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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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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城邦的民主制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并不是常态，城邦政治是一个集宗教、政治和道德于一体的民主实验，但这种实验被证明并不长久，也是脆弱的。后古典时期的政治生活并无民主的容身之处，更没有参与的地位，相应地也就缺乏对民主本质的进一步思考。
近代以前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以神圣的精英政治为特征。在工业化扩张和资本主义市场运动的力量推动下，政治形式不断发生变革，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塑造了现代民主政治。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不管是从封建主义或绝对主义转变为代议制民主、从有限选举演进为竞争性的普选制，还是各种政治权利在内容和范围上的扩大，无不是以政治参与的扩大为内涵，从而建立起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
近代参与民主理论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无疑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政治体系本质的理解对于参与民主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卢梭的政治理论集中围绕政治决策过程中每个公民的个人参与而展开，在他的理论中，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能够确保在政治制度运行和在这种制度下互动的个人的心理品质和态度之间具有连续的关联性。卢梭所指的“参与”是指参与决策过程，而且，同代议制政府理论一样，它是一种保护个人利益和确保好政府的方式。卢梭将自由的概念建立在参与活动的坚实基础上，他认为除非每个人通过参与过程“被迫”做出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否则将不存在保障每个人自由的法律，即不存在公意或个人服从于自己的那种正义法则。个人实际上的自由以及他对自由的感受，通过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而得到提高，因为参与赋予了他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和他周围的环境进行控制的能力，由此，卢梭也将参与看作能够提高个人自由价值，通过这一过程使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的参与民主思想与古代雅典的民主观念一脉相承。
但是，以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并没有成为早期民主国家实践自由的指导，相反，这一思想由于其形式上激进的特点而被民主理论弃之一旁，直到20世纪中期。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参与思想一直广为流行，但在政治理论家所普遍接受的民主理论中却占有十分低微的地位。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这一特征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及其复杂性，特别是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了许多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对于古典意义上的民主的实现可能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二是来源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忧虑，人们对20世纪一度盛行的极权制度的贻害持有高度的警惕。
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公民的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普遍缺乏对政治活动的兴趣。贝雷尔森在研究二战以后公民政治投票活动时观察到一个明显的悖论：当今社会中单个投票者已经无法满足政治理论家在建构民主政府制度时所提出的条件，即民主必须是以民众的普遍的参与为前提，但整个民主制度却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只有少数公民对政治有着高度的参与和兴趣，大多数公民表现出冷漠和不感兴趣。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一个反政治的时代。
这一结论符合了当代民主理论家对民主现象的观察。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当代民主理论家看来，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其中，对于民主而言选举是关键性的，因为主要是通过选举大多数人能够对他们的领导者施加控制。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是指人民参加选举活动或广泛参加对决策者的选择。因此，在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唯一的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尽管当代民主理论在政治理论家中间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但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当代民主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方面的民主，但是却忽视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首先，当代精英主义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特别是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民主对私人生活的控制，严重扼杀了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社会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还包括性别、种族、信息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再次，对微观层次上民主的忽视。当代民主理论集中关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建构以及对古典民主学说的批驳，尽管也强调了民主的制度建设、社会条件等问题，但是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以及相应条件的培养。
正是在对当代民主理论怀有深刻的不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参与民主理论重新兴起，随即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理论流派。最初，参与民主理论主要集中于校园活动、学生运动、工作场所、社区管理以及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领域，主要集中于社会民主领域，特别与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紧密联系起来，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生活和国家层面。一九七0年，卡罗 尔﹒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的出版，才标志着参与民主政治理论的正式出现。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首先对以精英主义思想为核心民主理论的批评开始。她认为，以熊彼特、萨托利等为代表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运用“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通过排除一些无法界定的规范的概念，试图从真实世界中的经验材料中寻找一种建构性的民主理论，以期解释实际运行中的民主现象。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是以少数精英的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和多数民众的政治冷漠和非参与为主要特征。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少数精英的参与才是关键的，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非参与，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主要保障。这种以精英主义理念为核心的研究路径的结果不仅产生了一种含有未被承认的规范意义的民主理论（这种理论将当代的英美政治制度当作是我们的民主理想），它也导致了形成一种在许多方面与上个世纪反民主观点具有相似性的“民主”理论。因此，当代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充分的民主理论，而仅仅描述了现实的政治制度的运作逻辑。但是，民主理论并不完全是经验的，它也应该是规范的，有着特定的规范要求和取向，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
