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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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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纳桃敌砸笾涿挥械谌盅≡瘛４悠笠档氖导试诵欣纯疾欤鄙偌嗫鼗崾共ㄖ魈謇媸芩穑唤鼋霰硐衷谧什χ霉蹋粘＞吹乃鹗Ц悄岩怨懒俊�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案例不多，虽然影响成功的因素较多，但重要的是以公权性质的国有企业来模仿或模拟非公权企业的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仅是裁员能够解决的，因为其运行机制既不能保证不再产生新的冗员，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消化冗员。债务问题也是如此，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债转股等方式可以解决企业某一时点的债务问题，但却不能保证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至于政企不分，除非国有产权退出或处于非控股地位，否则也解决不了。目前政府比较重视企业改制时可能造成的资产流失，有人认为在企业改制时，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许多企业的资产流失早在此前就不断在发生，这也是企业改制时政府与市场对企业资产的估价相距甚远的根本原因。现实越来越告诉我们，国有产权的退出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尽快进行，否则，国有资产闲置、贬值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资本的进退，而解决退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改进现行财务制度和退出的政策障碍。现行财务会计通常遵循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原则，即以交易时支付的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依据，且一般不予以变动。历史成本法可以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实际投入，以便合理确定成本摊销方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按照会计准则，使用历史原则必须以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企业濒临破产，允许不采用持续经营假设，而改用“停业清算”基础。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亏损严重的中小国企，在“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原则的管制下，不能顺利退出。随之而来的企业进入介于“持续经营”和“停业清算”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业务上仍在经营。该会计主体无法确认自身前途，完全取决于对政策的等待和依赖。追究这一问题，需要全面考察“资产”的经济意义。会计上对资产的界定是它的实际投入资金，而在经济学看来，资产应当是物的有用性，是包含在实物形态中能够起到增值作用的那一部分，表现为经过市场评价后的真实价值量。两者的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目的，分别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强调的分别是历史成本和净现值或市场价值。经济学上的资产有用性分通用与专用两种：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些生产能力一经形成便只具有专门用途，除非遭受重大损失，其用途不能够改变。例如：企业的厂房、汽车、电力设备可以用作生产、生活等广泛用途，而生产线、专用设备只能为特定产品服务，在企业中一般是专用资产占主体。一旦该产品停止生产，企业无法用公开拍卖以外的其它手段收回对该资产的投资。历史上国有资产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过热，国企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在政府支持下，凭借低成本调拨生产要素而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发生软着陆后，国企面临的是三重尴尬：一是资产专用性使这些经济闲置资源无法直接转向其它生产；其次，国企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使这些闲置资源无法在国有部门内部调剂；第三，国企受到 “退出障碍”管制，不能够广泛使用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手段向非国有部门转卖闲置资源。所以，面临亏损和前途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稳定”的政策目标，国企迫切需要短期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便会考虑改造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目的生产。例如：企业要求下属各车间、各工段承包经营，相应的、原有的整条生产线拆分并改装成独立工作的机床，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可以给承包者带来短期收入，给企业带来“管理费”收入及减轻工资负担，但同时意味着原有专用资产价值 “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新形成的生产力大都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短平快”产品，一般小于原有生产力的损失额，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是社会资源净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成本中包含的机会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较小的现实收益，接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即：收益小于机会成本。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国企改革的状态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理论和原则的东西应当以多变的现实为转移，若僵化保守，则会成为实践的人为障碍。若“持续经营”和“理性人”假定不能成立时，一味强调历史成本原则，其后果将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相对于冒着“违法”的风险廉价出卖国有资产而言，这种操作虽然在会计角度上固定资产因讲计入“大修理费用”而获得增值，但实际上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已经合法的损失掉了。 2）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埋下了隐患。国企的非理性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结果将是清算、破产、并购等，因在国家缺少一个统一的转让市场可作为价格参考，依照企业会计信息单方面高估国有资产价值，超过同类生产资料真实价值的部分对方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国家将依据这样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将使得政策出现偏差。如企业“折价”出让资产招致“有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使得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工作难以开展，这正是现在一些地方改革受挫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经济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收益率，但现实生活应用这样的准则牵涉到会计法、税法、国有资产管理等，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资产使用价值变化不同于折旧，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资产帐面价值与价值背离，而是制度原因造成。按照自然法则，能量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不断转换，只要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已经加入WTO，我们已无后路可走，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革国有产权，实现产权的私有化、股份化、多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所有形式，而在于资产能否为社会增加财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4． 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曾一时，不少人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规模经济，在实践中热衷于组建甚至拼凑一些大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这种认识和做法非常幼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这样只会浪费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当然，追求适度经济规模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客观上存在着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发展方式，最终都要形成“经济规模”，分歧只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去实现“规模经济”。