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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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将“相关的商业群体”界定为代表商业银行的一个服务群体。因此，尽管银行面临着其他金融中介的竞争，仍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从法律上仅限于在当地市场开展业务的行业。国会接受了法院在1966年《银行兼并法》中的结论，这一兼并法案认为银行业务适用于1890年的《谢尔曼法》以及1914年的《克莱顿法》，并认为如果兼并“对竞争有实质的削弱作用”，就应该禁止兼并。司法部将对任何市场占有率超过5％的银行进行审查的承诺，阻止了许多兼并者和收购者的脚步。　。。　　。。　
实施新政时的商业银行（2）
反托拉斯并没有阻止银行的竞争者侵入银行的传统业务市场。当商业银行试图向新的领域扩张的时候，它们遇到了这些领域的企业的强烈反抗。旅行社、数据处理公司、保险机构、装甲车公司以及投资咨询公司通过法律途径反抗商业银行，法律规定银行应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活动领域。面对这种状况，商业银行转而求助于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一个注册的银行控股公司能够收购多家在法律上具备从事非银行业务资格的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由于银行的竞争者抱怨银行控股公司的扩张，国会于1956年通过了《银行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pany　Act），将银行控股公司置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之下，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哪些关联金融活动是被允许的。将银行控股公司界定为拥有两个或更多银行的组织，为那些单一型的银行控股公司提供了机遇。　这些银行控股公司将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公司联合起来，绕过某些监管，寻求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针对这些带有欺骗性的行为，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银行控股公司法》，将只有一家银行的银行控股公司也置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管理之下。银行控股公司运动给银行业组织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到1976年，在所有银行中有26％的所有权掌握在控股公司手中，它们控制了50％的银行办事处和66％的银行储蓄存款。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大型银行逐渐演变成不同性质的机构，为整个国家和世界提供多样化服务。
储蓄贷款协会的兴起
战后，迅速增长的储蓄贷款协会成为商业银行强有力的竞争者，如果我们不考虑作为第二大储蓄机构的互助储蓄银行。新政为它们带来的好处提高了它们在流动资金市场上的份额。尽管储蓄贷款协会对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支付利息的做法不会完全替代商业银行对活期储蓄支付很少利息的做法，但还是吸引了小型储蓄者。为了和受到联邦储蓄与保险公司保险的银行进行竞争，更多的储蓄贷款协会加入了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并且存贷机构的数目从1950年的43％上升到1970年的71％。
很多方面的因素促使大多数储蓄贷款协会将资金投向不动产贷款领域。1964年前，联邦政府只允许储蓄贷款协会向外进行抵押贷款。尽管抵押市场较低的违约率使得抵押贷款成为有吸引力的资产，但是抵押贷款的同质性使其缺乏流动性。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并鼓励更多的抵押贷款，成立了联邦国家抵押协会，专门从贷款者和所有权者那里购买抵押品。20世纪60年代，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也大大增加了对抵押业的预付款项，从而鼓励了抵押市场的扩张。由于这些有利因素，储蓄贷款协会成为抵押贷款的贷方。1950年，储蓄贷款协会的抵押贷款在所有抵押债务中所占的比重为1/4，1970年这一数目上升到40％。
特别是，新政限制竞争的政策保护了存贷机构。新政的有关规定限制银行向距离存贷机构办事处一定距离的地方贷款，限制新的银行机构进入，限制建立分支机构。在这样的环境里，典型的存贷机构以小型互助储蓄贷款机构的形式运行。互助储蓄贷款机构的一般运行规则被描述为“3—6—3”，即以3％的利率接受储蓄，以6％的利率借出贷款，在下午3点停止营业。整个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早期稳定的利率为这些中介机构带来了繁荣，虽然它们缺乏多样化的证券组合，并且在其存折账户和30年的抵押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到期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在这期间，破产的储蓄贷款协会只有13个，130个储蓄贷款协会促进了1934年到1979年的兼并活动，只花费了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亿美元。
尽管新政建立了一个稳定发展、结构合理的存贷行业，竞争逐渐改变了这一行业的结构。20世纪60年代，当储蓄贷款协会中的大多数仍然以互助机构的形式存在时，股票协会却迅速发展，它们更关注利润，而不是自助的形式。对产品多样化和地域多元化的限制促使储蓄贷款协会控股公司形成。第一个储蓄贷款协会控股公司是建立于1955年的西方巨型金融公司（the　Great　Western　Financial　Corporation）。到1966年，98家控股公司控制了134个储蓄贷款协会及这一行业13％的资产。它们将对众多储蓄贷款协会的管理集中起来，并增加了保险、不动产以及产权保险等附属机构。这些规模更大、更具进取性的控股公司，能够更为容易地筹集到资本，并敢于从事一些违规的活动。受到竞争威胁的存贷机构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说服国会于1959年通过了《斯彭斯法》（Spence　Act），仿照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模式，将储蓄贷款协会的控股公司置于监管之下。
