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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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更可靠的数据“消费者消费的日用品流量”来考察，这种增长率会更加显著——年增长率为。增长率在几十年中变化很大。由于美国受内战的影响，1859年到1869年之间，增长率有所下降，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使得1834/1843—1839/1848年之间增长率相对较小，而1879/1888—1889/1898年的增长率也较小，部分缘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见表，C组）。1839/1848年之后的战前几年增长率较高，由于内战结束1869—1879/1888年之间增长率较高，而1889/1898—1899/1908年之间大萧条过后的经济复苏使增长率较高。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3）
表显示的人均日用品消费价值增长并不能单纯被看做是由于消费品数量的增长。由于这些数据没有根据存量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进行调整则人均日用品消费量的短期波动就不明显了。排除这种因素，对人均日用品消费量起重要作用的应是家庭外消费的增长和产品分配。在表　B组中的某些数据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当家庭制造业的产量合并进表后，消费者日用消费品消费的长期增长率是下降的。表中同样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消费者日用消费品的价值，分配的成本在上升。
美国内战前，消费的结构同样在变化。一般来说，半耐用消费品（像纺织品和衣物）的消费和耐用消费品（炉子、烹饪用具、马车等）的消费增长比低值易耗品的消费的增长要快。虽然如此，除了两个时间段外，在该表中的每个时间段内人均低值易耗品的消费也是上升的，在这两个时间段中，一个没有变化，另一个由于内战的原因稍微有点下降。总的来说，该指标在1834/1843—1899/1908年几乎增长了100％。
在同时考虑耐用消费品和半耐用消费品的情况下，表中描述的美国内战前的变化表明生产已部分地从家庭向工厂转移。如在表中，家庭生产的半耐用消费品的估计值几乎只有已公布的半耐用消费品生产总值的一半。到19世纪末，半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几乎全部都是商业生产。
美国内战前，半耐用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对价格的明显下降反映了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并未在产出的数据中完全表现出来。例如，战前炉子的生产与销售明显增长。炉子大大提高了家庭取暖和烹饪的条件。某些建筑技术也得以应用。轻捷构架使得人们可以自行建造房屋，不仅对农民益处非常大，也意味着可以更加快捷、便宜地建造城市建筑物，同时又可以保持相应的质量：正如芝加哥和旧金山等新兴城市就是靠轻捷构架技术建造的城市。炼铁技术的进步导致建筑物材料的变化和当时流行的装饰性格子窗的出现。中央取暖系统和内部管道系统也开始普及。
福利的其他计量方法
除了实际收入和消费测量方法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物质福利指标。有两种方法近来引起了广泛关注：测量身高和预期寿命。克莱恩·波普（Clayne　Pope）发现，在1760/1769—1880/1889年期间，尽管该时期的人均收入上升明显，但当地成年白人的预期寿命没有什么提高。（在20世纪，收入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同步的。）尤为明显的是，成年人的预期寿命随着时间在波动，并且波普发现下降都集中在1840—1849年、1850—1859年和1860—1869年。　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较高的死亡率依旧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当然，美国内战对19世纪60年代的死亡率的影响不容忽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移民大量涌入的时代，移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本地工人是不利的。移民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疾病（像1849年的霍乱、1853年的黄热病以及19世纪后来岁月中出现的伤寒症），而移民带来的其他的一些相对次要影响也同样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另外，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进运动带来的人口流动、美国内战导致了疟疾的传播，虽然，疟疾不如霍乱、黄热病和伤寒症那样迅速地大规模流行致人死亡，但实际上也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1861年采访西部人时这样写道：
去拜访他你就会看到……瘦削的下巴上满是疲惫和病态……消瘦的脸庞、苍白的
皮肤、毫无生气的精神面貌……他会坐在炉子边上呆上几个小时……好像在咀嚼反胃
的东西……［西部女人］通常是强健、朴素、忧郁的……男人们都很阴郁、沉默寡言。
在对疾病传播原因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弗拉德（Floud）、瓦克尔（Wachter）和格雷戈里（Gregory）发现这一情况在英国确实是存在的。　［18］　这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目前看，死亡率和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无疑是不同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切了解影响死亡率的关键原因和影响机制（见本卷第4章，海恩斯）。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4）
通过人体测量方法可以发现19世纪，主要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美国人口中既定年龄段（或性别）的学生们的身高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遗传和营养。遗传的影响表明在既定的年龄阶段，人口（同一性别）中身高大略成标准的正态分布。这种分布的位置（形状）会受到人口在关键成长期摄取营养状况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胎儿、幼儿和生长高峰期的青少年阶段的营养状况好会直接导致成年人身高较高，营养差则身高较低。