见仁见智，实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模式。一是逐步投入，滚动发展；另一种是一次性投入的“规模经济”建设方式。“经济规模”确实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却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达不到，就是说一次性投入所形成的规模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投入的资金就会沉淀下来，变成了“沉没资本”。这时候，一次性投入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大成本。盛2升水的杯子所花的材料不会是盛1升水杯子的2倍，杯子容积越大，单位盛水所花的材料成本肯定越小，但是用盛2升水的杯子去盛1升水，必然大大提高成本，也是一种浪费。如同“规模经济”有缺陷、受制约一样，滚动发展也有它的先天不足，一旦经济规模形成，逐次投入的利弊就会相对于一次性投入显现出来。因此，只能从中国的资金、市场的实际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请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幼苗都需要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需要巨轮，但是更需要海轮和帆板。我们要有企业‘航空母舰’和舰队，但需要更多的是中小企业。5． 多元化经营与经营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多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使企业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过硬的产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其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强化主业或核心产业。实践证明，一个企业无论是搞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都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而本质的内涵，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今日，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企业重视，是因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企业的心脏。从国外的一些企业发展趋势看，一般核心产品要保持在全国销售收入的60％以上。多元化经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充分说明：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能不处理好主业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主业方面寻求最大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益，力争扩大规模，并进行深度开发，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在搞好主业或核心产业的基础上，有余力可以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应是企业主业做大并形成超群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有一个方式和时机把握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的发展机会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度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时机不当或方式不当会导致多元化经营的惨败。追踪一个个陨落的明星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盲目扩张、多元化的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误。国内外跨行业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他们为何能取得成功，除了企业资源剩余之外，管理的有效性应是最为关键的。6． 竞争与垄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发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有了自身的运行方式，有它稳定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将失去活力。共产党赢得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几十年中国经济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固化了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又使人们感到必须改变它。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竞争才能使经济、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然而，当人们感受竞争的时候，又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有些人又开始留恋稳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竞争、垄断呢？市场没有竞争，企业就无活力，行业就没有效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毁掉一些竞争者，也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在价格战中，由于竞争企业间不断杀下对方的价格，使价格水平急剧下降，使消费者短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给企业经营上带来困难。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属于基本概念的定价方法叫边际分析。其原理很简单：为获得最大利润，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或略低于边际收入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这个公式计算出价格进行销售。道理很明显，如果边际收入（增加一个单位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收入）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则有利润，企业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当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小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时，企业在这一单位产品上要蒙受损失，所以不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企业还可以把竞争者的价格当作自己定价的根据。在存在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各个销售者必须使用同样的价格。如果价格比其他人高，就会在竞争中遭受损失；反之，如果价格低于其他人，则必须增加销售量从而补偿较低的利润率。倘若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随之也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失去了降价以后的价格优势，因此，只有同时具备成本优势，企业才能希望使竞争者的价格不会降至与自己的同样水平！在与竞争产品有差异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可高于或低于现行水准或竞争价格的平均数，究竟选择哪种策略，要看销售者的定价目标。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价值形象；低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以突出产品的廉价形象。市场是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走向衰败，影响繁荣与衰败的因素很多，但“势力与力量的比例”却永远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什么是势力？什么是力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而又很模糊的概念，也许势力在没有做大之前曾经是一种力量，也许力量在做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势力，所谓‘势入破竹’。从而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个企业要想持续经营，永葆活力，就要求在它的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限制势力的形成，鼓励力量的滋生，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市场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总有空间留给新的力量去成长。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因为势力一旦形成它就会本能地扼杀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去垄断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所有增长的可能性也被扼杀，最终让整个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命力。……从经济学上说，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泛称。