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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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
　　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
　　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现状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是生产力发达了，也不是经济真正繁荣了，而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经济要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
　　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小汽车、房子、彩电等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根据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约有3。5亿户居民，如果经济发达，即使平均每户1。5台彩电，将有5亿台拥有量，加上公用的使用量，中国彩电的保有量至少应在6亿台以上，如果更新率和增长率加起来按10％的话，每年的需求量至少也应在6000万台以上。但是现在全国每年生产4…5千万台，市场需求仅有2000多万台。中国的家电企业为争夺这一‘有限’的市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战，被称为不要牌子、不要利润、不要性命的竞争，不惜血本，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荒唐做法。这只是残酷竞争中的一例。
　　内需不旺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结构性短缺，是中国人太穷。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很低。即便是城市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都还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全社会生活消费需求情况如何，不妨看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情况如何。由于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自90年代以来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职工收入普遍下降，不少职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随之停滞甚至下降。具体表现为：其一，企业因经营困难，被迫大量裁员，职工下岗失业后，收入来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压缩消费。2001年据某省总工会对6500名失业职工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拣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乞讨。其二，企业因经营困难，迟发、欠发、停发在岗职工工资的情况严重，职工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保持工资的正常增长。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些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话可能招致非议，但这是现实！
　　早在50年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点也值得骄傲，那说明我们太渺小。50多年来，中国人民基本摆脱了共同贫困的局面，面对的还只是一张‘共同富裕’的蓝图。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长期落后存在增长的巨大空间，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横向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五十年来，中国又是有多少时间在真正发展经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风风雨雨。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只是万里长征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还未走完不发达阶段，如果对此我们仍要骄傲，那说明我们还太渺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盯住银行里百姓的几万亿存款，打他们的注意，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那只是救命的‘稻草’、基本的生命线。
　　中国的经济过剩是一种不平衡产业结构上的过剩，发展经济，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逐步得到认同的事实。‘经济结构’是林毅夫先生《中国的奇迹》一书分析和立论的核心。中国社科院刘应秋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是‘调整、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机制构架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三项基本内容。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我们就分析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是中国城乡结构基础上的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真正合理调整，应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要加快产业产品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市结构和区域等结构的调整。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现状来看，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的结构性能量释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决不比前20年低。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从规律中探求‘规律’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仅经济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要走相当长的路程。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发展受许多特殊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常为一些问题所困惑：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措施用到中国往往不能发挥预期的效应，甚至扭曲、异化。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或者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规则，如果不从国情和改革的历史背景出发，简单地加以套用或照搬，是不能收到预期效应的。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社会发展要按照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也要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办事。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道，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物只要复归于无极，深悟‘道’的理，就能顺从规律，就能健康、快速、持久的发展。

消费演化与经济增长………市场发展限度论
　　回顾新中国经济5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巨大变化和推进，均导源于消费结构和层级的变化和提升。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限度。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
　　早在几十年前西方经济学家马斯洛夫就提出了著名的需求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人是有需求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种需求满足又产生另一种需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罗思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判断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居民消费的成熟程度，消费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是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
　　从1949年建国到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科尔耐所谓的‘短缺经济’状态，消费商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都很小很低，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度是以居民的消费变化速度决定的。从最初的票证经济到逐步深化的货币经济，居民的消费品等级也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品档次、消费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有了很大变化，从而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大致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1）‘元级和十元级’阶段。这一阶段大体是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属于恢复发展时期，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消费特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于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况，消费的货币等级大体属于‘元级和十元级’水平。
　　（2）‘百元级’阶段。大体是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品的档次有所提高，比较时髦的消费品像人们说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属于‘百元级’。
　　（3）‘千元级’阶段。大体是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品档次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逐步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货币等级属于‘千元级’水平。
　　如果对中国建国以来5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将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
　　（4）‘万元级和十万元级’阶段。根据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规律和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状况，我们认为，中国人在‘吃’、‘穿’、‘用’等一般的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进入由吃穿用的一般消费为主向以‘用’、‘住’、‘行’消费的高级结构升级阶段。下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诸如房子、小汽车以及小、轻、薄和方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已粉墨登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消费等级属万元级或十万元级。中新网北京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央视引用有关专家的话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台阶迈进。
　　随着不同时期消费层的变化，都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业界精英、经济风云人物。未来中国业界的领袖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
　　大道空空，不要轻看那些看似简单而有深涵的东西，马斯洛夫的需求理论、吃穿用住行，揭示了消费需求和消费演化的一般规律。如果进一步揭示消费层级的内涵，你就会深深感受到，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
　　在揭示了消费层级规律的变化以后，我们想进一步研究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相应的历史阶段消费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人们的收入也应该达到相应水　平这一内在的规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空间，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不同于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也不同于其它国家状况，我们始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表示乐观（尽管短期内有许多矛盾，甚至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但是1997年以来中国的消费需求的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1998年‘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1999年情况进一步恶化，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度之大，但是市场需求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实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危机，这一点先不去谈它，我们还是先来谈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多重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约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是制约消费需求量扩张及质的提高的基本因素，收入变动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在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品货币等级应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一致。经济不断发展，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是一条规律。90年代中期以来，之所以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是因为在消费层级需要升级时，收入水平没有‘加速度’升级，这是因为这次层级的变化属于‘万元级和十万元级’，不同于以往其它层级。
　　二是改革成本约束。近年来不断出台的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诸如住房分配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等，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社会福利保障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存量利益，要求居民支付改革成本。
　　此外，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当制度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制度的不确定性，它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从日常生活中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考虑：将来孩子上学，要花钱；养老要花钱；生病要花钱…；还有许多要花钱。出于这一系列考虑所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办法只能是尽可能地多存钱来获得〃安全感〃。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信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社会中的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由〃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
　　三是市场约束。流通渠道的不畅和流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种种欺诈和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抑制着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
　　四是结构约束。目前中国市场的供求结构扭曲，一方面由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大量商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滞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层次的提高。
　　此外收入结构决定常规性支付不足。在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工资按时发放，意味着全部收入稳定。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加上‘下岗’、‘失业’、就业困难，从而收入不稳定，造成人们支付能力有以下两个特征。1）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2）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消费。确切地说，人们对于一次性支出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你也许会咬咬牙一次性地支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但如果让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支出，则会很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感到后者的压力更大。原因就在于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稳定收入为基础。这就导致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住房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国家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还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这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甚至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得到。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甚至引起社会的不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合理的收
　　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了一
　　个相当高的阶段。一条看似简单实际又很重要的法则：在转型时期，
　　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价格适时上涨。

有没有‘价格规律’？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