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使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把我们已经开始的新文艺运动方针推向前进。”（注：《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这次会议是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后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后，“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口号，文艺工作也迅即出现苛喜的景况。
经过一年多对文艺为工作兵服务方针的贯彻，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正式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干部重新学习这一文件。中央总学委向各根据地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强调《讲话》的巨大的意义，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注：《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全党、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特别指出“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应该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予以彻底克服。这一些，对更加深入地贯彻《讲话》精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延安春节秧歌运动的基础上，各地的群众文艺创作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许多农村建立了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业余文艺创作内容大多紧密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既有表现对敌斗争、反奸斗争、农民保佃斗争以及农村新生活的，也有表现变工生产、改造二流子、表扬劳动英雄的，还有写破除迷信、讲卫生的。形式既有民间鼓词、新旧梆子、秧歌、上党宫调、小花戏、皮簧，也有话剧、歌剧、活报、诗歌等等，极为活泼多样。除了农村，部队的群众文艺创作也开展得十分活跃。戏剧、诗歌，特别是快板诗、枪杆诗，都有很大发展，在练兵、行军、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在工厂，也逐步组织了群众性的工人业余剧团和文艺小组，写诗歌，出墙报，开文艺讨论会，参加文艺演出，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的同时，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民间艺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和过去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人民文艺丛书》，汇集了一百七十七篇作品。据周扬统计：“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一一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一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一六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七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一二篇。”（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0、71页）其中，有许多作品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邵子南的《地雷阵》塑造的英雄李勇形象也几乎是家喻户晓；马健翎的新秦腔《血泪仇》、《穷人恨》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重大教育作用；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战斗剧社的《刘胡兰》、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更是在群众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通过对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题材和主题的变化，表明文艺创作的发展；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的出现，也说明作家有了鲜明的革命立场和观点。
其次，随着新的主题的出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作品中劳动人民是否作为主人公来加以表现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一九四四年，他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把这一问题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讲话》以后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是以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都从不同角度写了新的一代农民的成长。他（她）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作家笔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的斗争精神，充满了劳动人民要活下去、要报阶级仇的坚强意志。他（她）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出现在作品之中，作为被歌颂的对象来加以描写。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受剥削和压迫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他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是比较好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可信可亲。
新的人民文艺还表现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方面，和自己民族、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象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等，这就为作家创造新鲜活泼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吸收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风格。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两句一组，音节自然和谐，语言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形象性。小说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众熟悉的章回体形式，而象赵树理这样优秀的人民艺术家，虽然不直接用章回体，但他的小说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也都是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周扬说：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注：《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这可以说是十分确当的评价。