人寿保险、退休金以及互助基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几乎没有保险金计划。1950年，只有15％的劳动力列入私营雇主的保险金计划之内，但是到1970年，这一比率翻了一番，达到31％。税收激励措施将保险计划的捐资视为雇主可扣税的费用和雇员退休前的免税收入，这推动了保险金计划的扩张。保险基金从以前次要的中介转变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竞争者，从图和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改变。保险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仍然是债务工具，但是它们庞大的规模使得它们成为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到1960年，它们收购的公司股票在金融机构净购买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20世纪50年代，日益上升的股市带来了互助基金的恢复。发展最快的是开放式互助基金，20世纪30年代那场灾难摧毁了许多当时更为普遍的封闭式基金，但开放式互助基金却存活下来了。在一些热心的销售商的推动下，开放式基金吸引了许多小型投资者。在这个时期，互助基金几乎是投资者持有更多样化资产组合的唯一途径。尽管互助基金不能享有保险基金那样的税收优惠，但互助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
人寿保险公司也处于持续发展中，但是它们的部分阵地被保险基金和互助基金占有。20世纪60年代，各州对人寿保险公司的监管发生了变化，众多人寿保险公司被允许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它们资产组合中证券的分量。就像商业银行一样，在战后的头20年，人寿保险公司也处于不断增长中，是发展正常的盈利性机构，尽管它们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
互助基金、养老基金以及人寿保险公司的发展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这些机构投资者的研究能力以及理论水平都提高了，它们在一级和二级市场上成批购买证券，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缩小了销售价格和交易价格之间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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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复兴（1）
战后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公司扩张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使资本市场得以恢复。曾经受到大萧条打击和新政管制的证券发行，战后也得以恢复。1954年，道琼斯平均指数达到了其在1929年的高峰，1963年纳斯达克市场的规模终于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图显示了从二战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市场的繁荣，而被称为“戈戈舞”（go　go）年代。
《格拉斯斯蒂高尔法》使商业银行被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而允许那些按照狭义界定的投资银行在市场上调动资本。但是，重新兴起的资本市场对新政实施者提出了挑战。1947年，司法部发文谴责17个最大的投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家协会违背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引起了美国诉亨利·S·摩根（Henry　）等人的案件。这些银行家被指控串谋欺骗发行者和贷款者。保险合同中固定价格的条款被认定是不合法的，司法部认为保险价格应该实行强制性拍卖定价。相比而言，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并不认为金融部门的这些做法是对竞争的非法限制，只是一种将发行新证券的投资所集中起来的方法而已。1953年，这一案件忽然被中止，主要是由于证据不足，这一带有偏见的指控才被解除，这使司法部不可能重新受理这一案件。司法部的失败使得它们监管华尔街的努力宣告结束。由于新闻记者的渲染，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时，华尔街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带有垄断性质的投资银行家。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繁荣时期，证券交易委员会扮演着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削减到其在新政时期最多人数的一半。尽管1933年的《证券法》规定，对新发行证券审批注册的时间为20天，但在1969年，这一期限延长至65天。伴随着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自我约束的加强，关于欺诈行为的调查减少了，对市场的监管也有所放松。公众和国会又重新支持恢复对交易所的监管，因为他们发现美国股票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AMEX）的交易商公然违背监管者制定的法律。　［21］　肯尼迪政府支持扩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在1964年通过的《证券法修正案》中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提高了其管理能力，但仍然赶不上迅速发展的市场的步伐。
大型投资银行在20世纪的萧条中存活下来，并在二战以后迅速发展，最大的券商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就是新兴繁荣市场的典型代表。该公司通过培训销售人员和发展研究机构，不断地为小型投资者购买质量上乘的证券。尽管小型投资者返回到市场中去，但华尔街的重要参与者仍然是机构投资者，包括互助基金、信托、保险基金以及保险公司，它们在证券持有和交易中所占的份额提高了。
交易所的业务繁荣了，券商费尽精力管理指令的传送。尽管纳斯达克和美国股票交易所仍然是最重要的市场，1967年在所有的美元交易额中，它们占了其中的92％，但是它们仍然被其他快速发展的市场所困扰。1964年，批量交易（10　000股以上）占交易量的2％，196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如果专业人士无法处理大额交易，机构投资者就会转移到场外市场（Over　the　Counter　Market，OTC）。场外市场增长的速度异常快，尽管这一市场缺乏严格的订单体制或者专业的拍卖体系。由于纳斯达克实行固定的券商佣金制度，不容许大规模的回扣，使它失去了部分业务。区域性的交易所希望招揽更多的业务，允许回扣和使用场外市场。但是，尽管区域性股票交易所的灵活性更大，仍然面临着竞争压力，并开始走向兼并之路。
