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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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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一定要从财税等方面入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辟新税收来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数额庞大的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为了维持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多种途径筹资，弥补隐性债务。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没有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国有股的减持成为补充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政策动机，财政危机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体系传染的同时，没有恰当的把握国有股减持计划，而且又将这一危机转移到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股市。
（3）“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费纷纷出笼，进而导致财政分配秩序的不协调及预算外、制度外财力的急剧膨胀。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的存在，尽管可以发挥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弥补预算内财力的某些不足，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预算内为代价的。它们所形成的“乱收费”现象，不仅严重破坏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极大地危害了经济发展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而是中国财政内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国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病灶。
当然，财政危机的传染渠道远远不仅仅在于以上几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金融和财政的体系之内。至于财政危机对社会稳定、教育发展等的负面冲击，其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在西方，企业危机是企业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是财政危机；但在中国，企业财务危机，财政危机以及银行的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相互传染效应，是一种政府、银行和企业预算约束极端软化的危机，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很快传染到其他环节，引发整个体系的崩溃。
‘过多的忧虑’与‘杞人忧天’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国家，即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现的非常复杂，往往与政治、民族、不平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人类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各种利益的冲突。矛盾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首先引发利益冲突，进而转化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不是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而是反过来又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从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危机。矛盾要在发展过程中，也只能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回顾近些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 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国家采用了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付问题，必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的活力；而国企转型中要替政府的改革承担巨大代价，企业运转中的大量亏损，也要寻求出路，否则改革难以为继。弥补亏损，一是靠增发货币收益，二是用银行的贷款隐性化；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显化，使得银行进一步‘惜贷’。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国企的状况没有显著好转，财政大幅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形势严峻，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十分明显；拉动内需，社会投资缺乏动力；过多的发行债券，担心财政承受不了；大量发行货币，又怕引起新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政治的策略缓解危机不能太多太久也无更多的余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国企的坍塌；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的半瘫痪；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腐败；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中国经济的奇迹实际是靠持续的高增长支撑，而这种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高增长，因此所创造的繁荣掩盖了许多深层问题，增长一旦回落，一切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就会激化，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治问题用发展经济来化解，工业问题用解决农业问题来化解，宗教问题用政治来解决，国内问题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国际的资本，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的管理经验一旦强力融入中国，必然会有效的化解诸多矛盾和危机。借助全球化的力量，顺应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加入WTO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里要避免一种误区，那就是：一旦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就会变的公平，权力对市场的横加干涉就会逐渐消失，一切就会好起来。对此，我们既不要太天真，也不能太顽固。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中国国内积累了许多问题，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开，高层面临人事的更替，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又需要付出成本。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国内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国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
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
‘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增长，物价年均上涨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官方意义的解析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阶段。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持发展；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协调好经济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难度之大，难在处于特定阶段。尽管面临的难度很大，中国在“九五”时期却依然成功地把现实增长率调控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中国现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8％到9％之间，而‘九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8。3％，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涨幅只有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这确实是个谜，其中奥妙何在？有关人士分析其原因认为：
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九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科学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调控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明显提高。1996年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面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大洪水，没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中国政府即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时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辅以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核心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这可以从两个指标看：在“八五”时期，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4。4％、28。1％、31。8％，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60％到70％，货币失控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而“九五”时期这三个指标下降为13。2％、17。2％、17。2％，使整个货币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从源头上管住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1998年开始增发3600亿元的特别国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教育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比较好地解决了财政资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会构成通胀、还能为今后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的问题，投资的有效性明显提高。
“九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既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又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隐患，极易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的滞胀局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这一阶段性矛盾的解决。
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是指，充分利用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管，又不失时机地推进物价的改革，使得物价的变化更规范，避免了过去曾经出现的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而带来物价过度上涨的局面。
二是供求形势改善，抑制了物价上涨。“九五”时期，供求形势由原来的短缺转向相对宽裕，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供给方面明显改善，尤其是农业从1996年开始连续4年大丰收，从源头上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中国1993年及以前几次高通胀都是从农业产品短缺导致大幅度涨价开始的。
