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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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个性青春而有激情，只是过分高傲。”
我怎么高傲了？我不满地想，又去看赵荣的，只见上面写着：
“善待自己，人生才会美丽。”
“这句话有点意思！”赵荣说。
我们付了帐，离开风味亭就分手了。
二、嗯，这就是生活
我赶回住所。门口放鞋的架子旁边有三封我的信，一封兜售信用卡，一封要电话费，还有一封来自学校的财政办公室。
亲爱的同学：
在完善学校的工资制度，也就是说把工资单改为计算机控制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财政办公室正竭力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核算，您夏天的工资发多了。请写一张一千三百零七美元的支票付给哈佛大学。
我把信往屋里随便一扔，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另外一个室友出去了，只有彼得罗夫开着房门，坐在书桌旁。彼得罗夫是俄罗斯人，个子高，身体壮，瘦长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喜欢穿整齐的外套和黑皮鞋。他是五年级学生，马上要毕业。每天在系里都能看见他坐在studentslounge门口处的那台计算机旁，心无旁鹜地写博士论文。彼得罗夫当助教很认真。跟学生讲解时，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礼貌一点的学生问问题，常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请别介意。”他就一字一顿地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过，私下彼得罗夫有不少牢骚。他抱怨学生笨得要命，一个小概念要解释好多遍，而且动不动就问同样的问题，愚蠢的问题！他还抱怨钱不够用。刚来时，助教的工资低，波士顿的房租却正好开始猛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付房租只够吃饭。
“但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导师，一个加拿大人，有时开玩笑说，“你应该习惯没有金钱的生活。”
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脸色黯淡，但也不急于表明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一次听他讲，俄罗斯刚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展望未来；如今倒有不少人怀念过去。
彼得罗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们有时能去餐馆吃顿饭，学校付钱。如果彼得罗夫在场，点菜时总有人开玩笑：“不知今天有什么好甜点……真馋，馋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罗夫毫不介意，自在地点一份喜欢的甜点，慢慢吃。
今天彼得罗夫神色挺轻松，看我回来，就敲了敲门，问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个朋友从瑞士回来，带了几盒巧克力糖。
“谢谢，”我接过彼得罗夫递来的糖，叹了口气，“Youmademyday（要不是你，这一天算是白过了）。”
糖纸上画着些丰满的女郎，令人联想起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层巧克力壳，裹着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业？写了太多的论文？学生和教授都找麻烦？”彼得罗夫问。
他每问一下我就点一下头。他怜悯地看着我：“嗯，这就是生活。再见。”
听他的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写博士论文了。
我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想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要洗衣服，要交电话费……都别忘了。然后我一直改论文，晚上十一点，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另一个室友回来了。此人是中国人，叫萧斌，三年级学生，性子豪爽。他什么样的运动都喜欢，房间里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哑铃、象棋、军棋应有尽有。不过他最喜欢抱怨哈佛小气，还给哈佛起外号叫“哈扒皮”——九月份开学，七月底就催你交学费；助教的工资还没发，就有校友会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封信都热情地问你打算给母校捐多少钱——五千还是二十万。
“萧斌，你从体育馆回来吗？”我问。
“哪里，从办公室回来的，”萧斌恼火地说，“不知谁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很大的程序，服务器刚刚出了问题，我的程序也报废了——已经运行了两天！这个破服务器，天天出问题！”
“应该给山姆打电话，叫他赶快把服务器恢复过来。”
“昨天他说他的手机刚刚坏了，只能收email——”萧斌说，“Sprint手机质量真够差的，小明你千万别买。”
