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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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力。而社会又是高度分化的，许多社会集团如失败的保皇主义者的年轻后代们，他们已经感到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有空想家和冒险家才会远离家乡到北美去殖民的。
从这方面来说，看来第二个观点即“静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也是明显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于它们没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实际上，许多制度性的东西、社会习惯以及某些行业受到压制的特点（比如行会和外来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业活动），都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资源的重新分配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有限的交通网络的整合以及比较差的信息发布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碍。一直到18世纪开始时，还没有出现一份地方性的新闻出版物。
另外一个是“动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现了资本积聚时，这样的观点才能得到界定，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它是由个人的偏好和国家的优势地位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标。无论如何，是因为特权和权力才使资本从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向土地的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这毫无疑问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甚至会低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经济增长水平。1663年以后，通过农产品的出口补助，主导国会的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经济得到了保护。与主要卷入贸易活动的个体商人不同，一个有影响的非土地资产阶级的形成过于缓慢。例如，只有到18世纪末期，才有一些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居民支持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兰特爵士（WilliamGrant），他在1776年之后是加拿大的律师和将军，当时在德文郡出现了被称作“道利什圈子”（Dawleishcircle）的集团。但是在那个时侯，推动英国官方向加拿大南部地区移民的机会已经溜走了。
要求经济在边际生产线运行的“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作为最好实践技术的完全应用，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可以得到说明。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是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英国如何达到其这样的目标。从现在往以前历史时期追溯的时候，在以前或者说是近代时期，总会存在“基础的影响”，因此对所要进行判断的情况作历史的分析。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近代早期的英国与同时代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进行比较。
要作出一个大胆的切中要害的结论，我们肯定要牢记的是，英国在中世纪时的应用技术水平以及邻近国家的技术水平。尽管英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工业与农业模式以及工厂规模与农业生产方式同在的巨大混合经济模型，但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英国的经济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在许多工厂和农业生产中，许多更好的生产方法肯定会得到传播。但是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最好的众所周知的技术在运用时也远不是千篇一律的。
从“动态技术效率”来看，英国是当时比较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之一。18世纪晚期的许多工业化的基础理论，实际上都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英国形成了一个工匠阶层，能够把这些理论具体地运用于实践之中。在这一方面，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没有英国做得好。
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权威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认为达到平等所需要的税收和经济管理注定会减少生产的内在动力。英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不仅没有存在程度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还取得了比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虽然大概归功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英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并没有提供一个相当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们要了解对“外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火灾，都不能阻止国家财富的积累。在大火灾发生之后，一些建筑的重建速度就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恢复能力的例子。这不仅是指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的重建事例，当时在伦敦，仅仅利用非伦敦居民的工匠劳动，就很容易地把楼房建造起来了。其他许多城市也经历了严重的大火灾，毁坏了大部分的房屋和资本存货，一时间数以百计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伦敦大火就有13200间房屋被烧毁）。当地的资源和城市中非正式的互助都动员起来了，政府还发行“临时文件”（允许个人收集“救济品”进行救助），几乎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重建工作的快速进行。
