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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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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和成长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了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些生动情况，从翻身农民和子弟兵身上都一再反映出来。朱襄的《天水岭群众翻身记》（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报导了天水岭村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思想大解放的过程。党的政策武装了群众，人们在“倒不清苦水讲不清理，说不出冤气找不出穷根”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群众性的忆苦活动，认清了地主阶级剥削本质，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们都依法退出了粮食、土地，群众血的仇恨雪洗了，自己的土地房屋收回了，‘命运’、‘良心’等思想上的枷锁被打碎了，天水岭真正翻身了。”作品报导的情况在当时是有普遍意义的，它说明了解放区农民群众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正是他们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董彦夫的长篇报告《走向胜利的第一连》，详细地反映了一个连队思想转变的生动情况。开头，一连是个落后连队，干群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团结现象，还染有旧军队的习气，如打骂体罚战士等。这个连队由地方部队改编过来，又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得不到整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也没受到过革命教育，因而存在许多不正之风。新委任的副指导员韩守红是一个老战士，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运用自己在整风运动中学到的一系列的民主方法，针对连队的问题展开工作，发动战士，活跃民主生活，很快改善了干群关系，纠正了不正之风，使一个落后连队变成了先进连队。这个事例说明了人民军队必须按照革命民主原则建立起来，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作品是作为一份典型经验写作出来的，材料引用丰富，文字较为谨严。韩塞的《不要杀他》（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报导了一个罕见的事件。事情发生在新解放区栾平县洞台村。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缺乏了解放，地方工作也没基础。负责收容病号的副班长郭桂生为了找老乡抬担架，向山后奔逃的老乡鸣枪示警，不幸打死了老乡。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部人领导决定把郭桂生押回洞口村“偿命”，并向群众反复说明“爱护老百姓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郭桂生虽然是战斗英雄，是共产党员，但他打死老乡的事情是部队铁的纪律所不容许的。这事情教育和感动了洞台村全体群众（包括死者的母亲和爱人），他们坚决要求“不要杀他”。当地干部也带头检查工作，承担事件的责任。他们还“立了一个全村的保状”，要求从轻处理，免予死刑。部队负责人接受了群众要求。通过这个事件的处理，歌颂了我八路军严格执行纪律的革命作风，教育了战士要永远忠于人民，也教育了群众更加热爱子弟兵。作品篇幅不长，但选材精当，描写集中，主题鲜明突出。同名歌剧《不要杀他》，正是依据这一真实事件加工改编的。
反映翻身农民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他们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的精彩报告，当数洪林的《一支运粮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飞兵在沂蒙山上》）。这支队伍共有六百二十七人，推着二百八十辆小车运粮支前。队员多数没离过家，更没有战场经验，开始时存在着一些散漫现象和畏难情绪。经过集体生活和战争环境的锻炼，他们成了一支觉悟高、纪律好的战斗队。他们下定决心“不立功，不回家”；下雨宁肯自己淋湿一身，也不让粮食着雨；他们自己吃“爬豆饭”，一定要把好粮食送上前线。他们在驻地还帮助受到国民党残害的群众重建家园。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并不是什么空洞的民主要胜利，新中国要胜利，而就是他们自己要胜利！”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们把粮食作了多次转运，毫无怨言。最后，当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这支六百多人组成的“生命线”，把几万斤小米送到了将要断炊的前线部队里。在胜利了的阵地上，“到处都在谈着：七十四师，小米。”画出了人民战争胜利喜悦的动人场景。运粮队指导员对这支队伍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忍饥受寒，翻山越岭，日日夜夜，推着二百多斤沉的车子，历尽辛苦，要是没有一定的觉悟，没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他们如何能够坚持呢？谁说他们落后呢？谁说他们自私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消灭中国反动派这件艰巨斗争中尽了他或多或少的力量。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平凡的、朴素的、诚实的人们，他们参加了战争，支援了战争，同时也赢得了战争！”这是对人民战争胜利根源真切形象的说明。通篇都是用指导员自述的方式记叙下来的，其中许多场景的描绘，队员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导员自己的感触和赞许，都是用生动的口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极为动听，是文情并茂、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作品。
周立波的特写集《南下记》写于抗战胜利以后。它是作者随王震同志所率南下支队行军途中的见闻，共计十四篇。观察细致，文笔简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艰苦斗争生活。其中对李先念、王震同志的革命作风的记叙，更为细致生动，并切感人。
反映这同一行军的长篇报导还有李立的《四十八天》。作品用日记的形式反映了这支队伍到达衡阳获得抗战胜利消息以后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历程。作者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南进的任务也变了，首先要配合友军沿粤汉路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再与东江纵队会合，来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早日实现。”但这个新任务后来也是改变了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但指令广大人民军队“驻防待命”，还密令五个军对这支南下部队实行围追堵截。因此，作品所反映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就是和国民党反共军队作斗争。这支队伍在王震同志指挥下，以神速的行军和英勇的战斗，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直插湘南，渡大庾岭，回旋粤北，与东江纵队会合不成，便甩开追敌，重返井冈山，从湘赣边境直抵湘鄂边境与中原解放区部队汇合。所到之处，真如一道铁流，敌人望风披靡，而人民群众却笑逐颜开地欢迎老红军胜利归来。作者用明快的语言记写下来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指挥员刚毅果断的战斗作风，以及江南人民欢迎亲人归来的情景，开篇一阅，便令人神旺。
