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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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形式，可以把历史传给下一代。“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的琉球，我们可以自由地跟东亚和东南亚进行贸易。那个时代不再有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掉。我要让子孙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放弃自由的理想！”　

　　也正是在边野古的海滩上，我听冲绳的几位学者讲述着他们的处境和困惑。冲绳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唯一被美军登陆作战的地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战争记忆与日本本土是一致的。在战后思想史脉络里，日本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一直倾向于把冲绳看作日本的受害者，因为它不仅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牺牲品，而且在战后美军基地的蹂躏下依然付出着沉重的代价，而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一直无视冲绳的被害体验，冲绳人撤走美军基地的呼声至今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如果加上对于历史的回顾，本土的进步知识人不免产生更多的歉意，因为在冲绳成为日本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它被强加了太多并不属于自己的文化，比如天皇制。我在那霸曾经看过一场以地方戏的形式演绎江户时代忠臣故事的剧目《忠臣藏》，尽管在台词和表演中有着相当多的属于冲绳而不属于日本本土的自由感觉，但是这个来自冲绳外部的历史故事仍然在那霸显得不够协调。日本本土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冲绳会歉然说道，“这里不是日本”，我能够理解那里面复杂的潜台词。　

　　然而我遇到的几位冲绳知识分子却似乎并不愿意单纯以受害者自居。在他们的讲述里，加害与被害的结构关系被更多地内在于冲绳本身，而不仅仅是在“美国”、“日本”与冲绳之间。波平恒男教授在他的战后思想史研究里指出：那霸与冲绳的其他离岛之间，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美军的占领和军事基地的建设在战后引起了冲绳本岛与离岛之间更为畸形的分化和与此相关的歧视问题。研究日本文学的新城郁夫教授则通过分析描写冲绳男性和美军士兵同性恋关系的小说，试图揭示加害与被害者之间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在反对美军基地、抗议日本政府对冲绳态度的背景之下，这些冲绳知识分子的视角显示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冲绳的那几天里，我趁着开会的间隙独自溜到路边的商店和饭馆，力求跟普通的冲绳人有所接触。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冲绳人对于美军基地的撤离有着相当的保留。他们一方面承认美军基地的存在破坏了冲绳的安宁，另一方面，却对于基地的撤离充满现实的疑虑。一位礼品店的老板对我说，美军的确不好，但撤走了基地，谁知道日本又会把什么塞过来？说不定是核试验基地，或者更坏的东西！反正，日本从来没有善待过冲绳！另一个在饭馆里跟我邻桌吃饭的中年妇女也说，能把美国人赶走当然好，问题是赶走之后怎样？现在，冲绳县的预算里有一半来自日本政府赔偿在冲绳建立美军基地的补偿费，如果撤走，完全没有自己产业的冲绳将如何安身立命？　
　　　　波平教授把这种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称为“基地经济”。我在德国也听说过类似的状况，当美国决定部分撤离驻扎在德国的部队的时候，引起了基地周边依靠基地为生的德国人的抗议。但是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并不多，对德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冲绳相比。冲绳的面积不到日本国土的百分之一，但是这里的美军基地却占了整个驻日本基地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基地经济在这里是最基本的结构，它牵制着整个冲绳县的命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赶走美军基地的社会运动变得异常艰难，它不仅需要对抗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国家政策，而且还要面对自身的生存困境。“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字眼，而是一种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艰难抉择——我在冲绳学者的发言中感觉到了它。　

　　从那以后，一年过去了。在二○○五年这一年里，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社会运动人士为了赢得边野古的抗争，展开了全面的抗议活动。在边野古静坐的同时，东京都的日本防卫厅前面也定时举行着抗议示威活动。冲绳县政府在民众的推动下，也终于开始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有节制的对抗态度。由于稻岭惠一知事反对在边野古填海造基地，日本政府计划在二○○六年国会讨论中提交一项特别立法议案，把冲绳的制海权从冲绳县知事那里转移到日本政府手中。同时，日美政府在十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意见书，表示将要把基地建设地点从边野古转移到邻近的海域。不但日本自卫队将参与军事设施转移过程，日本政府还将全面负责提供美军基地转移的费用。冲绳与日本的舆论开始对于“法制社会”的有效权能发生怀疑。有人指出：政府随时可以不顾国民的意志强行立法，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程序，并不必然地保证社会公正。日美政府在冲绳的所作所为，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了法制理念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暴露了在西方社会内部尚可局部有效的“法制”实践，在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中是如何毫无矛盾地转化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　