英伦三岛甚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是一个能够动员其全部资源的社会，甚至也不是一个能够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分配的社会。但是与当时最发达的社会，甚至所有的经济体相比，英国却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国家。它的要素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技术的革新也出现了，从总体来说，英国社会是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北美殖民地的开启，才会有一个最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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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1）
在历史上，到北美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移民的欧洲人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中他们却是最大的失败者。北美地区的土著民族与澳大拉西亚的土著人一样，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北美的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人有着冲突和联系，也有对他们文化的吸收，但是总的来说，欧洲人侵占了土著人的土地，并把白人移民到这里，从事欧洲式的经济活动。
在欧洲人中，大不列颠人特别是英国人明显地占据着优势地位。问题是为什么西欧国家只发挥了如此微弱的作用。有人认为，如果这是碰巧发生的事情，那么相对于其移民数量，他们的作用应该更大一些，特别要考虑到他们对技术方面的引进情况，这些技术后来都被从英国来的移民吸收借鉴了。然而，他们的参与程度非常小，他们所建立的一些殖民地后来都被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接管了。
某些欧洲国家在人口方面比英国要多得多，有些国家在开发丰富矿产资源方面进行了技术革新，例如，德国南部的冶金术。与英国（英属北美殖民地除外）相比，大多数国家具有更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和更多层次的要素市场，这样的现实也并没有阻止他们采取帝国主义的主要行动，毕竟西班牙还是攫取了中南美洲的绝大部分领土，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殖民帝国。在长期的统治中，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也并不是不如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因为无论如何，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统治总不是那么好。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北欧国家在北美的殖民势力要比英国弱？
第一个最为明显的答案是大不列颠人阻止了那些国家殖民势力的发展。情况确实如此，英国人的确限制和侵占了欧洲国家如瑞典、荷兰和丹麦等国少数殖民者建立的殖民地。但是，要知道英国不一定能打败如荷兰这样一些小国，英国与法国的斗争既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形势也不全是一边倒的。
对于中欧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世纪之前向东殖###动的延续，他们只能在二者中选其一，不是像开挖沼泽地那样的内部殖###动，就是像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theGreat）那样将300000人安置到1200个新的农业村庄里。然而，作为对大英帝国垄断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回应，他们的选择可能被打断了。
其他国家确实试图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殖民活动。1685年以后，随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宗教传播，殖民者的来源不断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已经有不少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许多荷兰人，而在18世纪中期时，1/3的宾夕法尼亚居民是德国人。荷兰和德国的语言长期保留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是唯一反对和看出这种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趋势的人。但总的来说，非英国的公共制度并没有引进来。德国人和瑞典人一般是想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内陆的特定地区殖民。欧洲大陆的人一般不信任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的本土国家是保护个人特权的。他们使国教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语言文化很容易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对于幸存的路德教会（Lutheranism）的殖民者来说，德国的语言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居住区看作是“可以拯救的社区”，在这其中安曼教派的教徒们保留下来了。他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和独处的生活，这是典型的巴拉丁伯爵式的封建领主的生活行为，这些人于1709年至1710年来自于1697年被法国人毁坏的莱茵河畔的领地。与英国殖民者格格不入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并没有促进大量移民从欧洲大陆来到这里，而只能强化他们在新大陆的排他主义色彩，保护他们社会习俗的维持力，减缓他们的思想理念与那些来自英国的文化融合的步伐。
欧洲内陆国家的政府资源稀少，几乎没有通向海边的出海通道。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是由几百个公侯国组成的，有一些侯国“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大，只有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城市汉堡（Hamburg）和不来梅（Bremen）拥有向西到达波罗的海的出海通道。其他的国家没有海军舰队，不得不从荷兰和英国租借船只，大大提高了已经十分昂贵的殖民冒险的成本。在这些航线之间，他们会进行多方的谈判，但是大多数的积极参与者都很无能。他们只对能够迅速往返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殖民地感兴趣。海洋国家如众所周知的法国，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沿着其西北600英里的海岸线，法国拥有123个港口城市。　。。　　。。　