从这个角度讲，佩特曼认为，当代民主理论过于受制于经验主义的分析而失去了将理论用于指导政治生活的价值。民主生活中的广泛参与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减少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富有知识的并能对政府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公民，从而有助于一个参与性社会的形成。参与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于其发挥了主要功能即教育功能。通过参与过程的教育功能，可以发展和培育民主制度所需要的个体品质，个人的参与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具有参与能力，参与制度就可以维持下去。在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中，全国层次上代议制度的存在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因为要实现所有人最大程度的参与，民主的社会化过程或“社会训练”必须在其他非传统政治的领域中进行，以使人们形成必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参与活动本身而进行。
按照佩特曼的观点，公民参与政治最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社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他才能真正控制日常生活的过程。佩特曼重点研究了工业领域特别是工厂，因为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中，工作场所的活动在集体事务的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种教育功能，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而且，佩特曼认为，象工业这样的领域本身就应该被看作是政治体系，它提供了除了国家层次上的参与以外最重要的参与领域。如果个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施加最大程度的控制，那么，在这些领域的权威结构必须按照他们可以参与决策的方式组织起来。工厂内部的参与活动推动工业领域中权威结构中的民主化，进而废除了“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差异，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经济平等。佩特曼对当时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制度十分赞赏，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组织形式从整体上看，非常类似于一种参与性社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工业社会中蓬勃兴起的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实际上就是参与民主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体现。
提出一种参与民主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佩特曼也不认为直接民主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所有社会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扩大基层或地方的参与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民主的内涵。就参与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功能而言，首先，在当代社会，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事务决策，才能实现对自己生活前景和周围环境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或地方层次上的广泛的、深入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控制能力，通过在较低层次参与活动的教育功能，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国家事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最后，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在任何层次和领域都是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有广泛的机会学习和实践民主，私人个体将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自我实现的公民。
由于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无法解决政治现实中的个人主义困境，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同时代许多学者的共鸣。作为新左派代表之一的麦克弗森对当代的民主政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二十世纪市场社会的一个巨大悖论，即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现实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而缓解这一危机的主要手段就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与参与民主相结合。只有公民不断地直接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巴伯同样强调了参与民主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疗救功能，提出了一种强势型民主的理论。他在《强势民主——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猛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民主”，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只是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它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将引发许多严重的后果，最典型的是它摧毁了传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维系纽带的同时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纽带。在批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巴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这种方案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等理念为特征，将市场社会中的个人重新连接在一起，找回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失散的、孤零零的个体。
参与民主理论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积极回应。社群主义同样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重新的图绘。社群主义批评作为自由主义前提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不管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认识论，都在根本上误解了个人与其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的谬误之处在于，它所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的意义，而不关注个人权利和行为的社会限制及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目的所承当的责任。社群主义则以家庭、社区、宗教、工作场所、结社乃至国家等社群为，探求的是一种以社群的公共善为目标的价值伦理或以个人品格为基点的德性伦理。因此，社群主义自然而然地将社群的建构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显然，社群建构的一个必然过程就是社会成员的直接的、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过程，社群才得以可能。通过参与活动所形成的协商活动，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能力，发展公民的人格和精神，同时明确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增进公民与社群的关系，最终实现公共之善。