　　在这同一年里，中国社会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为了表达对于日本申请入常和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的抗议，四月开始陆续发生于各地的自发性游行揭开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序幕；而接下来台海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也带来了东北亚政治格局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切变动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心。尽管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这关心显得有些稚嫩，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毕竟开始显示比单纯仇日的情绪更有建设性的追究态度和反思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我度过了二○○五年的圣诞节，这次是在上海，在一个与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竹内好论文的外文翻译本，至今已经出版了中、韩、德和英文四种，而且都集中于二○○四年到二○○五年前后。有关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二○○四年九月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举行的是世界上的首次，而这次的上海会议则是第二次。这个会议令人兴奋的，在于与会者基本上都不是日本研究者，而多是不谙日语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或者这种会议可以最有效地证明一个思想家的能量，同时也可以最有效地摸索在不同文化中激活思想遗产的途径。对于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接受竹内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场战争和战后的冷战格局阻隔了我们与日本知识分子有可能建立的沟通，我们从未有过上一代人在危机状态下与日本知识人“亲密接触”的经验，没有过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理性抉择的困境，这使我们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可以在历史状况中理解日本知识人的个体经验，而更易于把中国和日本作为先在的前提。正是因为如此，在上海大学举行的这个以鲁迅和竹内好为主题的研讨会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显示出不以日本研究为业的中国学者们对于日本思想进行着艰难探索。这是鲁迅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城市，是“卢沟桥事变”之前充满混沌与不安的地方，在这个空间里，曾经产生过相当复杂的思想斗争方式，因而在这个空间里对于竹内好的阅读绝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一个日本思想家，它更与我们自身的思想状况相关。　

　　身在上海，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年前圣诞时分的那霸。一个似乎被一年时光掩埋的场景。　

　　在那霸有个世界和平公园。我已经不能准确回忆起这个公园的名字，但是却清晰地记得这个公园的景象。这个临海而建的公园，准确地说，是战死者的墓地，里面排列着同样格式的墓碑以及纪念碑。在公园入口处的大型广场上，黑色的石质墓碑依次排开，上面以小字刻满战死者的名字；而在广场后面纵深之处，则是以日本各县为单位祭奠冲绳之战战殁者的纪念碑。在墓碑广场，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大小平等地镌刻着日本百姓和日本军人，以及美国军人战死者的名字，也包括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朝鲜和韩国雇佣兵中战死者的名字。每年到了八月十五日，这里总会有一番奇特的风景：纪念死者的日本百姓和美国大兵，经常是并肩站在一起，各自献上鲜花。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经常强调的一个借口是，日本的风俗是视死者为佛，无论他生前是积德还是造孽，人死了，一律平等。但是，在日本真正体现了这个风俗的，绝对不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靖国神社，而是那霸的这个和平公园。当年小泉刚刚就任首相，正为选择哪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而踌躇的时候，曾经来到过这个公园。小泉面对在墓碑前并肩默哀的美国军人和日本平民，面无表情地站了一会儿，既未献花也未参拜，掉头走开了。　

