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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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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是每一个劳动者对产出都同等重要——单位资本和土地也是这样，所以在产出贡献的分析中其实不止三个要素，其他要素也应该衡量权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只考虑这三个要素。而且，由于1774年的产出和投入值的选择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分析将只限定于1774年以后。最后，要素投入值代表的是可能获得的投入，而不是实际所用的投入。另外，至少从1834年以后（见上文），生产力变化的衡量尺度发生了变化——包括就业水平的变化和劳动强度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强度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不是十分明显。从短期来看，奴隶制的废除、工业中周工作时间的适度缩短会减轻劳动强度，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提高了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必然会增加劳动强度（就像资本利用率的变化一样）。因此，在考虑生产力的改变时必须考虑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把19世纪生产力变化的大部分原因完全归于就业水平和要素利用率的变化，却似有不妥。
19世纪，美国产出的增长明显受制于要素投入供给的增长，这些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了大约82％～85％的产出率的增长（见表），当然，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剩余的15％～18％。1840年以后生产率的变化对经济扩张的贡献似乎大于1840年之前，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一战后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扩张的影响则要显著得多（见本套书第三卷第1章，阿布拉莫维茨和戴维），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一战后要素投入率降低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一战后要素投入增加的速度开始慢慢降低，这样，同样的生产率，在一战后的产出增长贡献中占到了更大的比重。
生产力作为补充要素，它的衡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投入和产出的准确定义（上面已讨论）、投入与产出增长率的估计误差。依据本章所用的定义，影响19世纪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有4个（除了误差项）：技术改进（即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开发）、生产效率提高（即生产要素分配的改善）、人力资本改善和规模经济。有单独的章节（本卷第5章，马戈；第9章，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是关于第1种、第3种、第4种推动力的研究，而第2种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5）
三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也很有意思，由于土地供给占的权重很小，而且它的增长率相对较低（与其他要素相比），所以土地对产出的贡献率极小。但是，这一表述确实低估了土地要素真实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分析方法严重的局限性。正是由于新大陆土地的巨大吸引力刺激了高出生率和高移民率，从而使人口快速增长；高的国内移民率导致了分配的高效率、巨额的投资和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技术变迁。土地数量的估计只描述了用于生产的土地，并反映出土地供给扩大的直接后果，但是却遗漏了其巨大的间接影响。
另外两个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重要性的变化见证了一次巨大发展——19世纪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形成的资本市场。相对于劳动力而言，资本在产出扩张中所占的份额增长更快。同时，工人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也有益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19世纪末工人人均资本拥有量几乎是19世纪初的10倍。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本都是新近投入的并用于最前沿的实用技术——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几乎2/3的资本存量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形成。 最后，资本存量的高速增长意味着资本可以快速流动以适应新的、未知的市场机会，从而使资本在投资项目中的分配更有效率。
美国的经济绩效
概念
虽然经济规模是很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是绝大部分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更加关注人均产出水平。理由很充分：因为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稀缺的资源用于不同的用途以生产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人均实际产出，即是经济总产值与相应的人口之比。这个比率是衡量经济成功与否，即经济绩效的基本指标。虽然有很多人对人均产出（收入）这一指标提出质疑，但却很少能够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将先从人均产出角度衡量经济绩效，看看它在理解、评价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时到底会是什么样，然后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该指标的不足之处。
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有一部分人口是奴隶，而且在这段时期的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还有一部分人口是契约式奴仆。事实上这些被剥削的工人——至少是奴隶——不应该被包括在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涉及的人口中，而是应该把他们的消费看做是中间产品——就像煤是用来驱动蒸汽机一样——要从总产值中扣除。然后，剩余的部分被自由人平分，从而得到经济的人均产出值。
