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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惊动中南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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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说：“我怎么能不激动呢？为了这个处分，他们把我的年龄、党龄、学历全都改变了。”那位女同志听了他关于改变档案的情况后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回去等一等吧。”
接着，她随手给刘建军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刘建军终生都忘不掉，这个号码上面凝聚着他的千辛万苦的寄托。
纪委答复得非常明确。而且从检察程序和办案原则上给他讲得一清二楚！他的案会翻的，一定会的。
他带着巨大的希望，踏上南行的列车，回到了保定，回到了他的家中。
他从7月等到了9月份。
五
党支部里有党性
9月25日的那天，单位通知他去机关，宣布他的处分决定，刘建军决定不去听这种处分决定，不然的话他真受不了，于是他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他有病不能上班。
单位领导告诉他说：“我们正为你顶着这件事，我们死顶着不传达，现在顶不住了。你不要怕受刺激，大家都一如既往地理解你。”
到了9月29日，地区的纪检委催问落实了没有，单位说还没有落实呢。
地区纪检委又问：“刘建军还交党费吗？”单位的同志说：“我们还让他交。”
地区纪检委的人说：“不行！得停止他交党费，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宣布处分决定不是一个基层所阻止得了的，处分决定终于在9月29日下午三点钟宣布了。宣布的时候刘建军看到他的同仁好友眼含泪花。他们哭了，第一个眼泪盈眶的是一名科长，十几个党员发言，没有一个人同意这种处分的，大家从各种角度，用各种理由，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好多疑问。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刘荣惠同志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我是一个局长、书记，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以组织的名义，盖上我们的章，打报告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我最起码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十几个党员一一表态，只有3个同志没有时间说话。
后来，中纪委调查时，全局的干部党员不约而同地到中纪委同志住的地方去反映他们的情绪和要求。
带病再进京
转眼又到了10月，正是秋风萧瑟时。
刘建军的“保建医生”，市一院的院长在最近拉他去做体检时，CT片子显示出一个危险的图样，肝脏中部偏右，发现4×8mm的一块异常组织体，直接说了吧，是一个肿块。
刘建军知道人在委屈时会生出许多病来的，他过去读过一些中医的书：怒伤肝，肝脏最容易因生气而发生病症，他还知道，肝癌是活不了几个月的，他还不到50岁，他还有很多事业，他还有美好的家庭中享不完的天伦之乐，他还有冤没有伸！难道，难道他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进了火葬场！他愤恨！是腐败，是官僚主义，是家长作风杀害了他，他真正是为了党风的建设，为了反映群众的呼声，而被开除！
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
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腿软了，勉强来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来到车上，上车就往家送刘建军。朋友们只是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没事”要像个没事的样子。
刘建军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抓紧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就找省纪委的X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对方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领导定，或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怎么插手。”刘建军问：“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对方说：“中纪委只是个人名义打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人一死就定案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征途。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这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到尾又把他的事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有风险的，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是不好的，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有职务的典型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那么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
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也不能表态。再说，我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外省的事，要是中直机关的事，还顺手一些。”
过了几天，那位秘书给他打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省商量一下，河北的态度一般，他们说是地区处理的，你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得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他叫宗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休养，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人非常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宗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说：“我现在的遭遇，打击得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看见过报童的事迹。”
这位报童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现在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在世，他也会插手。”
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国情，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
老人说：“要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头子跟邓颖超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熟的。
于是老头子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能忍心看着你这样一直到死！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
这一次刘建军雄心勃勃地又一次踏上了北京上访路。
老伴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她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她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刘建军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都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
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建军，然后说：“真是出了件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XX在不在，你找他们看行不行。邓大姐现在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
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在那里见他。
刘建军和老伴按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如果没有，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记者们的热心肠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
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刘建军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那个朋友笑说，“我给你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了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
后来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你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人家告诉他说：“你可以到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那位朋友说：“那可以吧，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咱们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
