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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触动全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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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两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在###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极端###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上上下下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如果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一定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最近，国外有报道，称中国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的前三个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在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历史也给中国软实力留下了独特的机会。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 。。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2007年12月27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 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的基础。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三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混乱、政变、刺杀、再###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布托夫人死亡后三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有点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四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
肯尼亚人口才3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基库尤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的###，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 。。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程序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北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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