营养状况取决于摄入食物的质和量以及工作和疾病对营养的消耗。即使两个群体摄取同样的食物，但如果其中一个群体在成长的高峰阶段工作节奏更紧张或者健康条件不好，两个群体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平均身高。
对身高的测量可以作为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这种方法有两个很明显的优点：（1）因为在早期阶段有关身高的资料比有关收入或者是产出的资料更加容易获得，通过身高指标可以把对人们福利的定量研究追溯到拥有该资料的任何历史时期；（2）身高方面的资料表明了福利中的某些特定的要素，是可以被用来研究收入或者是产出中确实或者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身高资料和收入数据是研究人类福利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法。从长期来看，这两种方法可能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并行发展，但从短期来看，可能并非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互相矛盾，只不过是说明了人类发展的不同方面。
以年龄为基础的身高数据也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既然成年人的身高受他那一代人20年中生活经历的影响，那么，下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相比在身高上的上升和降低就不容易解释：造成一代人身高下降的原因可能发生在胎儿时期、幼儿时期或者在十几岁的青春期。虽然在早期阶段受到的损害可以在十几岁的年龄阶段通过额外的营养补回来，但很有可能早期阶段正是影响身高最重要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身高受食物的摄取、工作的紧张程度和疾病的影响，两代人身高上的降低（或升高）可能会有三方面的原因，而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程度并不能单纯通过身高本身反映出来。归根结底到一点：身高是营养的一个指标，但有关该指标摄取时间和变化原因方面的解释还需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证据进行更多的研究。
现存的有关身高的资料表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美国白人男性的身高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已经是很高了，大约是173厘米（见表）。20世纪晚期的男性标准身高为178厘米。
1830年到1840年之间的这代人，平均身高降为约厘米。1860年的一代人继续下降为厘米，1870年出生的这代人略有上升（厘米），然后又重新开始缓慢下降，19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厘米。之后，身高缓慢上升，于1921年重新达到了殖民地后期的身高水平。
应该承认，在世界身高史中美国的这些身高纪录都可以算得上是高的，下降得很少，它说明了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刚开始研究，至今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和成人预期寿命结合起来看：美国内战、疾病环境的恶化、移民的各种影响、工业污染、城市拥挤、公共健康问题、供水和垃圾处理等所有导致疾病上升的因素都是互相作用的。童工劳动强度的上升（尤其是在工厂里），同样也对该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受工厂纪律约束的孩童的数量相当少。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充分表明农业部门不可能保持使人健康成长的营养水平，尤其是19世纪末粮食出口还在上升。但是从数据资料可以看出，在整个1834/1843—1899/1908年之间，用各种相关指标衡量的人均可获得的用于消费的营养物质量（产出减浪费、减出口、加进口）是很高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导致身高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经济中内生的，也有可能是外生的，尽管不容易在这两者之间明显加以区分。既然与国际贸易和移民活动有关的人员往来导致了霍乱和黄热病的传播，那么霍乱和黄热病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是研究疾病产29　生的环境。
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储蓄与投资模型（1）
1839年到1848年的10年里，美国的储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见表，A组，第一项）。即使以目前的标准看，这个储蓄率已很高。但此后，储蓄率还在上升——到美国内战前的年代中上升了3个百分点，在1849/1858年和1869/1878年之间又上升了2个百分点，到1879/1888年再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到1884/1893年再次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了23％。也就是说，从第一个10年到最后一个10年储蓄率上升了大约2/3。最初10年，即1839/1948年美国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萧条，它可能会使储蓄率有所降低。从经济的繁荣时期1844/1853年到经济的萧条时期1889/1898年，储蓄率总共上升了40％，储蓄率的上升趋势确实很明显。
如果我们用不变价格来表示储蓄和GNP，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内战前的储蓄率与用当前价格计算的储蓄率是相似的（见表，B组，第二项），只有1834/1843年的数据比1839/1848年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内战后的储蓄率要比用当前价格表示的储蓄率高。储蓄率的最高值是29％，几乎是1834/1843年的倍。资本品的价格相对于构成GNP的其他产品来讲明显下降得更快。表的C组和表进一步表明：制造业中耐用品机器和工具的价格下降得非常明显。耐用品价格降低可能有三个原因：机器工业的发展、制铁业尤其是炼钢业的革新以及关税结构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对机器的价格产生了影响，这一问题还有待史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资本品相对价格下降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1889/1898年当前价格GNP的23％的储蓄率相当于实际GNP的29％。