纳斯达克竭力保持其优势地位。禁止公开上市的公司拥有席位，经过其专业人士的游说，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55年通过了《394规则》（后来的《390规则》）来约束上市公司的交易行为，阻止经纪机构放弃场内交易而采用电话交易的方式。《394规则》禁止纳斯达克成员与非成员之间进行纳斯达克交易所证券的买卖。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承担着促进竞争的职责，但是当时，《394规则》没有引起任何机构的反对，也没有在华盛顿引起任何波澜。。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资本市场的复兴（2）
庇护成员单位远离竞争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无效性。这些成员单位在处理迅速增长的文书工作量方面力不从心，导致了1968—1970年证券市场幕后工作的危机。从1964年到1968年，日交易额上升了250％，股票认证书以及相关的文件成堆累积，政府结算日前无法发送证券的数目也不断增长。虽然1969—1970年的经济衰退减轻了交易所的压力，但是还是有100多个券商交易公司破产清算。面对客户的损失，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the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为客户账户建立了政府保险制度。
新一轮的危机和变革，1970—2000年
经济政策和不稳定的经济　二战以后的头20年内，经济呈现出稳定发展态势，这与接下来的20年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形成鲜明对比。1971年，对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的摒弃是一个分界点，因为这种消除通货膨胀外部限制的做法，预示着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定的改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消亡源于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国内那些没有带来税收增加的社会项目的费用日益上涨。财政预算的赤字有一部分从货币创造那里得到弥补，但这推动了通货膨胀。伴随而生的对支付赤字的平衡导致外国财政部门和央行对美元需求的累积。当这些需求超过了美国黄金持有量的时候，美国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成黄金的能力遭到怀疑。1971年8月延迟兑换美元阻止了美元缓慢流出，浮动汇率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尼克松政府担心通货膨胀预期会带来迟滞效应，就采取了控制工资和价格的政策。这一控制措施未能阻止通货膨胀随着货币增长而上升的趋势。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在次年就达到了12％（见图）。卡特政府对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忧虑，削弱了美联储追求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意愿。为适应新环境实施的货币政策纵容了1979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抬升。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料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带来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的恶果。新政期间承诺建立的稳定低利率的金融体系，遭到了严重的报复性的破坏。
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之后两个月，美联储对制止通货膨胀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改变了。1979年10月6日星期六，美联储发布了新的操作规则，按照这一规则，银行储备规模将以控制货币总量为目标，并允许联邦资金利率浮动。效果立即显现，债券价格下跌了，利率上升了（见图）。尽管经济衰退期间实行了宽松政策，但是反弹的通货膨胀促使美联储硬着头皮于1982年将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代价是高失业率和1981—1982年经济衰退的加深。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伴的是财政政策令人吃惊的宽松。二战后联邦政府从资本市场撤离后，其在总贷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51％下降到1980年的16％。里根政府大幅削减税收并进行军事建设，这大大扭转了这种下降局面。20世纪60年代，政府年均赤字不足GNP的1％，70年代政府赤字不足GNP的2％，而1983年，政府赤字上升到GNP的6％，政府背负着贷款市场上25％的债务。当时很多人质疑这样高的借债水平是否能够持续，并为其对经济的广泛影响感到担忧，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赤字的快速降低使80年代末的赤字占GNP的比例下降到3％。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中，美联储又摒弃了1979年采用的方法，而重新使用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策，以调控联邦资金利率为目标。　由于没有受到外部的通货膨胀的冲击，美联储受益匪浅，建立了新的信贷体系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到20世纪末期，美联储在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市场和资金流动
1970年以后的经济波动为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新政对竞争的限制政策却为新进入的、较少受到管制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虽然这是建立在“传统”的金融机构做出牺牲的基础上的。1970—1990年间，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以及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的份额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见图和图）。传统的金融中介中，只有储蓄贷款协会的资产份额上升了，但是随后由于工业的衰退，储蓄贷款协会也陷入崩溃境地。保险基金和互助基金占据的范围扩大，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抵押入股以及证券化的贷款迅速增加。当受到管制的贷款者不能满足企业的贷款需要时，企业寻找到其他替代的融资途径，诸如商业票据、欧洲债券以及垃圾债券。。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资本市场的复兴（3）