解放区文艺在实践工农兵方向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差。在强调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同时，有时由于对政治理解得过于机械、过于狭窄，或者对文艺特征认识不足，因而曾经提出过要文艺配合各项中心工作、为宣传政策服务等简单化的要求，也出现过不顾作者具体条件只按需要分配创作任务等不尽恰当的做法。在强调文艺工作者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农民学习的同时，对小生产者思想的警惕有所放松，以致有些作品多少受到了这类思想习气的侵袭和影响。较多的作品艺术上则存在着不注意向外国文学借鉴的弱点。稍后，在东北解放区还曾对萧军进行过断章取义、不符事实、相当粗暴的批判。由于没有及时识别这些偏颇，并从中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的文艺工作曾经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第十六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一）
第一节：新秧歌运动和新歌剧创作
“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首先表现出成绩来的是戏剧。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场了。《兄妹开荒》现在已经传遍全国。新的戏剧运动，范围非常广大，改良的平剧出现了，《血泪仇》和《保卫和平》等秦腔戏出现了，新式的歌剧《白毛女》出现了。这方面的收获最快，最丰富。戏剧真正到了人民大众里面去了。”（注：陆定一：《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在短短几年内，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和戏剧工作，确实呈现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空前活跃的情景，创作和演出的数量、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历来的记录，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戏剧上的这种局面，首先是由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所开创，并在它的推动下形成的。
千百年来，多种形式的地方戏曲一直是农村文化生活和文娱活动的主要部分，即使在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也不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和影响。这是因为，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缺少阅读能力，唯有戏剧能够广泛而且直接诉诸群众，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年长日久，广大农民与戏剧之间，也就形成了特殊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由此得到艺术享受，还从中理解历史和现实，领悟生活的意义和斗争的经验——其中即有正确的、有益的东西，也有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当时的根据地基本上都处于农村环境，农民是革命的基本群众；因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就强调戏剧是根据地“文艺工作各部门中……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的，并且指出：“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注：《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一九四四年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在《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也认为“群众艺术无论新旧，戏剧都是主体，而各种形式的歌剧尤易为群众所欢迎。应该一面在部队、工厂、学校、机关及市镇农村中发展群众中的话剧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动，一面改造旧秧歌、社火及各种旧戏。”（注：《解放日报》1945年1月12日。决议中提到的“社火”，乃旧时农村节日期间扮演的民间杂戏）这些文件，都强调了开展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由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共同参加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很快在各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的戏剧活动。秧歌原是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一种民间艺术，是农民创造的艺术。其中的秧歌剧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有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当然，由于它是封建宗法的农村社会的产物，也带有许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抗战爆发以后，个别戏剧工作者已经注意利用这种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例如晋西北，有人开始学习秧歌，认为这是建立新歌舞剧的一条途径。但也有人轻视民间艺术，断定秧歌是落后的形式，无法改造为新型的歌舞剧。一九四一年春，《晋察冀日报》也曾就如何估价秧歌展开过讨论。同年五月，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就秧歌问题交换了意见，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因此，也谈不上引起普遍的重视和推广。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深入农村，收集整理当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文艺作品，认真向劳动人民和他们创造或者喜爱的艺术学习，其中就包括了秧歌这种民间形式。一九四三年春节，演出了新颖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其中，鲁艺文工团的《兄妹开荒》（原名《王小二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作），采用秧歌的形式，但摒弃了旧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一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观看了新秧歌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励。《解放日报》在题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中，肯定了这次春节演出初步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成就，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注：《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新秧歌的最初成功，证明经过改造的秧歌能够很好地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并且为工农兵所欢迎。这一事实，激起人们对于秧歌的浓厚兴趣和普遍重视。除鲁艺以外，其他专业文艺团体也很快开始编写新秧歌剧。一些机关、学校纷纷组织业余的秧歌队。新秧歌的出现，还激发了工农兵群众的创作热情，吸引他们积极投入新秧歌的编写和演出。经过这样普遍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一九四四年春节新秧歌演出的高潮。当时，由延安的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业余秧歌队有二十七队之多，上演了一百五十多个节目。