用这种方法计算人均产值是从奴隶主的角度来评价经济的一种方法，因为对种植园主而言奴隶是他们获得财富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并且对其经济绩效感兴趣，很显然我们必须把奴隶和仆役看做是由经济供养的人口的一部分，并且经济绩效不能只用自由人的人均产出来判断，而是应该用所有人的平均水平来判断。也就是说必须是依据当今的标准评价当时的经济。至于说奴隶和奴仆的收入很少，这和计算人均产出关系不大，一些自由人的收入也很低——某些自由人的收入水平跟奴隶或奴仆的收入水平一样，甚至更低。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在总人口中扣除穷人数以计算人均收入，而是应该分析总人口中收入分配及其变化［这一点见本卷第3章，波普（Pope）］。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自由民、奴仆和奴隶生活质量的不同。自由民可能不是完全自由的，可是相对于契约式奴仆来讲是自由的。同样，奴仆比奴隶更自由，因为他们仅仅是通过做仆役来生活——也就是4～7年后，他们就会获得自由，而在奴隶制存在的时期，奴隶获得自由的希望是很渺茫的。针对这一差别，应该给自由赋予消费价值，并对所有自由人赋予这一价值。这样，当契约式的奴役状态消除以后，产出相对来讲就会增加，当奴隶被解放的时候，产出指数就会有更多的增长。通过这样的调整，上文提到的1859年到1869年之间产出增长率的巨大下降速度将会变慢，甚至还会是上升的。唯一的问题是怎样确定自由的消费价值指数。（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本卷第8章，恩格尔曼。）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6）
人均收入（产出）
1793年8月托马斯·库珀（Thomas Kooper）怀着和家人移居新大陆的美好憧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国。1794年他返回英国付清欠款，准备和家人移民出国，同时出版了一本有关美国的小册子，这本书是他和一位英国朋友的通信集，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虽然土地非常便宜，但是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在任何制造业上投资都是一种非
常冒险的事情，在这个国家至今没人真正成功。尽管这些障碍还是没有显现出来，但
我担心发明家和开拓者的共同命运，他们通常是富了国家穷了自己……
在表达他的感受时，库珀丝毫没有回避开拓者所面临的风险；在很多到访者写的资料文献中很容易找到这些观点。美国人自己也谈到了土地扩张及其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相信充足的土地资源导致人们普遍的早婚和大家族的出现。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强调美国的比较优势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富兰克林的观点见本卷第4章，海恩斯；考克斯的观点见第15章，利普西（Lipsey）］。但目前我们需要从库珀的小册子里边看到的是，在18世纪的晚期美国的土地充足而劳动力稀缺；土地便宜而劳动力昂贵。工资相对较高，与英国的收入分配相比，美国在自由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相对是平等的，并且，人均收入——收入的中值——也是高的。
美国的人均收入到底多高不是很清楚，但艾丽斯·琼斯（Alice Jones）估计在独立战争之前人均收入大约同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但也有可能比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水平要低一些。 ［6］19世纪的数据显示了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的比较——大约是30％，至少持续到1870年，英国占优。之后，美国经济提高更快，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GDP比联合王国的略高（见表）。
至于其余的欧洲国家，从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来看，其收入水平始终要低于美国（两个例外：比利时和荷兰），有的时期甚至比美国低很多。例如，在19世纪晚期，俄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1/4，意大利和芬兰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美国甩在了后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要慢于美国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和美国的差距更加惊人。整体来讲，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高于被考察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增长速度更快。例如，麦迪逊（Maddison）指出，印度的人均GDP在1850年大约是美国的3/10，但到了1913年仅是美国的12％（见表）。这里有两个例外，19世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着异乎寻常高的人均GDP，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国家逐步失去了对美国的优势，到1913年，人均收入水平就跟美国差不多了（见表）。其他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加拿大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加拿大在1890年到1913年之间，而阿根廷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都曾经历过高速的增长。19世纪的所有高收入国家和（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除了英国外，都是殖民地经济，都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都得到了欧洲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1774年至1913年间，美国经济表现出超常的强劲增长势头。尽管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和差别很大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仍说明了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收入水平要比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要高。
美国人均产出的短期变化与前文讨论过的总产值的变化（见表）只能粗略匹配。例如，1774年到1793年之间的实际GNP稍微有所上升，而实际的人均GNP却略微有所下降。1793年到1807年之间的兴盛和内战对经济的消极影响都充分体现出来——在1859年到1869年之间的增长率仅达到每年。
