耻的政治流氓，同时又是这个腐烂、崩坏的社会制度赖以维护、支撑下去的支柱。作品另一塑造得成功的人物是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的代表人物——联保主任龙哥。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许多短篇小说中联保主任的影子，同时又进行了新的艺术概括和创造。这个“有点名士气”的统治者，“心直口快”，粗野无忌，干坏事也似乎出自内心的真诚。“他可以毫无恶意，毫无打算，和毫无愧色地获取任何自己高兴的物事。”他做起囤积生意来也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凭直觉采取断然行动，竟然与精密的打算不相上下，因而屡获暴利，这说明他的一举一动与这个腐烂社会的脉搏是何等合拍！由于他代表着政权的力量，因而在烧箕背开发权的争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农村豪绅集团狼狈为奸，充分说明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反动本质。与人物性格的刻划和情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品还对抗战时期四川农村的特定环境进行了开掘：抗战中阶级矛盾存在的事实有所表现；国民党政府发布的“生产”、“救国”、“禁政”等法令、措施和保甲制度、袍哥组织的反动性、欺骗性，关于国民党中央迁都重庆后给四川农村带来的影响以及作品结尾抗战蛀虫们由金矿开发转向更易获利的粮食投机等描写，也进一步点染了战时国统区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战斗意义。《淘金记》是沙汀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充分显示出作者生活积累的丰富和艺术技巧的圆熟。由于作者对四川农村的生活和历史，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地方风俗习惯相当熟悉，加以冷静的观察、细密的剖析，真实精细地描绘现实关系，成功地运用四川方言土语。因而绘制出一幅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较之短篇小说中的同类人物，概括的社会历史内容更为丰富深刻，人物怀格也更为完整鲜明。这部小说的矛盾冲突完全遵循人物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性格的内在逻辑来展开，因而真切自然，充满生活实感。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同时又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描写洗炼，针线缜密，一丝不苟。人物语言个性化，而且特别注意具体的语言环境，一个断句，一个反问，一种语气的强调，都经过安排，耐人寻味。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现，所写的劳动群众大多愚昧无知，连一点愤怒、反抗的情绪都没有，整个作品没有一点关于出路的暗示，致使画面显得过于阴森和晦暗。这是作者受生活实践的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和艺术构思上的缺陷造成的。
写于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的另一长篇《困兽记》，表现的是四川某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时局逆转后陷于无法自拔的苦闷生活。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在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他们重新筹备的暑期演剧活动，终因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于失败。小说以这个情节为主线，穿插着因苦闷生活而发生的爱情纠葛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抑郁、愤怒、苦闷和追求。作品还写了从前线归来的章桐的再次出走和老教师中作“切切实实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的情节，预示着一种新的希望。但是，整个作品笼罩着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沉重苦闷的气氛，艺术描写上有繁琐拖沓的缺点。
一九四四年，沙汀在重庆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上进一步认识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一原则的重要；同时，抗战胜利前后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农民的自觉斗争或自发反抗日益蓬勃开展，城市的民主运动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而高涨起来；这些都为他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现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抗斗争生活提供了现实根据。在抗战时期，沙汀的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及其内部的矛盾纠葛上来暴露政治黑暗的。而在他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小说中，农民和其他底层人民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从底层人民的要求出发，作品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欺骗和压榨，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要求，显示了他们愤怒、反抗的情绪和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