孙犁是用浓重的抒情笔调，反映冀中地区人民英勇斗争的一位著名作家。一九五八年，他把以前出版过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农村速写》、《村歌》等六个集子，按时间顺序合编成《白洋淀纪事》，第二集是散文、特写、通讯。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较为广阔，风格独具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采莆台的苇》，同是反映白洋淀妇女对敌斗争的故事，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于机智勇敢的斗争中充溢着乐观豪迈的气氛，后者则在沉着对敌时使人产生难耐的紧张和担心。《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报导了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坚持生产等方面的紧张生活情况。由于作者曾经深入群众斗争，感受到了那里的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跳动着的脉搏，因此，写出了这样精彩动人的战斗生活的赞歌：“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象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抗战胜利以后，作者还写了许多反映这地区农村生产情况的作品，也都清新可爱。《织席记》简洁生动地写出了胜利前后人民生活的变化。《张金花纺织组》、《曹密回和李素忍》反映农民群众在生产合作组织中思想转变情况，朴实真切。《“帅府”巡礼》是对于勤奋的劳动者的赞歌。《象片》抒写了一位军属把自己在日寇刺刀逼迫下拍的照片寄给前线的丈夫，反映了冀中人民牢记过去苦难，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作者的家乡就在白洋淀附近，他曾在这里坚持工作和斗争，熟悉这里的人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作品总是情不自禁地发掘和表现着人民心灵的美，具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抒情风格。
吴伯箫的《黑红点》是抗战后期的通讯专集。这里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组织精当，描绘了游击队员们生龙活虎的形象，写出了大生产带来的大丰收的繁盛景象。《黑红点》是一篇记事性的报告作品，冀南敌占区人民将所记汉奸走狗伪军干坏事的记录叫做“黑红点”，这是敌人一份很灵验的“生死簿”。作品围绕这个“生死簿”组织了几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巧妙的斗争方法的效果和作用。《化装》一篇情节更为曲折生动，把敌人写得既狡猾又愚蠢，把人民群众写得既勇敢又聪明。《一镡血》记写了山东博平沙区阚庄人民和铁杆汉奸齐子修斗争的悲壮事迹。这“一镡血”是敌伪残杀人民的罪证，也是人民要复仇的坚决表示。一年以后，这里发展成抗日根据地，人民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本集第二部分作品如《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新村》等篇，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绿化荒山、移民安置等情况，洋溢着热爱边区新生活的感情，纯朴可爱。《出发集》是作者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作品集，第一辑是散文，其中《出发点》一文是生动的散文诗。这是作者离开延安时唱出的赞歌，也是延安精神的赞歌。作者文学修养较深，对斗争生活也有亲身体会，反映在作品里便显出选材适当，结构谨严，文笔老练。
刘白羽是解放战争时期报告作品的多产作家。一九四六年《环行东北》一书，以宏大的规模反映了东北地区巨大深远的历史性变化。这书是他作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记者进入东北，前后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而后写成的。其时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策划内战。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是全国人民系念的地方。国民党谎称“东北没有中共武装”，把人民力量诬之为“敌伪武装余孽”、“土匪”，妄想使东北人民从做日寇的奴隶，转做国内反动派的奴隶。《环行东北》全书共十三章，征引大量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它介绍了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苦斗和反抗。他们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过一份干粮和一颗弹药的援助，在绝境里英勇斗争，因而产生了强大的抗日联军和东北民主力量。作品还介绍了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许多人民英雄壮烈斗争的事迹，揭露了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的真相。作品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报导了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翻身喜悦和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东北人民十四年的历史，是一部由悲哀、绝望到胜利、欢乐的历史。东北人民懂得，正是国民党政府过去出卖了他们，使他们痛苦地度过了十四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决不许“解放之花”因国民党的“接收”而“枯萎”，他们将牢记过去的历史，踏平一切阻碍而前进！因为作品如此尖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宣传骗局和内战阴谋，所以出版后不久，即遭到反动当局的追禁。此后，作者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又写了许多报告作品，先后收录在《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为祖国而战》等集子里。作者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选取了最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傍晚，田野路上有不少队伍，毫不停息地朝四平前进。……从前面火线上下来的人，传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师一个通讯员，在激烈的火线上奔跑着，忽然他发现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下——这块地方，每一刻时间都可能落下滚烫的钢齿，把这个小小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夺去。这个通讯员未加思索，一刻不停就英勇的往那子弹飞啸着的地方跑去——他就立刻把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冒着危险，追了二里地才在一条满是弹穴的街上追到了那个妇女，她一眼见到这个战士手中的婴儿，她的亲生骨肉，她痛哭着跪在这个战士面前了。通讯员把婴儿递到母亲的怀抱里，一伸手指给出城的方向，火线上的生死战斗在等待着他，他扭转身就往回走。那个母亲追喊着：“同志！——告诉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让我永远不忘记你！”通讯员扭转身喊：“我是八路，——我是八路。”这一个普通的通讯员在他的伟大的行为里，代表我们向全世界做了一个宣言：“为了无数同样可爱的婴儿，我们在战斗。”（注：《为祖国而战·一九四七年夏季战记》，收入大众文艺丛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作者随军穿过山海关，直下平津，迎接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年代。他又写了《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注：见《为祖国而战》一书）等长篇报导，反映了北平解放、中原和郑州解放以及武汉解放的情况，画出了英雄年代的风貌。刘白羽的通讯作品，基本格调是为人民胜利欢呼，为祖国新生歌唱，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激情饱满，文笔酣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曾克在抗战后期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这些作品是她在太行山区和延安时期写的，其中写到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八年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考验过来，并且还在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表现了女性作者对斗争生活独到的细致观察和特有的敏锐感受。《劳动的妇女们》用细致的文笔写出了太行山区农村妇女纯朴坚强的性格。