从人均数据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必须结合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来考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GNP的变化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长期趋势。而另一方面，实际人均GNP的变化速度却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从1774年到19世纪30年代实际人均GNP年均增长率不到1％。之后，在1834/1843年到1859年之间上升到每年％，在1869年到1909年之间，每年几乎超过了。但是，不同的增长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世纪20年代工业化的进程在很多重要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工业部门开始显示出了巨大作用。很明显，人均GNP增长率的加速与现代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个新的研究结果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关。当增长用实际总产出来衡量的时候，生产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显的（见表）。但是，当增长是以人均实际GNP来衡量时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生产率的改进能解释大部分的增长（见表）。投入要素的增长就足够使总产值的增长同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样快，甚至还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人均产出真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入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才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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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1）
实际人均GNP像前文描述的一样，是一个合理的首要的衡量物质福利的指标，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理想的。首先，GNP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总产出的，但是，如果GNP每年都被消费掉，那么产出水平将不会持续多久。一个更好的福利指标，就是衡量国民生产净值（NNP），也就是GNP减去维持目前产出水平的投资。虽然对NNP的测量只是近似地接近于理想状态，但是，总比没有要强。
表包含了用人均NNP衡量指标计算的增长率，并且，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人均NNP的增长要慢于实际人均GNP的增长。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单位产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以至于实际GNP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需要用于替换用完的或者是因为折旧而废弃的资本，也就是说，相对于以前来讲产出中更大的部分不得用于消费支出以维持产出水平在将来不会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化需要新的资本形式。传统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久耐用的资本，如对一种或者另一种类型土地的改进，以及非折旧的资本——牲畜或者是谷物投资；手工业也使用经久耐用的资本，如很少随着时间推移而改进的工具等。现代工业成长于1820年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大量使用机器，这些机器相对来讲使用周期短，一是因为机器比建筑物耗损得要快，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高折旧率的物品。19世纪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原来相比每年需要更大的资本品消费量。结果，GNP中越来越少的部分被用来进行消费和新的投资。
家庭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
人均GNP并不是最理想的测量福利的手段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不包括所有产出成分。它包括所有的农业产出和所有的家庭房屋的价值，但它却排除了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出。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内，这种遗漏造成了对总产值水平的低估，但并没有导致增长率的异常变化。由于通常把增长率作为分析的手段，所以这种遗漏并不重要。
但当只考虑美国19世纪的经济状况时，这些遗漏就必须考虑了。在工业化时期，很多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工厂或者车间，由于标准的GNP概念忽略了家庭的产出，但却包括车间和工厂的产出，因此，在该时期衡量的实际GNP增长率被高估了。 ［9］ 表包含的数据试图去克服这个问题，至少是部分地解决了该问题。它在GNP中涵盖了家庭产出的重要部分（烤面包、纺织品和成衣生产、牲畜的屠宰）和农场土地的开垦和首次开荒，以及用农业材料进行的农场建设。虽然这种计算也不全面，因为它还是漏掉了一些家庭内的产出，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做出了有用的补充。通过考虑产出的这些因素可以使实际人均GNP的增长率相对降低一些，但仍然是高增长率。
若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国际间比较，会重现进行跨时期比较时出现的问题。例如，在上节中提到用传统的方法衡量的结果显示191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12％。毫无疑问，1913年美国的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要远远大于印度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这样，尽管印度确实比美国要穷得多，但是传统的GNP测量方法拉大了两个国家间的差距。
外部性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实际GNP的标准测量夸大了真实的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源自这样的事实，即现代工业产生了没有包括在已销售的产品成本中的成本，因此当计算GNP时不能考虑这些成本。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精确的GNP测量应该扣除污染成本。 ［10］ 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些变革会产生被标准概念忽略的额外成本，例如，交通成本和增加的治安成本。这些都源于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把这些成本考虑进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的测量中来，但是，恰当的调整似乎也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测量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作年限
