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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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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既批评了他自己以于潮笔名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提出的“到处有生活”的观点，也批评了胡风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关作家和人民关系问题的观点。文章认为不应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而应强调作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客观事实，“当时的作家，一般地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上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这种强调主观生活态度的论调，在实际上不过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使作家们各自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天地里，自以为已经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文章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应深入劳动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到处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则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认为“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更有些简单化。文章对小资产阶级作家进步性方面估计很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这也不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际，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讨论作家同人民的关系问题中，对胡风关于“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评，但批评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乔木（乔冠华）认为：“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把人民善良、美德、坚强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这可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7页）冯雪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人民就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战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着的一面。倘若没有坚强的主观，可不是也会跟着落后的人民走么？没有坚强的主观或正确的思想武装，又怎样能给落后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但是这样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样来的呢？……产生和保证我们的批判力及正确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历史现实斗争及思想斗争。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113页）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以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个问题是从推动人民从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解放出来这个要求出发的，也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们“不应该这样活的强烈的愿望”，“把人推向着明天前进”。这种出发点是积极的，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风过分夸大了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把作家感受这种“创伤”看作是同人民结合的过程和创作实践的过程，甚至强调了人民身上的痉挛性、疯狂性。这种观点却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思想还不成熟、生活实践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以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为例，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写是不成功，“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探索人民群众中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他所着重地加以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的这样和那样的弱点”（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285页）。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路翎完全按胡风的理论写作，但从路翎一些作品实际，也可检验胡风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说法，确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这一次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的讨论（包括对《论主观》的批评），反映了进步文艺界的许多人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较之过去几个时期深入了一步，对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上更明确，对作家同人民结合问题理论上思想上更加重视。但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这次讨论认识上没有取得一致。客观上，讨论是在反动统治下的特殊环境里进行的，联系实际有所避讳，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而且这次讨论本来是因抗战中后期进步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引起的，革命现实的急速发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这些理论问题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在主观上，论争的部分文章带有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点，相互交锋中具体分析和针对性不够强，有时用了嘲笑、挖苦的语言，特别是胡风的个人自大狂较为浓厚，甚至谩骂对方是“剥削阶级所留下的一料精虫”。反过来，后来却把胡风等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的道路视为畏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节：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阶级搏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消灭进犯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后很快转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望。在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却因怀抱着旧式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产生了种种疑虑，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当时《大公报》、《观察》、《益世报》、《文学杂志》、《周论》上发表的储安平、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一些政论、杂文、散文，便代表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这些人原先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长期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的过去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写过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时已逐渐有所疏远；但当时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则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他们受美国所谓鼓励“第三种力量”这一政策的影响，以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现，在不满国民党、批评国民党的同时，对国内外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批评他们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页）他们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阵营的批评。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以为国共是两个极端，他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储安平说：“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注：《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公报》的社评也说：“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国共两党都高明自居，实际是散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条道路”，而且还在文艺上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宣扬文艺脱离阶级、脱离政治的“独立”性，提倡“创作自由”，鼓吹人性论、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萧乾说：“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文学家与其他人类同样有一颗心，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但文学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笔黑为职业的人，正因为他的笔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5日）朱光潜说：“我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朱光潜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注：《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潜还宣扬“观照”是文艺的“灵魂”，说什么“文艺所凭借底心理活动是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虽然不过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旧调重弹，但当他们一旦把文艺的自由与政治路线上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此同时，在他们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模糊阶级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消除人们对敌人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进步文化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和斗争。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群众》、《华商报》副刊，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文化》、《文萃》等报刊上，郭沫若、胡绳、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叶以群、杜埃等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联系对方的论文与作品，集中批评、揭露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错误。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绳也认为，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胡绳还针对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等量齐观的错误思想，说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共产党是跟国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着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为把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彻底扫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为彻底实际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经济平等。事实可使人们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在企图着象二十年来的国民党一样地对抗着人民意志而‘稳握政权’，相反的，它将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个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视与审查之下，如同它现在已经在解放区内所做着的一样。”（注：《为谁“填土”？为谁“工作”？》，《华商报》，1948年2月22日）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有些人对当时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得到解放的广大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们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欢欣鼓舞，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解放战争。这时，某些带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作家写的文艺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相反却去描写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作品描写地主阶级“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称道地主“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在作者看来，农民纳贡，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作品写道：“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鸭、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照时令送到，有三五百担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与对立，将其关系说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剥削可言。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封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冯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属于“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题是“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半个中国进行的时候，《芷江县的熊公馆》的出现，显然是有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所进行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站在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旁观者方面，对群众运动冷潮热讽，企图影响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随着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压迫、争民主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反而指斥青年学生是“比醉人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注：沈从文：《一种新希望》，北平《益世报》，1947年11月10日），甚至说“社会的团结向来都要基于和爱，于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爱与沉毅，而今日群众所走底是疯狂、怨恨、浮躁与怯懦的路。回头是岸，让我们祷祝卷在潮流中底人们趁早醒觉！”（注：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论的观点斥责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一样，他们又用人性论的观点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文艺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批评了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对于群众民主运动的错误态度，指出：群众的“团结是基立于他们自己阶级和社会的爱，但同时也基立于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几千年来封建的剥削与压迫，培养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这种仇恨的燃烧中间，他们将烧毁一切旧的，丑恶的，残忍的制度，创造出人类伟大的光明与漫暖！”（注：荃麟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人民与文艺》，1948年5月1日）
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们，不仅在对内关系方面有许多错误主张，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他们崇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例如《红毛长谈》一文，“以欧人冷静眼光看中国时事”，既指责国民党，又指责共产党，既谴责美国，也谴责苏联，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实信徒”（注：《红毛长谈》，天津《大公报》，1946年8月5日）。《吾家有个夜哭郎》把我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劳动人民，描写成摇篮里躺着的“一具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可怜娃娃”，认为“眼前的根本问题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的够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奶头吮！（注：《吾家有个夜哭郎》，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7日）当时，美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妄图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性、动摇性，客观上投合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种作品只会起”麻醉读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义文艺家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这些文艺家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因此，他们尽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实际并没有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上负责者无从经营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提出把文学“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但由于他们的立脚点没有转移到人民方面来，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借用论争对方提出的所谓“纯文艺”的说法，分析道：“‘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茶的憎恨。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注：《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上海《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日）这里，接触到作家的立场问题，说明作家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生活、意愿、要求，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又一次激烈较量。通过这次批评，分清了思想是非，在政治上孤立了胡适这类民主个人主义者中的上层分子，教育、争取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使许多人划清了敌我界限，逐渐向人民靠拢。他们当中许多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帮助教育下有了很大进步，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次文艺思想批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这次文艺批评也存在着缺点错误。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有“左”的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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