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2）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只关注个人的享乐，他们的当务之急主要就是建造豪华奢侈的宫殿，如凡尔赛宫及其多个复制品。路易十四（LouisXIV）发动了多次损失惨重的战争之后，法国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弥补国库的亏空。他试图在路易斯安那州或者加拿大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基地，但都没有成功。一旦发现殖民冒险没有什么回报的话，欧洲的统治者就会把注意力转回国内，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制定一定的计划，以提高他们的人口数量，并把人吸引到他们国家中来。他们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会限制私人的殖民探险活动。
总而言之，用于殖民投资的资本和意愿太少了，经济处于半发展状态，工厂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政治控制过多，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欧洲大陆周围地区农业发展缓慢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背后却是制度和经济管理发展方面的落后，它们已经远远落在了17和18世纪的英国的后面。在法国，能够获得农作物收入的土地，在1700年左右大概只有4％，到1789年时也仍然没有超过6％。德国西北部地区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其他的地方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缺少对土地的净投资是当时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特点，从法国不动产榨取的地租收入流入了贵族手中，使他们能够在塞纳河畔“过着贵族生活”。
频繁的收费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17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受到人口下降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与所谓的“全面危机”的政治###有关的经济低迷的影响。最坏的一个表现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据推测这场战争使德国损失了近1/3的人口。一直到后来的19世纪，德国才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由此错过了向大西洋殖民的机会。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和贵族们所关心的当务之急就是豪华的消费、高度流动性的偏好，以及不断的战争。土地所有者只想把他们的地租花掉，由于害怕被诽谤，大多数的投资都是偷偷地进行的，根本就没有把钱投资到商业和工业。商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赚钱以后赶快购置土地。
欧洲的精英阶层仍然处于一种未发展的综合病症之中，时间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辈长得多，而商人阶层很少能够分享早期海外殖民扩张的好处，这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欧洲大陆处于一个僵化的发展过程中，缺少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伦理规范，这种状况比亚洲的一些当权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例外。它们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欧洲沿海地区的贸易，以及英国和荷兰之间竞争的结果，这就是解释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4节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逆向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前和期间，英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变化是内在的，但也有一些变化是殖###动本身所产生的反馈性后果。这种逆向影响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呢？
有一些形式非常琐碎。美洲、巴尔的摩、佐治亚、新英格兰、纽约、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经常作为英国的地名。上述名称习见于作为“偏远地区昵称”的地名中，这些地区往往远离农庄，或位于一些教区的边缘地带。英国社会经过长久以来的发展，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特点。在大多数方面来说，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影响是微弱的。
美洲的发现对欧洲社会在物种和生态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并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也要看到，玉米、白薯也许还有梅毒都是从遥远的南美地区引进而来的，其他一些新的商品如烟草、蓝靛、后来的棉花，以及欧洲已经耳熟能详的皮毛、鱼和木材等，确实都是从美洲跨越北大西洋海面运输而来的。总而言之，这些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成为导致商业革命的因素之一。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能够在欧洲自然生长的农作物如烟草，由于大英帝国所划分的劳动国际分工而没有得到种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北美殖民并不像其他新大陆的发现，比如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热带地区或大洋洲的开发模式那样。北美殖民地以其特有的规制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问题。北美殖民地提供的产品不断增多，其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创造了新的产业。
正如19世纪约翰·西利（JohnSeeley）爵士所总结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进行竞争，控制了北美新大陆，是因为它很少陷入欧洲大陆国家的长期争斗之中，因而没有受到什么牵制。迪斯雷利（Disraeli）强调英国的大发展有着欧洲以外的空间。
商业革命有助于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它使英国更多地走向了海外殖民，扩大了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舞台。虽然北美13个殖民地中，没有几个给英国带回财富，也没有几个还留在英联邦之内，但是商业革命还是让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增加了英国经济的重商主义色彩。尽管商业革命仅仅是在地理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相应的扩张，但是它扩大了市场服务的范围。商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它促成了英国的崛起，使之成为欧洲最有实力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随着市场的发育成长，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总而言之，随着欧洲人掌握的地理视野的扩大和科学水平的提高，能够为他们带来新疆域的信念取代了旧的天命观。官方往来、商业流通和个人的频繁接触，保证了欧洲人能够开始掌握对地球空间及其资源的安排和配置。欧洲人那种扩张领土乃天意的命定观，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他们对南半球的渗透和殖民。