山姆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我上学期在系里见过一次，他正在厨房仔细地洗咖啡勺；这学期也见过一次，他正在studentslounge那个鱼缸旁边扔面包屑喂金鱼。
“我给他发过email了，”彼得罗夫从房间走出来说，“只是他有时几天都不检查email，没办法。”
“我不信，咱们就不能另找个负责点的系统管理员嘛！”萧斌在客厅打开电视。
“换过几个人，山姆算是好的了，”彼得罗夫说。
接着萧斌又抱怨，说电视上尽是广告，要不就是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和脱口秀。大家没心思再读书了，干脆坐在客厅瞎聊。
“A教授和S教授好像有什么过节，从来不大说话，”萧斌说。
A教授是萧斌的导师，英国人，须发全白，讲课的声音极小。通常他课上没几个学生。A教授和S教授的隔膜是近年的事。据说二十年前，两人还合作发论文。S教授那时没什么影响，鼓捣出篇论文来必定先给A教授看，请他提意见。他还自称是A教授的门徒，单独发表论文时要向A教授致谢。A教授对S教授则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罕见的精力旺盛的研究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了分歧，”我说，“所以不再合作论文了。”
“哪里，”彼得罗夫说，“他们的研究方向算是接近的了。”
彼得罗夫认为两位教授是竞争对手，闹翻了。学术界跟政界、商界是一样的，大家斗来斗去，不得安宁。比方说，C大学政治系，每隔几年因为系内斗争，一半教授集体辞职。学生们可倒霉了——有人专门看准一个导师去的C大学，结果一下子导师就没了……
“导师之间的斗争，学生也经常卷进去，”萧斌说，“S教授的一个学生还在一篇论文里宣称A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学生们也都不选A教授当导师，纷纷选S教授。”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生不喜欢A教授的课，”我说，“S教授虽然两眼放光，其实根本不在乎本科生学得是好是坏；A教授挺关心本科生的，他们却都不喜欢他。”
“A教授讲课东拉西扯，谁听得懂！”萧斌说。
“这是个讲课风格问题，”彼得罗夫说，“两人都很难懂。”
“看他们彼此不理不睬，我真是如履薄冰，怕我过分巴结A教授，S教授会不高兴。要是S教授对我有什么不满，毕业时麻烦就来了！”萧斌说。
“没办法，你最好两个都巴结一下。”
他们说得我心里发慌。S教授是我的导师，可到目前为止，我只顾躲着他，从来没主动去巴结。我皱着眉问两位室友：“我还不太会巴结人，以后怎么办？”
两人沉默了片刻。彼得罗夫笑笑说：“小明你担心什么？你的研究做得这么好，所有的大学都会要你的，导师的推荐信倒无所谓。巴结导师，不就是指望他能写封好推荐信，帮你找个好工作吗？”
“是啊，小明，”萧斌说，“你的日子还长呢，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们也只能安慰安慰我——巴结人的艺术可不容易学，我哪能不担心？
三、无家可归的人
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学问不足，只好拼命学习，争取早点出成果。学习累，第二学年尤其累，因为学年底有博士生资格考试。因为没时间，我很少去Widener图书馆，也不常去燕京图书馆看中文书。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更成了一种奢侈……其实我想去，也不是完全没时间。可精神上有压力，总想着功课和研究，去河边散步也无心享受蓝天、白云、绿草、清水的浪漫，就干脆不去了。
和爱丽丝在一起，是我唯一的快乐。爱丽丝不住RHall了，改住PHall，我常去宿舍看她。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平稳阶段——见面嘘寒问暖，一起散步、看书，特殊的日子送点小礼物。
但我们的感情再也不像我初次吻她时那么热烈了。上学期出了和方晴的那件事之后，我见到爱丽丝总是内疚。时间久了，内疚逐渐少了，但还在心里，抹也抹不掉。有一回爱丽丝跟我有点摩擦，话里话外又把我和方晴的事搬出来，弄得我浑身难受。后来她不再提了。可我依旧怕她。
爱丽丝跟我和好的时候，曾说过要“自由地和别的男人约会”。我虽然没见她和别的男人约会，还是不舒服。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她逛商店我帮她提衣服；她念书烦了，我在她身边坐一会儿，握着她的手安慰她，或者剥个橙子给她吃。
一天我去宿舍找爱丽丝，快到她门口时，突然听见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爱丽丝，你真漂亮。”
“谢谢。”
“我不明白。爱丽丝，为什么你对那个中国小男孩那么在乎？他只是个孩子……看来你对我这样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约你出去吃饭吗？”
我停在门口。“中国小男孩”几个字带着歧视，听着格外刺耳。爱丽丝好像在沉默。
“好啊！”她说。
我赶忙走开。一会儿，爱丽丝和那男人出了门。她没看见我。
我感到疲倦，勉强走回办公室，呆坐在桌前。我没有权力埋怨爱丽丝——这些都是我的错。可嫉妒照样折磨我。我想象爱丽丝和那男人手挽手走在街上，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向爱丽丝求欢，要吻她。爱丽丝答应了。那男人得寸进尺——他粗壮的手揉捏着爱丽丝白嫩的胳膊……天哪，他会不会强暴爱丽丝？
外面的天渐渐黑了。爱丽丝忽然走了进来，穿得整齐又漂亮。她没事，我心想。
“怎么了，小明？你的脸色很难看。”