参与民主理论对参与的强调继承了古典民主的基本精神，在当代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在参与民主论者看来，参与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还包括经济领域的参与（例如职工对企业决策的参与）、社会领域的参与（例如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政党组织内部的参与等形式。为了避免人们对其理论的误解，参与民主论者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直接民主，参与仅仅是人们扩大对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参与民主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当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到物质丰裕的繁荣时代，自由主义民主日益显示出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缺陷和危机，如普通民众很难对代议民主政府体制及其决策过程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精英主义和大众的政治冷漠并存；自由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对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自由主义民主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公共善的失却。参与民主的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主义民主所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参与民主改变了二战以来民主理论过分依赖经验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参与在民主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民主理论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平等特别是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基层生活的平等，主张不仅在政治领域实现民主，而且要实现包括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民主，以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民主化来缓解由于结构因素导致的经济不平等，试图来回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尽管并不成功），即民主所追求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虽然无法取代自由主义民主在市场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种针对市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的疗救方案，参与民主理论还是得到了不少政治家、学者以及许多民众的支持，对于维系一个公共性的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与和民主理论》，＇美＇卡罗尔。佩特曼著，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返回目录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蒋冬梅《读书》2006年第11期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是另一回事。当法律或公众情绪不允许对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有所争辩时对意见的真确性本身就是伤害。
缄默的结果是使异端意见永远得不到公平透彻的讨论，但一些经不起这种讨论的异端意见也不会因此消失。最大的损害还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结果。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人们永不会享有思想动物的尊严。
返回目录水龙头的普世象征
□郑鸿生《读书》2006年第9期
“野火”的历史任务
一九八二年夏天，岳父母远从台北飞到美国旧金山湾区，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已被服务的“中信局”调到台湾工作，～生奉公守法，是个典型的公务员小康人家。这可从他们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时，只能提供单程机票与一点零用钱来送行看出。而这么一个典型的基本拥护国民政府的外省公务员家庭，对他们女儿找了一个本省女婿却是绝无二话，只有祝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在经济上越发兴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重组基本完成，电子与信息产业开始起飞，但是政治上却还是个十分陌郁的时期。那几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多重政治事件：一九七九年底爆发美丽岛高雄事件，接着的大逮捕中又有我们熟识的友人；一九八零年初发生林家血案，过一年又发生访台留美学者陈文成命案。当时我们远隔重洋，家乡发生的事却是令人极为牵挂，这些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在我们心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岳父母来后，我们除了带他们到处游览外，闲时也不免谈起美国及家乡的种种。岳父有着现代化的开明观念，对他女儿大学时代介入的校园异议活动并不介意，甚至还感到骄傲，因此我们对很多话题颇为投契而不见龈龄。然而有一次与岳父谈着，竟就转入了台湾的政治，而触及林家血案。对谁是背后主谋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让我们互相提高了声调，岳父显然不愿面对威权体制的特务主导此事的可能性，最后他起身离座，走了几步又回头怅然说道：“你看，我像是个特务吗？”
岳父这句话让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一点也没有要把共谋的责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灿然从来不屈脚阅此辟．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平常对当局的作为也会多所批怦，却似乎自觉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以致说出这样无奈而悲切的话来。如此回应，让我顿觉个人处于不同处境的诸多困境与无奈，此后对于岳父的立场我也就释然于心。
我体认到像岳父母这辈播迁来台的外省人的心境。他们中像这样具有开明现代观念的为数不少，也因此才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自由中国》杂志领头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传布；以及六十年代重现“五四”风华的文艺复兴盛况。而这么一批开明现代派的外省人，由于有着这么一个大陆背景，或多或少都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有关系，或者是家人亲戚，或者是同事师友。这是因为那时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针对与左翼思想有任何联系的人土，而从大陆来台的这一批开明现代派，对威权体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台独势力乍起之际，又被迫要与这个威权体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样的困境，我从岳父那句话中是深深感触到了。
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龙应台开始在台湾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后集结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烧全台的时候，岳父母这样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龙迷，显然龙应台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多年来的无奈与闷气。
单从《野火集》的文本来看，它所要燃烧掉的是被追求“现代化”的国民所深深引以为耻的、社会上的诸种“落后”现象。就像龙应台后来自己说的，她并不要像当时党外民主运动那样，去直接对抗当时的威权体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回方式去挑战其统治基础。虽然读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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