　　我问冲绳朋友这个公园的缘起。他们告诉我说，九十年代后期，当时的冲绳县知事到美国访问，发现美国人纪念二战的阵亡者，只纪念自己人。这位知事发愿，一定要在冲绳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纪念死者的纪念公园。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克服了当地人的对抗情绪，终于建立了这个地方。我在街头探访冲绳人，得到的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说他们从来不去这个地方，冲绳人自有自己的祭奠之地；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但是也有人认同这种方式，他们的说法是，人死了，不会再作恶，一起祭奠供养，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猜想这公园的缘起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种解释，政治的，策略的，经济的……然而缘起并不一定可以解释一切。当这个公园落成、这种祭奠形式出现了，它就开始脱离那个成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我不能把这宽容的墓碑和边野古的抗争，和冲绳人在“基地经济”中的苦恼困惑分割开来看待。当美军不顾冲绳县知事的抗议，在冲绳的金武町展开城市实战演习，让这个小城镇充满枪炮声的时候，当边野古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能阻止美军的水陆两用装甲车沉入海湾污染那片纯净海域的时候，当频发的美军士兵针对当地幼女的性暴力破坏着冲绳人日常生活安全感的时候，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冲绳人想到要去破坏那个象征着平等和宽容的和平公园？或许，在冲绳人的政治本能里面，蕴含着比单纯的愤怒更为深厚的情感和判断力？　

　　这也正是我在上海思索的问题。引起我这份思索的，是一位上海的近现代文学史专家引我参观当年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故居和左联纪念馆等历史遗迹时的介绍。这位熟悉上海人文地理的学者引导我确认了鲁迅在上海先后住过的三个寓所和藏书室，指点了鲁迅每天从家里走到内山书店的那条隐秘的小路，告诉我鲁迅如何在白色恐怖状态下到那里接待客人并接收信件。他还一一告诉我左联作家们的故居所在。这些故居，除掉鲁迅去世时的那个大陆新村九号公寓还保留着之外，其余的早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上海市文物局钉在墙上的牌子显示着这些老房子里面隐藏着一段历史。我惊讶于这些故居相距那么近，就连鲁迅的三个故居和他用日本人的名义租下的藏书室，也彼此相隔不远。问起缘由，那位学者指点着离昔日内山书店不远处的一个挂满银行招牌的建筑说，那是当时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因为有了它，周围充斥了大量的日本侨民，使得国民党特务来这里活动不太方便。鲁迅在上海的第二个寓所，拉摩斯公寓，就在这个恐怖建筑的对面，鲁迅每天从窗口就可以看到对面岗楼上日本兵换岗，也曾经在“一二八事件”的时候被从窗口打进过一颗子弹。而正是因为这里可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集结了中国那个时期的左翼作家们。他们相邻而居，往来于并不安全的日本人聚居区，从事着艰难的文化救国运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被用来掩护了中国的民族魂，在那充满各种陷阱的战争时期，生活在上海的普通日本人并不一定是朋友，也不一定因而是敌人；同是中国同胞，也并非全都可信，更何况“借刀杀人”的把戏随时可能上演。在这危险的不确定关系中，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中国进步知识人，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猜疑，什么样的压力？而在日本海军司令部旁边生活的鲁迅，在他晚年与日本人的密切交往中，究竟如何处理信任与警惕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他在那个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究竟是如何感知“日本”与“日本人”，如何在他的文化政治选择中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的？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弯弯曲曲的弄堂里，我竭力分辨着昔日的气息。虽然试图进入那段历史谈何容易！阅读资料里的掌故，复原历史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在鲁迅寓所通向内山书店那条狭窄弄堂的两壁之间，体验那个时代极度的紧张？我记起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里的调侃：“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还有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过即使是仇敌的优点也要学习之后的一段话：“我相信自己的主张，绝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我只是在通向内山书店的那条弄堂里，才真正进入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下的这些调侃，理解了那调侃并不仅仅出于他对无端攻击的愤怒，更是出于他对于在历史状况中进行政治选择的坚持。在国家存亡日益成为现实问题的严酷时刻，鲁迅的坚持，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民族立场”，而是对于比这个立场更为深刻的“拒绝做奴才”的坚持，是对于在不自由状态中艰难地创出“自由”的坚持！　