从需求角度说，消费者心理逐步走向稳定、消费的行为走向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过去由于盲目抢购带来的不正常的物价波动得到了遏制，从需求方面减少了对物价的冲击。出现内需不足和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九五”时期进入总量相对宽裕的新阶段，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为结构性的矛盾所替代。总量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的行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货币积累、观念转变、政策配套和产业调整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国内需求的收敛，客观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农村市场开拓受到影响，客观上会放大这种经济转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时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新经济增长点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长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约型的增长成分在加大，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源消耗的减少，也就必然带来了低物价，带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无效的过度的需求。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则。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诸项改革的深化，使得银行的贷款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更加谨慎，考虑风险、考虑效益的意识明显强化，从而使经济体制中间内生出一种抑制无效需求的力量，使整个资源的流向更加平稳、更加有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调控供求的空间更大、主动性更强。“九五”期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对外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外贸进出口累计17739亿美元，比“八五”时期总量增加了74。9％，实际利用外资超过2800亿美元，国际收支形势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使得国家可以从全球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通胀启动、投资拉动……我们的看法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波动的，当现实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时，就容易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当接近或处于潜在的增长区间时，就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或者说是正常的物价波动）；当低于时就容易出现滞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它是由资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来决定的。社会资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资金、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构成，市场容纳能力包括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么大一个国家，情况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八五”时期就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而出现了高通胀，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潜在增长而出现了滞胀。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日趋成熟。我们基本赞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谜的解释。但是对此我们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作为补充或者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们先做一种排除，那就是在造假盛行的年代，统计数字的水份有多大恐怕谁也难说清，统计打假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八五’与‘九五’的统计数据应该在同一个统计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当然了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三个轮子推动。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说明问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均呈高增长的态势，物价和GDP也呈两位数的比率；而在‘九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都大幅回落，物价增长1。8％，但GDP增长8。3％，还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虽然1993年以后开始紧缩，1996年实现‘软着陆’，但由于高增长的惯性，‘九五’前期仍有较高的增速，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江流域的大水以后，内需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批国企的倒下，使得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大战风烟滚滚。由于陷入了不良循环之中，所以价格的低谜和内需不旺是可想而知的。
经济的增长最终都取决于需求，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先说出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是40％，自从东南亚危机以来，外贸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关鼓励出口的政策，但出口的形势时时好时差，依然不容乐观。再说消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需求的层次还比较低，在‘衣食用住行’中，且不说住行，单就用的方面，翻开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相当低的。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元和十元级、百元级和千元级，正在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需要有相应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即使到了2001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这对于万元和十万元级的台阶需要的周期就会长些。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就要使企业有钱赚、人人有钱赚，收入预期不高，就不敢消费，政策的立足点要有利于提高收入。
在出口、消费都受阻的情况下，唯一剩下的就是投资，只有靠投资来启动经济，统计显示：在2001上半年GDP7。9％的增长中，按不变价格计算，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7％、34％和…11％。200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仅占GDP的38。4％；而在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60％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6401亿元，增长12。8％；城乡集体经济投资5189亿元，增长8。1％；城乡居民个人投资5308亿元，增长12。7％。基本建设投资14567亿元，增长8。5％；更新改造投资5889亿元，增长15。3％；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增长25。3％；其他投资10197亿元，增长8。5％。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是主要的推进器。投资必须有钱，钱在那里？靠银行贷款，银行有那么多不良贷款，贷款压力大；靠国家财政投资启动也不可能，财政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变通的方式就是发行国债，用国债的方式启动。1998到2000年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国债，2001年发行1500亿。这种投资可能是长期效益，对当前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问题是谁来还钱？假定没有收益的话，大量发行国债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在企业中的反映就是大量的无效投资，将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现金流减少。另外，财政扩张的效果并不在于财政资金投下去造成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在于财政资金投资乘数效应带来的连锁启动效果。否则，说明政府投资没有起到诱发企业投资的乘数作用。
另外，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把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区别开来。投资所带动的需求仅是中间需求，它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所购买的是生产资料，最后还要转化为最终需求。中间需求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想办法把投资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此外，投资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必须用迂回的办法解决。怎么迂回，就是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等与消费层级升级有关的投资。这个问题与下面的两个问题有关，我们将会再谈。
‘债转股’为什么‘一转不灵’？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表明，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在企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合适的资本结构对于提高权益回报率和改善公司治理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资本结构偏离了合理的范围，负债率过高，则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都遇到过银企之间债权与债务问题。
在中国，债务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宏观性问题。 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借贷型国有经济’。负债经营是任何经济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呈上升之势：1980年为18。7％，1993年为67。5％，1994年为70％以上，其中流动资产的负债比率为95。6％，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靠贷款。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负债率以50％左右为宜，美国和英国的企业负债率一般仅在35—45％之间。
高负债确实存在巨大风险，最终结果是将企业的经营亏损风险转嫁给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银行发展具有严重影响：一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回本收息就越少，资产流动性就越差，收支就会失衡，严重的会导致支付危机；二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占用资金就越多，贷款可用资金就会越少，生息和利润来源就越少，甚至出现亏损，蚕蚀银行资本，导致银行危机，最终银行就会破产或被兼并。理论上，一定比例（称之为金融风险阈值）的不良资产是允许存在的，只要这些不良资产不破坏银行资金的正常循环，就不会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风险阈值是变化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很低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可能不会导致危机。但是，目前数目较大的不良资产给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造成较大压力，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不得不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发放再贷款，化解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因此，不良资产一经产生，客观上就会倒逼中央银行发放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
当企业出现偿债危机时，进行债务重组往往比破产清算更容易为当事各方所接受。债务重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债务展期、债务豁免、债权出售、债务种类变更、追加投资，等等。将债务转换为股份，即“债转股”，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债务重组方案。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而言，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债转股比其他形式的重组更好，美国经济学家哈特（O。哈特，1998）的理论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哈特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假定和美国债务种类繁多的现实之上的。首先他假定大型公司作为整体存在比分拆要好，而美国现行的清算程序更有利于分拆，因为大公司整体出售时，很少有谁买得起，即使有买得起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售价被不合理地压低，这样债权人的清偿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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