一些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又返回本土永久居住了。最为著名的一次逆向移民潮是在英国内战期间（1649—1660），那些此前被“派往”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山上建立城市的移民，迅速撤回本土，为议会而战，或者为了回到圣洁的共和政体之中。
最后，除了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的影响之外，向北美殖民地的移民被看作是英国自由的源泉。殖民者当中的许多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些顽固派和空想家，比如像清教徒、贵格会教徒和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失败后来到了北美；有一些是来自苏格兰—爱尔兰边地的暴力分子；还有一些是英国政府遣送的囚徒和妓女。此外，还有一些并非很穷之人，他们到北美移民是出于对土地的永无止境的渴求。以上各种背景和类型的移民活动，使英国潜在地成为一个较少麻烦和更加宽容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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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特征是来源于欧洲，还是与欧洲并行发展起来的？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北美地区早期的主要社会经济特征都可以在欧洲西北部、大不列颠或者英国找到。甚至轮换上岗进行批量生产的典型“美国式制度”，也曾经在法国政府以前的军火生产中部分地推行过，伍德工场（WoodMills）的泰勒式批量生产车间在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伊钦（Itchen）也有过，布鲁内尔（Brunel）发明的机器也曾在朴次茅斯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修造厂使用过。这些都可以挨个地一一对照加以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17世纪40年代和独立战争期间，进口替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奠定了美国经济生活的潜在结构，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超出了欧洲宗主国对它的安排，走上与欧洲自身发展更加相似的道路。
殖民地及其早期共和政体与英国的贸易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大不列颠王国广阔的、遥远的和试验性的附属地，但不是月球上的一个殖民地。它们有着突出的能力，能够超过其宗主国发源地，避免了如19世纪的拉美殖民地那样的第三世界的命运。殖民者把英国和欧洲的生产方式带到了美洲荒野，其联结路径完全有迹可寻。北美发展的潜力，来源于欧洲西北部特别是英国社会中那种不平衡的、分散化和蓬勃旺盛的特性，来源于这个社会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充满活力的移###动。
因此，北美殖民地是从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发展最快的经济承继而来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殖民地有其各自的发源地。虽然英国政府对于帝国特有的各种经济活动有着强烈的意愿，尽管它毫不犹豫地把《航海法案》的观点强加于殖民地，但是殖民地所受到的来自英国的束缚，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宗主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束缚来说都要少。毕竟，英国本土政府自身通过对财产的征收、垄断的授权和强制性的贷款等措施，与专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以获得自由。
不仅如此，许多到北美的移民集团都是激进的人群，是对社会有各种不满情绪的人。这些人虽然带着所有看得见的工具，以及绝大多数英国人“看不见的行李”移民而来，但是他们无意带来的却被视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敢于摒弃古代传统中对于个人的各种束缚。他们所面临的进行保留和扬弃的选择环境，在英国或欧洲的历史传统中很容易受到忽视。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的品味、技术和制度，在放弃了一些传统的束缚后，并在一个资源丰富的环境下，孕育了一个广袤的、更为繁荣的以及与大西洋欧洲更加平起平坐的国家。

美国独立战争、宪法与新国家的形成（1）
卡西·马特森
第1节 美国独立战争
尽管美国的经济只是在独立战争与宪政时期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甚至早在18世纪50年代，许多殖民者就对美国在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发展表示出很高的期望。他们的这种高期望值大部分源于在殖民地时代末期经济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物质方面显著改进的迹象。虽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独立战争时的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横跨大西洋的“消费者革命”，这场革命在大英帝国危机之前的影响波及了许多殖民地城市与沿海村庄。纺织品进口商积极的市场扩张行为，把殖民者与英国纺织品、针线杂货、农业工具、玻璃制品、陶器以及其他制成品的来源联系起来了。到18世纪40年代，茶叶、咖啡、柑橘、食糖与糖果、鼻烟以及数量较少的外来食品等，已经在沿海城市非常普遍了。由于大英帝国成员的地位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利益，包括海军的保护、英国公司提供的条件宽松的长期贷款、廉价的英国制成品，以及许多非常规的、具有更大市场竞争力且无须缴纳关税的出口商品，这使得殖民地区更加多样化的消费成为可能。在中大西洋和切萨皮克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以及南部殖民地大宗产品出口的增长，从而使“中等”殖民者的消费有可能得到扩大。
殖民地时代末期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成功发展，反过来培养了殖民地人的一种民主共和思想，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公共福利，以及能有效组织掌握自身经济命运的民主政体的一种向往。1763年后，面对大英帝国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