它包括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独家垄断发生的概率极低，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一般是企业通过专利权或长期竞争自然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在某种程度上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像在目前市场上少数著名品牌有市场集中的倾向，消费者似乎对此乐于接受。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存在竞争。基础设施领域及大众服务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巨额投入的滋养下得到迅速成长，并且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机构垄断经营着。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原来都是由政府某个部门“统管”着。在这些产业里，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私人经济垄断会获得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因此，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垄断性行业大部分是由财政拨款的公用行业转化而来，虽然实行的是公司化运作，但是其资产是无偿取得的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要促进基础领域的产业重组，必须与企业的产权重组结合起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状况。而其他资本进入这样的行业不仅要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为他们除了少量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还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公平法则。所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易事。不少人认为，反垄断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完全只当裁判员，一切由市场力量左右。还有专家认为，垄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彻底打破垄断，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中国的GDP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政企分开确实已成为当前反垄断的关键。不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让政府自己来打破垄断如同“壮士”自断其“腕”。假使如此，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市场万能论”的结果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停电事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电力改革，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电力垄断、完全放开电力市场的最成功之举。当初的设想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引来许多竞争者参与，增加电力供应并降低电价。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加州近年内没有开工建设一座大型发电厂，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原因很简单，电力投资回收期太长，又缺乏政府支持，对投资者没有多大吸引力。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不能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割裂开来，在公用事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政府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市场看，近10年以来的兼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兼并数额动辄达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同时，在竞争激烈的IT产业，人们也正在目睹垄断的到来。所以，反垄断应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禁止滥用垄断行为，而不禁止垄断状态本身。其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垄断一般只反价格联盟，而对一体化的垄断公司相对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了顶点并随后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过。“马歇尔冲突”是垄断与竞争之间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现实中，产业组织理论围绕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也一直争论着，实践中表现为针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在反垄断与过度竞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企业合并的管制严格，大型兼并案都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修正了有关做法，在企业兼并、企业合作方面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上述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众多事实表明，美国在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方面，有时严厉，有时宽松，但总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即在政府介入市场问题上，总是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即使以前被认为是垄断的企业，如要放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国家这时是默认垄断的。这在近来许多重大合并案中得到证明。从微软案例、AT＆T拆分案例以及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比较给了人们不少启示，也给中国垄断行业以及过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行业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市场集中度低，许多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加入WTO，我们应该以更快的步伐改变企业过度竞争的现状，提高其集中度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中国汽车产业则处于集中度低的分散状态。因此一方面在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得进一步规范分散零乱的汽车业。中国加入WTO，现有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国内汽车工业将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公司，超过1万辆的有14家，其余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产出水平，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市场竞争无序。因此需要提高其集中度，增强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却感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太弱；当我们期待着竞争到来的时候，西方的垄断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道使我们再次想起了‘太极模式’。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前后相随，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但是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笔者曾经提出过，竞争和垄断才是市场经济‘灵’与‘魂’的结合。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竞争才会充满活力，但是竞争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垄断的配合。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竞争在其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规则。西方没有行政垄断，却有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种垄断。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关键是如何实施垄断保护。在中国行政垄断的弱化、技术保护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那么又怎样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早就有了答案。在茂密的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是弯曲的，不论大小粗细，所有的树都挺拔笔直。这是因为，在茂密的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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