人们的福利水平不仅仅只依赖于人均产出水平，而且也必须考虑为获得这些产出所放弃的东西。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一些学者认为节约下的自由时间应被看做闲暇，并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论20世纪的生活是否变得更为悠闲，周工作时间和工作年限确实都缩短了。度量19世纪工作时间的变化需考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废奴运动使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工业中的工作年限可能会缩短一些，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无疑增加了某些工业部门的权重如采矿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作年限较长，同时，农业部门的权重降低了，而农业部门（南部种植园除外）有相对较短的工作年限（见本卷第5章，马戈）。所以，平均来讲，工作年限的总趋势是先变长，然后缩短。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几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劳动强度的加大，但在晚期的几十年里情况则正好相反。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2）
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一种方法是给闲暇时间赋值，也可以说是闲暇的机会成本，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工作时间可以选择。例如，对农场工人而言，每年工作时间短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如果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从而赚取更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闲暇”的收益是被高估了。
同样，当工厂的工作适合年轻妇女时，这种工作机会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命运。在家里她们整天忙于家务，而这种家务工作处于工作中的最底层。在工厂里，她们不仅能够挣到钱，而且，她们也融入到了同样年龄阶段的女性群体中来。这种从家庭到工厂的转变，可能不仅仅是从闲暇到工作的转变，更是从一种生活方式向更优生活方式的转变。
女性地位的改变只是展露了冰山一角。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是让年轻人感到孤独的地方，是缺乏社会帮助的地方吗？或者是他们更喜欢爱说闲话、缺少个人隐私、一旦有愚蠢之举就会终生被人记住的乡村生活？城市是华灯璀璨，还是黑暗和邪恶？标准的人均收入水平要再提高多少，人们才能够重视由于工作变化引起的福利变化呢？
人力资本
还有一项能被度量而且应该计入GNP的是学校教育。当然，标准的GNP也包含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因素，例如，教师的收入。但是，很显然我们忽视了学生们花在学校里的时间。在一个世纪中，普遍存在童工现象，时间花在学习上就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学校教育与产值之间不但存在明显的联系，而且，我们能用简单的方法估算儿童们学习时间的价值：机会成本。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估计了儿童们在学校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
1860年：2 480万美元
1880年：7 210万美元
1900年：2 139万美元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机会成本的增长比GNP中展示的增长要显著得多（见表）。1860年，学龄儿童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价值是GNP的多一点；这个数字1880年上升到，1900年大约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这种机会成本纳入GNP的计量当中来，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是很小的，不足以影响GNP的增长率。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对于总储蓄和投资而言，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更加引人注意。
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来源是移民，虽然会有其他成本，但它不需要美国人投资。大部分移民为年轻人，由在国外成长、受教育和培训的人组成，而且还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移民的数量在美国内战前期的20年内增长极其迅速，而且内战一结束，移民的数量又达到了以前的高水平（见本卷第4章，海恩斯）。Paul Uselding认为：美国从移民中获得的人力资本几乎与内战前20年由传统投资获得的人力资本数量一样多。对战后类似的估算可能表明这种人力资本来源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更有限，但仍非常重要。
消费
前文讨论了以不同方法计算的收入和人均收入。这些方法有的是从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角度来计算，有的是从储蓄和投资角度来计算。从储蓄和投资的角度来计算更加关注社会的前景而不是目前的环境。如果我们对目前的福利水平感兴趣，就可以使用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从消费角度来计算，并考虑人均消费因素。表包括了关于消费的各方面的数据。
在1834/1843—1899/1908年实际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大约为（由表的数据计算），它比实际人均GNP的增长率要低。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部分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部分下降，而且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比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尽管如此，数据却显示，人均消费确实增长了，这一增长率不容忽视：在1834/1844年到1899/1903年，人均消费增长了一倍以上。
如果从更可靠的数据“消费者消费的日用品流量”来考察，这种增长率会更加显著——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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