长篇小说《还乡记》写于一九四六年。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画面。林檎沟——这个具有农民自发斗争传统的山村，自从三十年前一场农民暴动被镇压以后，贫苦农民长期饱受剥削、压迫，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冯大生的被迫卖壮丁，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过的非人的生活，以及他的作为“抗属”的家人遭到保甲长的欺凌，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满足贫苦农民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而且以抗战为口实对他们肆意荼毒。这样，便从贫苦农民与地主政权的阶级关系的角度剔发了抗战痼疾，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对抗日战争的破坏作用。作者坚持从人物性格出发展开情节，细致深刻地揭示了冯大生由个人反抗战投入集体斗争的思想发展历程：外表沉闷老实而实则倔强、火爆的冯大生在提起斧头与霸占他妻子的保队副徐烂狗拚命未遂以后，由于个人复仇心切，加以对反动政权缺乏认识，曾经不听老农民的劝阻，企图通过乡保长的公断迅速击败他的直接对手。只有在多次碰壁以后，他才丢掉了幻想，从切身经验中认清了反动政权的真面目。而当他投入到山民反对恶霸地主合谋掠夺农民“笋子”利益的斗争中时，他的倔强、反抗的性格便迸发出新的光彩。最后，冯大生的再次逃亡已与上一次出走不同，他为自己能在这场获得初步胜利的斗争中作出贡献而感到兴奋。围绕这场斗争，作品还在敌我双方刻划了老谋深算的保长的父亲敦五和沉着、老练、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农民张大爷的形象，进一步显示出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乡记》虽然由于作家生活视野的限制，未能写出农民自发斗争的出路，但过去作品中某些低沉情绪已扫除干净，在深刻精细地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同时，如火如荼的气势分明可见。作品避免了国统区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革命文学作品常有的工农形象苍白、人物转变突然或硬加上一个光明尾马的公式化、概念化缺点。比较起来，《还乡记》虽然在人物塑造的丰满程度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方面不如《淘金记》，但这部小说毕竟表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而且艺术上仍能与思想内容达到基本统一。生活实感较强，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划真实，仍然是这部作品的特色。
抗战胜利前后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短篇集《呼嚎》和《医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迅速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达了城乡人民在民主运动中的战斗要求。有的作品通过人物对某种件态度的集中描绘，鲜明地刻划了性格特征并表现了尖锐的主题。如《范老老师》和《呼嚎》，由于突出地刻划了范老师的诚实、认真和廖二嫂的耿直、倔强的性格，强调了他们的单纯而牢固的信念，揭示了矛盾的深刻、激烈，因而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强烈愿望。有的短篇在精心选取的生活片段中，通过一两个典型情节，对反动事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如《医生》一篇象一个绝妙的独幕讽刺喜剧。它写四川解放前夕一个老中医在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的情况下，愤怒地咒骂蒋介石是“瘟牛脑壳”，而且由他所熟悉的种种“疮症”联想到已经无用的钞票上那张“突颧骨丑脸”，因而决定用钞票来摊膏药，于是满怀恶趣和愤恨地将膏药往那张“丑脸”上涂。作品以毁灭性的笑为武器，揭示出违背民意的将介石反动政权的必然崩溃。此外，写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炮手》，讽刺伪国大选举的虚伪性的《选灾》，揭示反动分子色厉内荏、本性难移的《酒后》等，都表明作者对于短篇体裁愈益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更趋圆熟。综观沙汀的短篇小说，大多选材精严，构思巧妙，善于截取表现力强的侧面，提炼不落俗套的故事情节，从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情节单纯而丰满，描写精炼而从容；在最能表现性格特征的环境中突现人物，在一个片段里提出现实中发人深省的迫切问题，因而能使人在短小篇幅中得到思想启示和艺术感染。但也有某些短篇，或者失于冗长繁琐，或者偏于曲折晦涩，妨碍了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从上面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沙汀的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抗战以来国统区农村的生活和斗争，艺术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虽然由于生活面和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但在作品所写到的题材范围内，他的小说对时代的本质进行了开掘，从讽刺、暴露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的主要矛盾斗争，在深入揭露国民党农村反动统治基础——保甲、帮会制度和地主豪绅势力方面；在写出个性鲜明而又有概括意义的人物方面；在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的绘制方面；在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力求思想、生活和艺术三者的统一方面；在战斗的、讽刺的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实践方面：他的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第四节：报告文学、杂文、散文