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加上家庭制造业和农场基建投资的价值，则储蓄率的变化并不明显（见表，A组，第三项）。储蓄率虽然变高了，但随着时间的增长相对不明显。尽管如此，内战前储蓄率是缓慢上升的，内战前到内战后初期间上升幅度较大（6个百分点），到1889/1898年间进一步上升了3个百分点。从1834/1843年到1889/1898年的整个期间内，储蓄率实际上升了11个百分点，几乎上升了60％。另外，表　C组和表　D组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用非传统方法计算出的储蓄率的上升数要小于用传统方法统计出的数。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当被开垦的土地是森林时，每亩土地的清理和筑篱笆费是一个较大的投资，而在较晚的几十年里，被开垦的土地变成了牧场、大草原，投资则相对较少。而且，开垦土地亩数的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因此，在整个19世纪，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投资而言，清理土地和筑篱笆方面的投资并不重要。
最后，表的B组给出了总储蓄率经调整后得出的净储蓄率。使用净储蓄率的优点是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不如总储蓄率指标可靠。
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储蓄率的增长要早于1834/1843年，用传统方法和非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都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表明美国至少从18世纪起，国民生产净值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被用于储蓄；非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表明储蓄率的增长至少是在19世纪初期。增长率也很高：从1884/1893年开始，用传统的方法计算几乎翻了4倍，用非传统的方法计算几乎翻了倍。
到目前为止，所有数据都与美国人的储蓄（和投资）有关，并不包括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表　C组表明从定量的角度来看，漏掉的这一部分相对来讲并不重要，因为外国投资仅占美国投资的一小部分。然而，外资趋向集中于特定的几个部门，尤其是铁路和银行等重要的部门，因而外国投资对经济十分重要。此外，美国的投资银行是在英国商人银行的监护下成长起来的，充当着英国投资美国铁路的代理人。经验表明，美国银行开始只是投资美国铁路，到19世纪末，也就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美国银行，就成为工业兼并的投资者。正是美国投资机会对英国的吸引促使美国建立起了金融中介组织，它对工业融资意义重大（见本卷第16章，戴维斯和卡尔）。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外资在美国经济长期波动中扮演的角色：在经济高涨时缓解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繁荣。
储蓄与投资模型（2）
外国投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美国内战前、美国内战后初期和从1889/1898年开始的几十年。在美国内战前，美国有时从国外借款，有时给国外贷款。平均来讲，不论是借还是贷相对于总的储蓄来讲数额都一直是很小的，从来没有超过5％。当然，10年的平均数据抹平了资金流量的波动，但这一点有时也很重要，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需要知道平均水平，这也是表中反映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869年到1884/1893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金输入国。在1869年到1869/1878年资金输入额度实际上达到了投资的6％到10％。在这之后又回到平均水平。
第三个时期，美国变成了资金净流出国。数额不太大，但到该时期末达到了美国总投资的5％。
为什么储蓄/投资率会上升
储蓄/投资率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尽管大家对各种原因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但这些原因大部分是互为补充的。影响储蓄/投资率变动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内战引发的金融波动；
（2）金融中介的发展；
（3）储蓄函数的右移（及随投资函数变动的相关移动）；
（4）投资函数的右移（及随储蓄函数变动的相关移动）。
第一个原因来自美国内战后几年内对到期国债（美国内战期间发行）的清算，清算后的资金投入到美国经济中，从而个人投资率上升。当然，这至多解释了美国内战前到美国内战后一段时期内储蓄/投资率的上升，并不能对内战前和内战后几十年内投资率的持续上升给出答案。
中介有助于将潜在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结合起来，从而让潜在的储蓄和投资计划得以实现。由于搜寻成本的降低，储蓄者的净报酬增加，投资者的借贷净成本降低。中介的这些行为有助于提高储蓄/投资率。在漫长的19世纪中，金融中介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完善过程（见本卷第16章，戴维斯和卡尔）。至少从美国内战以来，或者在更长的时间内，这一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从各地区利率的收敛中看出来。在用计量经济学解释储蓄/投资率上升的影响因素时，中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储蓄函数右移是支配储蓄/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力量，这一解释得到了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证明。例如，有研究表明，依赖率的下降有可能使得储蓄率上升20％～25％，另有研究认为3/5强的增长归因于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变化，而剩余的16％则是由于中介的完善。
还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由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率，收入分配的集中导致了总储蓄率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因为有产者比无产者具有更高的储蓄率［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很早之前对此有所讨论），收入分布的变化带来了总储蓄率的提高；解放奴隶意味着奴隶主财产的丧失，而奴隶主试图通过以更高的储蓄率来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这样，总储蓄率上升了。