正是这些劳动妇女们，她们在民族灾难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她们献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担负起男子们留下的工作：农业生产，抚育孤儿，承担抗勤工作。作者从她们的生活里体会到了她们的痛苦，同时也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抗战胜利是由这样无数的无名英雄艰苦斗争赢得的，她们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居生活》是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体会。她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因此获得了许多写作素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通篇洋溢着作者热爱群众生活的感情，亲切感人。《挺进大别山》是作者跟随刘邓大军南征时记录下来的速写，这六组文章以活泼的文笔，反映了这一伟大进军。其中《送别》、《沙原上》、《史玉轮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等篇写得尤为生动，文字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写景抒情，互相映衬，更显得轻灵可爱。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是反映华东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报告。作品重点报导的是年轻的人民炮兵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成长起来以及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是连队指导员，对连队成长过程十分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是朴实亲切的。这支人民炮兵连队完全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器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许多成员也是“新解放的同志”，为了完成“挺进到鲁南蒋匪占领区”去的任务，连队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情绪。十天飞速行军，克服了敌人干扰、山路崎岖、天热、缺粮缺水等困难，终于和整个野战兵团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敌后，进逼孟良崮。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师”，敲掉了蒋介石的一个狼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六十八天》是反映这个野战兵团和炮兵连队从沂蒙山区出发，沿陇海路东段向南推进，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作者对整个战役情况虽然了解有限，但他还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这个战役进展的大致情况。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一个狭长地带上。人民炮兵在淮海战役中成长更为迅速，由连队发展到炮兵营、炮兵团以至于成为纵队，达到了和坦克兵团、步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巨大规模。作品还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反映了蒋军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灾难性破坏，反映了敌军官兵争粮、争水、士气沮丧等狼狈处境，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和作风。全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加上三天行军，共计六十八天，歼敌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及其他队伍共计六十余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南线战场上主要力量全被歼灭，为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这是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的再度证明，并充分表现了我军和人民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韩希梁的报告作品，是用他参加斗争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写成的，很少浮华雕琢，文笔粗犷质朴，战斗生活气息强烈，时代感也很鲜明。它为我们了解当年斗争情况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材料，并由此获得感染与教育。这正是作品可贵的地方。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进而到取得胜利，又转而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化的伟大时代。进程是如此之迅速，规模是如此之巨大，内容是如此之深刻，其间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难以数计的。解放区产生的大批通讯报告，正是这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变的反映。与实际斗争相比，这里列举的作品是不算多的；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丰收。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包括群众创作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是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的战斗的一员，他们的作品不但是当年壮丽斗争的再现，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即使在结构上和文字上还存在着一些粗糙和值得推敲的地方，但由于它们是火热斗争生活的反映，总是涂饰着不可重复的历史色彩，显示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十八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三）
第一节：赵树理的小说
在小说创作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没有象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有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却也同样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深入工农兵的实际斗争，从中激起创作的热情，汲取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的构思，一些有过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象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风格，获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写作不久的作家，如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等，迅速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更有大批初露头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马烽、西戎、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以自己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其中有的是并非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写下一些读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从而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
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是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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