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因为这对党的整个形象有损伤。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不好了。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去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给转到有关部门了。
照样，泥牛入海。
记者招待会开不成以后，刘建军按朋友出的主意，仅就被撤职这一点，向法院行政厅进行投诉。
他就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真正地想打官司了，哪怕打个家破人亡。
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同情。可是人家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一个人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案子的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说：“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六
“彭元帅。您在哪里？”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就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
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看着大官脸色行事，谁为孙子烧青火？”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
书记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在意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成一个反革命，那我还有笔，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要找一位老首长，寻是他非常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是原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老哲人已经退居二线。他说：“建军啊，我不能干扰河北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下来了。我并不是听你一个人说，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了解，现在我们党风不正，而彭元帅太少了，像彭德怀那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你呀，你别找我，你自己就去找河北省，一次不行找两次，两次不行找十次，上百次，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因为河北省对一个县委书记要负责任，他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理由帮助你正确解决。”
刘建军告别了这位老上级。他信心十足地走了出来。
他直接到了河北省。
河北省还搞“踢球”战术，互相地踢，整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楼踢到四楼，从四楼踢到七楼，从七号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跑三角。
这个时候，朋友们不断地把他的药量加大，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人劝他学气功。
肝上长的东西，一直没有人跟建军讲清楚是什么，然而每天的疼痛，告诉他病情在发展，他也看过不少医学书，肝上如果长了肿瘤，不可能治好，只能是延缓死亡。而对气功治好肝癌的报道，却常见于报刊。
刘建军参与了气功的学习，学得非常认真。刘建军练气功主要是喜欢那种心静如水忘掉七情六欲的境界，他准备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下心理的平衡，把他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
他准备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刘建军为了体尝到觉悟的含义，读了许多的气功书，还有佛经、道德经、圣经。
在老朋友、也是气功界X大师的得意门生吴会新的引导下，他在北京六里桥国际气功大楼里拜了X大师。
没想到X大师对他这个县委书记很感兴趣，把他请到二楼谈心。
这间屋子使刘建军终生难忘。屋里点了好多的蜡烛和香，还有许多水果，人家告诉他说这就是X大师的练功房，一般人不让进，连他的助手们都进不去。
X师微笑着问他：“我听吴会新对我讲，你遇到了许多麻烦，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你能让我看一看吗？”
刘建军说：“那好吧，请大师给我看看，我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X大师听后忽然笑了起来，说：“我看不出你的前途来。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天给的，是人的性格和机遇造就的。”
他俩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X大师特意邀请了这位前县委书记陪他吃饭。
刘建军痛苦地说：“我总感到我的前半生过得太凄惨，后半生过得太绝望，您跟我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X大师说：“明天我要在北京科学礼堂作学术报告，你不妨来听一下。”
从此之后，刘建军竟成了X大帅的学生，从一部学到四部，在廊坊气功学院毕业时，他是唯一拿到了一级气功师证书的人。因为他太专心了，入室以后，心律每分钟不超过20次，呼吸每小时才60次。所以1991年中国唯一的一个气功大挂历上出现了刘建军的大幅肖像。刘建军看着大挂历上的这张肖像觉得又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一个县委书记竟作为X大师的弟子出现在老百姓眼前；可悲的是，他作为县委书记，为党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为老百姓谋了那么多的福利，不但没有宣传肖像，反而连自己的脸面也没有了。
他在X大帅这里遇到了不少高阶层的朋友。
总书记关心小和尚
又是在北京的一次气功报告会上，他意外遇到了在中央工作的一位老乡，也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那个人很吃惊地说：“建军，你怎么也来了？”几乎是在同时，刘建军也问他：“你怎么在这里呢？”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兴奋又惊讶。
刘建军沉了半天才说：“现在我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还分裂了党！”
那个朋友一听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建军呀，别胡扯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就算你分裂党，你分裂得了吗？你分裂个生产队也分裂不了啊。你今天来学气功，是不是想改变信仰，逃脱人生的现实呀？”
刘建军含含糊糊地说：“养生益智，寻找心净。”
老朋友劝起了他：“建军，我对你说呀，逃脱现实是逃脱不了的，你现在还是应该去为你的前途进行搏斗，不要在气功界找你人生的希望，气功不是神灵，不是你的路！你知道吗？我在中央已经听到你的事了。”
那个朋友接着给他打气，说：“党中央是主持正义的，是有雄心和魄力把中国搞好的，你也不要参与什么佛门道门，去找书记处，最近有一家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刘建军忙问：“是什么消息呀？”
这位朋友说：“总书记在南方视察时，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出家了。总书记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他说：‘看不惯当地那种腐败，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人的气。’总书记劝他，还是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惩治腐败，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建设四化作贡献。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啊？依我看你还是把那只踏入佛门的脚缩回来吧，你会有你的前途的。”
刘建军说：“那按你说的这么办，我是否还得继续申诉？”
那位朋友说：“你还是要申诉。要想想办法，给你找个机会，你找到找不到‘真佛’，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刘建军说：“好吧，我就最后申诉一次看看，如果再没有结果的话，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201封告状信
刘建军回到家里，再一次换上他那双登山运动鞋，他要进行最后一次申诉。晚上他写了第201封申诉信，按照老做法，到街上复印了几十份，装好信封，发了出去。刘建军在申诉中引经据典，据理相争，他在信上写道：
各位领导同志：
今年三月，我向省委书记提供了两个信息，说河北省委树的廉政典型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人，报上登了，他曾表态，希望是判重刑的。实际上他曾找XX等地方领导说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检察分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在旧社会也不多见。
这位典型没有进省委领导班子，回保定发牢骚，语言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向省委书记反映——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我的反映被转到个人手里还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出了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干部的框框。
我掌握一定的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应，但这些录音在临处理我之前的头几天，交到组织上，也不被参考。我提供的两个人证，也没有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属真实，为什么指鹿为马？
刘建军还把199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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