心砰砰直跳。我深呼了一口气，问她：“你吃过晚饭了？肯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爱丽丝讽刺地瞥了我一眼，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是啊，非常愉快的晚餐！你气喘吁吁干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
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
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
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
“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
“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
“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工作。”
“工作烦了呢？”
“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
“还有呢？”
“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
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
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
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爱丽丝，却从不听她的意见，一意孤行。
每逢圣诞节和生日，三个人就相互送礼。多年以前，雪莉给爱丽丝的圣诞礼物是nutcracker（坚果钳），做成木偶样子，面相各异，但都留着胡子，张开大口（等着胡桃落进来粉身碎骨）。如今她爱给爱丽丝买书，其中一本名叫《50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术》——书中的紧急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绝对不可能发生。卡拉总是送给爱丽丝化妆品或衣服的礼品券。
卡拉送礼务实，说话却愤世嫉俗。那天我们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多频道在谈感恩节——火鸡、玉米、苹果馅饼等等。爱丽丝和雪莉正讨论吃什么饭好，卡拉突然说：“是啊，感恩节，长周末，火鸡，玉米。咱们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快杀光了，然后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过了一会儿，一个频道播放公益广告，鼓舞人们向某慈善机构捐钱，资助非洲饥饿的儿童。卡拉又长吁短叹：“这些开明的绅士们！只知道号召别人捐钱。他们干吗不把自己的存款数额公布一下？”
爱丽丝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仿佛听卡拉说烦了，提议道：“咱们去唐人街买Kimchee吧？”
爱丽丝和卡拉都摇头。Kimchee是韩国泡菜，我喜欢吃，所以大力赞成。看我感兴趣，雪莉又介绍说Kimchee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源于山东，孔夫子还吃过呢！
我笑道：“这不足为奇，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啊，”雪莉说，“不过我妈妈说中国人只是发明东西，我们韩国人改善它们——Kimchee和方便面都是例子。”
雪莉以亚洲人和Kimchee为荣。她又说她们小时候，爱丽丝和卡拉一见到她妈妈就不停地问关于韩国、中国、日本的事。
“但她们根本不喜欢吃Kimchee。她们是美国人，怎么会理解亚洲人？我们有亚洲血统的人都喜欢吃Kimchee！”雪莉不满地说。
“是啊，”我点头说，“豆腐也是一样——那么好吃，美国人倒不喜欢，真是难以置信。”
爱丽丝和卡拉都说：“我们不是不愿意买宝贵的Kimchee，只是刚来一场寒潮，外面冻死了，干吗要跑去唐人街？”
我和雪莉只管竭力鼓动，说买些东西自己做饭，又美味又有成就感。最后卡拉和爱丽丝都动了心。
于是大家去唐人街。出了PHall大门，一阵风吹得人呼吸困难，脸上立刻麻了半边。女士们赶忙把羊毛大氅和羽绒服的帽兜套到头上。我自告奋勇，帮她们拿随身的小提包。等到了唐人街的超市，买了Kimchee和蔬菜、肉食，再出门一看，风更猛了，正卷下一场鹅毛大雪。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爱丽丝说：“要不在唐人街吃饭吧。宿舍那么远，肚子又饿了，麻烦透顶。”
“爱丽丝你不是喜欢冬天吗？一场零星小雪，就怕成这样了。咱们在雪里走走多好。”
说这话讽刺爱丽丝的时候，卡拉自己也在风中抖抖索索。
最终我们在唐人街找了一家餐馆。几样菜中，除了烤鸭，要算上雪莉买的Kimchee——这顿饭还挺丰盛。
五、吃饭，吃饭
学校规定，研究生——一年级除外——如果住宿舍，就得在DudleyHouse吃饭。据说研究生院一直为学生的伙食操心，不断更换DudleyHouse的厨师，甚至让大家吃龙虾，虽然每学期只有一次。去那里吃饭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能和同学交流。大家都交流什么呢？我跟着爱丽丝去吃过几次。有人抱怨饭菜难吃，价钱却跟餐馆一样贵；也有人抱怨功课重；还有人说教授的闲话。
有时，爱丽丝和我在DudleyHouse能碰见徐国强和丁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