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异常发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用相当多的篇幅发表通讯、报告一类作品。以本时期影响较大的两个刊物《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为例，从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每期发表的通讯、报告少则二三篇，多至五六篇。报告文学丛书也大量出版，如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刊》，第一辑就出版了八种；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也出版了许多报告文学集。其它如《战地报告丛刊》、《战地小丛刊》、《抗战文艺丛刊》、《抗战报告文学选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等，也都纷纷出版。“文协”研究部一九三八年秋在重庆文化座谈会上一个报告中说：“我们从前方的通讯来看，就可以看出报告文学正开始尽着一个伟大的任务，这任务就是给战士们传递战斗经验和教训。”又说：抗战以来，“结构极为庞大的作品渐不多见了，已大抵属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动性的速写和随感——即所谓报告文学和杂文一类。”（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抗战文艺》第2卷第6期，1938年10月15日）可见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的活跃。从作者队伍来说，除了坚信“文艺与抗战无关”的梁实秋们以外，很少作家没有写过这类作品，如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东平、周文、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曹白、姚雪垠、吴伯箫、罗荪、以群、骆宾基、碧野、黑丁等，他们虽然是在战前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流派和创作思想不尽相同，但这时候都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所鼓舞，或多或少写了一些通讯报告作品，以自己的笔为救亡图存的急迫任务服务。他们与原来不知名的许多青年实际工作者一道，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通讯、报告文学的作者队伍。除前面已作为小型作品提到的一些散篇报告之外，这里着重介绍几位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将上海“八·一三”战争血与火的战斗实况呈献在读者面前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首先要推丘东平。他发表在当时抗战刊物上的许多篇战地特写（注：丘东平遇难后，这些战地特写曾由胡风作为短篇小说编入《东平短篇小说集》（后改称《第七连》）中，因而常被人误作小说看待）和通讯，有力地抨击敌人的罪恶，赞颂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女难民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上海市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表现了上海市民不甘屈服，在敌人屠刀下奋起自卫反抗的壮烈图景。《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两篇则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背景上表现了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对日作战中仓促应战、武器装备恶劣、士兵缺乏军事训练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不良现象，揭示了国民党长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恶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所致，这些作品中弥漫着战争失败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叶挺印象记》（注：载《七月》第3期，1937年11月16日出版）一篇，则记叙了刚从国外归来、即将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刚毅、朴实、平易可亲的性格。一九三八年春丘东平参加新四军以后，积累了许多新的生活素材，写了一些迅速反映人民军队抗击日寇、开展人民战争的报告作品。这些作品扫除了过去那些战地报告中过于沉重阴暗的气氛，充满着战斗的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念。《王凌冈的小战斗》显示出新四军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本色：与农民群众结成的鱼水关系，使他们在对敌作战中不是被动挨打，而是机动灵活，充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友军宫长》和《溧武路上的故事》，通过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本质的对比，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新的斗争生活。《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一篇，则以我方特务营营长及其全家被汉奸、反共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揭发和控诉了国民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破坏抗日、分裂倒退的罪行。
在抗战初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单纯记录而忽略人物刻划的情况下，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由于注意写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而引人注目。他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能从实际生活出发，着笔较有分寸，不是一味歌颂。这些作品大多运用第一人称手法，但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作品主人公（如军官、难民等）的自述，在紧张剧烈的战斗中凸现人物，写出事件的进展。笔锋刚健，描绘真切而又倾注着作者的感情，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带来上海战争的战火硝烟的，还有写作报告文学很活跃的作家骆宾基。他不仅写了收有《救护车里的血》、《在夜的交通线上》、《难民船》、《一星期零一天》等七篇报道上海军民英勇抗日、列为《烽火丛书》第五种的《大上海的一日》，并且发表过著名中篇战地报告作品《东战场别动队》。这篇报告写作者亲自参加过的上海郊区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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