目前尚没有哪一种解释是权威的，由于没有对收入或财富分配的直接衡量方法，也没有具长期可比性的直接衡量办法，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明显不同以至于它们所能描述的时间序列的变化不是很清晰。一些分析家采用间接方法来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分配确实变得不平等了，而另一些分析家却否认这一点。
关于收入函数分布的证据稍微直接一点，它证明了总收入中有产者所占份额确实在增长。但是依靠该数据得出此结论需要经过复杂的处理。
对奴隶主储蓄行为的研究只能有助于解释美国内战前后一段时期内利率的上升，但不能解释更早或更晚时期储蓄率的上升。如果美国内战后南部前奴隶主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使这部分前奴隶主努力以其他资本形式来取代奴隶，也不可能对美国国内总储蓄率造成重大影响。
最终，分析家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19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内战前后几年。尽管重中介主义者和重收入分配变化主义者的研究多与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有关，但对这一时期的关注却很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储蓄与投资模型（3）
有些人坚信，储蓄/投资率上升是由于投资需求曲线的右移，他们主张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并将储蓄和投资份额的上升视为索洛式（Solow　style）的新古典主义转型的一部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使我们可以看到收入资本化份额的稳定性。如果我们给定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以及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可能的替代弹性，用总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变迁是旨在节约劳动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移动了。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产出比率一定是上升的。这可以解释为资本利用技术提高的结果；但同样也可以（而且已经）解释为储蓄率的上升造就了充裕的资本市场并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深化。这些导致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因素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事实上，美国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的比率，比如各个制造行业的比率是上升的。美国经济结构最明显的变动——制造业的上升和农业的相对下降——显然降低了总资本/产出比，而不是提高了这个比率——因为制造业的平均比率要低于农业。美国总资本/产出比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运输部门比率的上升。这一部门资本/产出比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企业“具有不可分割性（以至于）资本存量的大小并不能和它所承载的年运输量——对应”。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要超过现有投入使用的运输能力是需要时间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总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技术变迁或者是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呢？这些变动带来了西部运动、城市化、工业化——一系列伴随着储蓄函数右移的结构性变化。
有人建议，判断储蓄和投资函数移动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是看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上升，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投资函数的移动；如果实际利率下降，则可能是由于储蓄函数的变化。但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利率反映的是国际市场的状况而非美国国内市场。因此，上述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外资的流入远大于整个美国的投资，那么这一观点将很难成立。我们知道，资本有时流入，有时流出，这种情况很常见。只有当资本流入量非常小时，国内投资才占主导作用。我们认为：外资的流入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至少对资本市场趋势的影响——不可能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改变由国内资本单独决定的无风险利率。当然，在美国内战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资本流入异常之大，投资率上升得非常快，这种解释就不适用了。
将实际利率作为判断储蓄和投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的第二个缺点是：利率的变化同时依赖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变化以及曲线的弹性。例如，假定供给曲线（储蓄函数）是富有弹性的，那么，如果资本需求明显膨胀，则利率将下降，同时储蓄函数只向右轻微移动。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争论者们尚没有对储蓄函数的可能弹性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它可能非常大，而另一些人基于现代的一些证据则坚持认为它一定非常小。
最后，由于计算实际利率有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名义利率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对于实际利率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