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出现了“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注：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上文的数字和情况也参见该文）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秧歌到处都受到欢迎，涌现出许多新编的秧歌剧；各地又学习新秧歌运动的经验，对于流行于本地区的其他民间艺术和传统戏曲形式进行革新，创造了新的戏曲，使得群众性的戏剧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许多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队、剧团。他们也演出外地传来的剧目，更多的还是自编自演密切配合斗争实际的作品，象胶东地区的东海草庙村，在半年时间内就编出小调剧、秧歌、活报四十余出，有的剧目还获得威海市演出一等奖和胶东文艺创作一等奖（注：参见张凌青：《山东文艺工作概况》，收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晋察冀的阜平高街村剧团，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编写了大型剧目《穷人乐》，从一九二四年的大水灾写到一九四四年的大丰收，表现了他们自己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从苦难走向解放，“前截黄连后截甜”的历程。作品虽然比较粗糙，各个部分之间也不够匀称，但富有生活气息，洋溢着劳动人民敢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韧信念和战斗激情。全剧宛如一幅历史画卷，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现代中国农村曾经走过的道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发出《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肯定“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注：《晋察冀日报》1945年2月25日），以《穷人乐》为榜样，推动农村剧团的工作。
在部队，新秧歌运动也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延安联政宣传队编写的秧歌剧，是当时比较优秀的剧目。战士也编写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义井》等短剧。本来，人民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这种流行于农村的民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新秧歌在部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据部队的特点和需要，改变了农村秧歌比较缓慢柔和的音乐节奏，在秧歌剧中注意吸取较多的活报、话剧和歌剧的成份，把这类戏剧形式称为“广场歌舞活报剧”或“广场歌舞剧”。稍后，随着解放区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新秧歌运动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虽然秧歌对于城市工人、学生以及各阶层居民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秧歌舞和秧歌剧却构成了新解放城市最初的戏剧活动的主要部分。他们几乎都是用这种来自农村的戏剧形式，描绘刚刚到来的新生活，表达自己迎接解放的欢悦心情。象大连的《二毛立功》、天津的《工人解放》、北平的《好夫妻》等秧歌剧，都是最初出现的较好的工人创作。
四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在解放区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是实践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重大成就，在现代文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要使文学与人民结合起来的历史趋向。可是，长期以来，新文学始终没有能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这个事实，在戏剧和农民的关系上暴露得最为突出。戏剧本来是一种最有群众性的艺术体裁，然而实际上新的戏剧却与广大农民隔绝，而旧的戏曲则在各地农村占领阵地，有着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说过：“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又说：“所谓大众文艺，……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1027页）新秧歌运动正是主要在解放区农村展开，并且以农民为主力的一场革命戏剧运动。这些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实际了新文艺在农村的大普及，新文艺与群众——主要是广大农民——的结合，创造了名符其实的大众文艺。就扩大新文艺的阵地和缩小旧文艺的影响而言，它在现代文艺运动史上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新秧歌运动无论在探索旧戏曲改造利用与新戏剧发展的关系方面，革命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戏曲形式的和谐处理方面，专业的文艺工作与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的结合方面，以及发掘、采用、改造、发展民间文艺形式和加强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新秧歌运动的重大历史功绩。
在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品，数量是极其惊人的。其中，有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也有工农兵群众的；后者占多数。当时，就有人认为“群众究竟创作了多少新秧歌，这个我们是无法统计，而且也很难估计的”（注：张庚：《〈秧歌剧选集（三）〉序》（1946年张家口版））。但是，由于群众创作往往采用幕表戏的方式，没有正式的演出脚本，当时虽然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事后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现存的秧歌剧剧本来看，它们的题材和主题都较为宽广多样。
新秧歌运动是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兴起的。所以，宣传生产劳动，成为最初不少秧歌剧的共同主题。被人们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注：张庚：《〈兄妹开荒〉说明》，见《秧歌剧选集（一）》（1946年张家口版））的《兄妹开荒》，就是由憨厚朴实的哥哥和爽直泼辣的妹妹边歌边舞，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的。紧接着出现的《一朵红花》（周戈作）（注：柯蓝、郭新民、沈霜的《女状元》，是根据此剧改编的，情节基本一致）、《动员起来》（延安枣园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注：此剧得到陕甘宁边区1944年春节文艺奖金特等奖）和取材于真实事件的《钟万财起家》（延安军法处秧歌队集体创作）等，或者表彰劳动英雄，或者批评和改造二流子，有的还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都围绕着劳动这个中心命题。镇原五区二乡改编的《小放牛》，响亮地唱出了“这个世界工农来造，工和农应该做主人”的歌声。这些剧作，不只是从思想上突出了劳动光荣，而且常常直接表演劳动生产的过程，用欢乐的舞蹈将劳动诗化。在历来的文艺作品中，还从来没有象这些秧歌剧那样，用富有诗意彩的笔触，描绘劳动，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的。这种文学现象，和劳动本身在根据地的实际生活中以及在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得到了它应有的崇高地位，和劳动人民终于成为生活的主人，正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新的生活的伟大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内容和主题同样与根据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抨击封建迷信的旧习俗、提倡民主科学的新风尚的秧歌剧。由于根据地大多建立在从经济基础到意�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