　　或许只有在和平的年代里，感觉方式才会被培养得直截了当。也或许只有在可以从危机意识中掉转身去的时刻，观念才会被看成实实在在可以坚守的东西。在上海虹口区那个繁荣热闹的下午，我遥望着昔日日本海军司令部房顶上那个特意保留下来、因而与周围景色明显错位的破旧岗楼，似乎懂得了在遥远的那霸和边野古所发生的、不能以“对抗美军基地”简单加以概括的那一切，并且懂得了，那不能以透明的方式诉诸于概念加以传达的，才是历史，而这不透明的历史，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　

　　今天的上海人引为骄傲的，或许不是虹口区那些牌牌之后需要想象才能呈现的一段历史，而是浦东那可以直接触摸的现在。当八十八层的金茂大厦把世界上各大都市的名字按照方向和距离写上观光厅八方玻璃窗的时候，我产生了世界在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幻觉。在金茂大厦顶层，我没有找到“那霸”的字样，但是面向东南，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感觉到它与上海、与中国息息相关。当中国人还在想象和呼唤美国式民主和法制、把它幻化为透明的理念时，冲绳正在真实地承受着这并不透明的“法制”的蹂躏——竹内好说过，西方内部的平等是在认可对亚洲、非洲的殖民掠夺基础上的平等，这样的价值不可能贯彻到全人类！而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克服危机的有效进路？如何不纠缠于肤浅的立场之争，不简化地挪用被抽象之后失掉历史含量的那些西方观念，从而打造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所需要的价值判断？　

　　我在那霸曾经遇到过一位喜爱竹内好的冲绳知识分子。他说，当年他在竹内好那里曾经找到过投身学运的能量。在本土日本人还在疑虑把冲绳称呼为日本一部分是否有失政治正确的时候，这个冲绳人却似乎并不计较竹内好是个日本本土知识人。他说，因为他在竹内好那里得到过关于中国、关于革命的最好想象。今天，冲绳承受着多重压力，把美军基地赶出去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角冰山。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和平公园的墓碑才得以与边野古的老妈妈对自由的渴望一起，承载同样的一段历史。当我在上海走过鲁迅当年走向内山书店的那段百米多长的石板弄堂时，我同样感受到了多重压力之下那绝不单纯的历史，感受到了鲁迅思想遗产的丰厚。而或许正因为这连续两个圣诞节的经历，我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感觉，对于鲁迅与竹内好的感觉，不再能以截然分开的方式并存，它们缠绕着却又各自独立，抗衡着却又不断转化，在跃动着纠葛着的历史关系中，从那霸到上海，我依稀看到一个艰难延展着的思想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开掘关于“中国与日本”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重新开掘在现实危机意识中潜藏着却未及生长的政治。　
　　　　　　　　　　　　　　　　　　　　　　　　　　　　　　　　　　　　　　　　　　　　　　　　　　　　　　　　　　　　　　　　　　　　　　　　　　　　　　　　　返回目录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
　　　　　　　　　　　　　　　　　　　　　　　　　　　　　　　　　　　　　　　　　　　　　　　　　　　　□韩毓海《读书》2006年第4期
　
　　　第一次看到竹内好的照片，就为他明亮的双眸和专注的神态所吸引，这种思想者特有的目光仿佛在吸引和召唤着挑战者、批判者。　

　　竹内好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理所当然有一层更为特殊而敏感的意义，这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问题，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　

　　我认为，竹内好战后的思考从总体上说就是：对于昭和思想史——这一段“战争思想史”、“暴力思想史”之“纯洁性”的辩解。　

　　竹内好无形中给人一个印象：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从“近代思想”的意义上说，日本却没有过失败。因为正是在竹内好为之心仪的“近代的超克”的视野中，太平洋战争才被解读为笼统的“亚洲”反抗西方列强的战争，是对“亚洲”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唆使下进行的甲午战争，在英美军费贷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战争，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为“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圣战”，而且，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它没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扩展的意义。　

　　正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从维护思想的复杂性、神圣性的角度，在总体上维护“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无论谈论三十年代日本左翼还是谈论竹内好，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　

　　　
　　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源于其“近代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近代超克论”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从一九四四年写作《鲁迅》到一九五九年写作《近代的超克》，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他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一八七七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十九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因而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