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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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把‘守一’和用兵紧紧的结合起来，以超人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从战略上，首先集中兵力，在东北打歼灭战，接二连三，就胜利了。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从‘点’做起，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点，由点到面，以点带面。东北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关键是东北的解放，百万大军出关，形成了横扫千军之势。这里有三点，一是选准点；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各地的配合。但关键是战略选择。最终形成‘潮’，造成‘势’，正所谓‘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2。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如何启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首先在沿海搞特区。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部和环海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深圳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只注意到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其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真正战略内涵。特区的设立，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刚开始，‘淘金’者只是少数，随着‘点’的积聚，‘潮’的涌动，‘势’的形成，深圳成了世人瞩目的地方，投资的热点，据说当时积聚在深圳进而在广东的资金有2400多个亿。深圳对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点，通过资本积聚促进自身和广东经济，进而引发环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正是通过这个点逐步活跃起来的。这才是‘深圳奇迹’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真正内涵。
　　3。逐梯而上、由点到面
　　………启动经济的进一步辨证思考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虽有好转是政策的作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
　　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亏损面大；经济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消费不旺；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因此加大基础设施也好，抓大放小也好，看似‘点’，实则是‘线’与‘面’，均未产生‘集中’积聚的效应，况且由于制约，这些措施的力度又会被抵减，因而不能形成‘潮’，造成‘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总是‘启而不动’的原因。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中部的什么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中国金融发展的三个谜
　　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
　　按照一般的理论推论，为获取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便成为便利地攫取这笔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政府控制金融的这种积极主动性和能力是随着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断弱化的，这种弱化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控制由积极主动转为被动，也就是政府对金融由控制向调控的转变，按照上述分析逻辑的延伸，这一个转变点应该由货币化程度决定，即这个点应该是货币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换点。关于中国货币化程度引起的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变点，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易纲认为：货币化进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在1985—1989年间，货币化水平放慢，但随着新一轮改革启动，货币化和金融发展进程自1992年后又获得新的推动力；谢平认为，1992年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的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张杰通过对政府金融控制成本………收益变化的量化分析，认为从1992年开始，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已超过控制收益，同时认为政府金融控制从主动转为被动的临界点在1988年。按照他们的分析，中国货币化程度在80年代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应该是变为被动和逐步走向弱化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该有实质性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用货币化率即M2/GNP来衡量）应该是停滞不前或小幅上升。但有关的数据却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1993—1999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103％持续上升到144。13％，这一货币化水平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相比明显偏高，例如，1992年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6％，韩国为44％等，而且也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相左。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当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货币化进程便告结束，M2/GNP会在某个区间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在1—1。2之间。无疑，中国的情况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谜，解开这个谜，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这个谜的解开，要求助于对中国金融组织的扩展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金融组织扩展进程中国有金融与其它地位变化的分析，即政府对整个金融控制程度变化的分析。
　　2。中国金融的两个新谜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货币化程度提高，表现为货币化程度（M2/GNP的比率）的上升，经济发展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上升而不断获得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将会停止，但上面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货币化存在持续升高的现象，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
　　关于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所谓金融相关比率，就是全部金融工具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国民财富）之比。一般实物资产价值用GNP替代，其表达式为FIR=（M2＋L＋S）/GNP。这个表达式比麦金农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指标多了两个非货币性金融变量L（全部银行贷款）和S（有价证券），显然更能够反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其它金融工具出现后的实际。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第89、98页数据整理。转引自《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第4…5页。
　　从上表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高速的货币化情况下呈现出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化支持的高速增长，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按照这种关系发展，随着中国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应该表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令人迷惑的是，1996年后在国债和金融证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持续提高，同期经济增长却在逐步回落并最终陷于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很难发现M2/GNP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类似1992年前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仅用政府对金融控制没有弱化，显然难以完全解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谜………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
　　中国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FIR从1978年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到1999年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如1999年我国达300。6％，而美国1992年为326％，日本为392％，德国为294％，韩国为234％，巴西为175％，印度为114％。这说明，我国FIR水平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却接近或高于经济发展类似国家。应该说，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发展无疑也是显著的。我国的金融工具总量增长也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又是超出金融发展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又一个谜—金融相关比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谜，即货币化持续升高、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和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解开这些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中国金融发展的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之谜，源于政府对金融控制的稳固性，而后两个谜，都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是显著的，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持续快速地提高，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起到扭转作用呢？
　　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的符号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这一问题必然表现为金融效率的降低。一般来说，金融的效率由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的流动性共同决定，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量性发展必然能够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规模，即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量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GNP的同比例增加。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工具与货币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金融发展是显著的，但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如何计算呢？我们认为，金融工具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