20世纪80年代金融部门最为重大的转变是证券化过程扩大了，不可转售的资产转换为有价（可转售）证券。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后来的自助贷款和信用卡应收账款，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证券组合的形式存在，被当做证券，在二级市场上买卖。银行和存贷机构提供的有特色的系列服务——发行、服务、持有以及贷款分配——被分解了。
在这一时期的利率浮动环境中，银行和存贷机构尽力减少遭受的利率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参与了证券化的发展过程。有困难的存贷机构出售了它们的抵押品，尽管建立一个流动的抵押市场损害了存贷机构作为独立的专业化金融中介的本质。政府担保者在抵押市场的转变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邦国家抵押协会（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FNMA）、政府国家抵押协会（the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GNMA）以及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the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FHLMC）购买发起机构发行的抵押品，或者为这些抵押品提供保险，然后发行（或者允许发行）抵押担保的债券，并由联邦公路管理局（FHA）或者美国退股军人管理局对这些债券提供担保。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机构规模还不大。在实行浮动利率之后，抵押入股及其衍生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交易的效率几乎等同于国债。证券化通过改善流动性和提供担保而降低了抵押率。
传统的金融中介受到管制，这提高了它们的服务成本，从而导致企业不再从金融机构借款，转而求助于市场。为了降低贷款成本，大型投资企业用短期银行贷款代替商业票据。而那些等级较低的小型企业在高收益市场即垃圾债券市场上发现了新的筹集机会。　［25］1977年，垃圾债券在整个债券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仅仅为。尽管有500家公司都具有投资等级，还有20　000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年收入至少达到3　500万美元。它们所需要的短期贷款是由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提供的，并且在贷款危机期间，银行和其他中介可以收回贷款。企业可以出售证券，但是它们要进入证券市场则非常困难。由于意识到垃圾债券带来的高风险和高收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他的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Drexel，Burnham，Lambert），在1977年建立了新的垃圾债券市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使企业寻求固定利率融资方式，投资者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机会，这推动了市场的发展。保险公司、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以及储蓄贷款协会买入许多新发行的垃圾债券。公司发债能力的增强，使得一些创新者，如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Kohlberg，Kravis，Roberts）通过融资买入手段重新组建公司，并采取投资者控制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20世纪70年代，有2　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为1　500家公司服务，并占有了企业债券总额的1/4。
使投资者面临几乎所有风险类型的衍生产品在1979年很快得以恢复。1948年建立的芝加哥贸易委员会（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主要从事谷类交易，是第一个有组织的期货市场。但是直到1972年，才出现远期金融产品。在这以后不久，进入交易的远期金融产品就包括了借方工具买卖合同，特别是美国国债和质押证券，同时，芝加哥贸易委员会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CME）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期货交易所。1982年引进了股票指数期货，使得投资者可以在现金市场上对其持有的证券进行套期保值，由此产生了“证券组合保险”。1973年前，非标准化的期权在场外市场上出售。随着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the　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CBOE）的建立，标准化的期权开始在1973年交易。标准化的期权具有允许购买对某种金融产品的买卖权的优点，这使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规模猛增，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合约为100万份，1987年这一数字超过3亿。随后，美国证券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都建立了自己的期权交易所。为了规范期货交易所，国会在1974年建立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the　modity　Futures　Trading　mission，CFTC）。随着期货、期权以及现金市场的产品创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司法界线变得模糊，1982年的法律赋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管股票指数期货和与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