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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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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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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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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② 双十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俗称“双十节”。
③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 章士钊（1881—1978）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 “每况愈下” 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 《晶报》 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股赋》，是张丹＇火斤＇（延礼）写的一篇无聊文章，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神州日报》副刊。
⑦ “束发小生” 这是章士钊常用的轻视青年学生的一句话，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说：“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⑧ Gentleman 英语：绅士。
⑨ 黑臀 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见《国语·周语》所记单襄公的话：“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故名之曰黑臀。”
⑩ “水平线” 这是从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引用来的。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吹嘘他们自己的作品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⑾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三字经》的首句。“天地玄黄”，是《千字文》的首句。从前学塾中常用这类句子作为练习文章的题目。
⑿ 土耳其革命 指一九一九年基马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又对宗教、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妇女不带面纱是风俗改革中的一项。
⒀ “无病呻吟” 原是一句成语，当时复古主义者章士钊等人，时常攻击提倡写白话文的人为“无病呻吟”。如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月）《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就影射白话文作者“忘其谫陋，无病呻吟”。
⒁ “头颅谁斫”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感到统治局面不稳时，曾“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髀肉复生”，《三国志·蜀书·先主纪》的注文中曾引《九州春秋》说，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时，因无用武之如，久不乘马，他“见髀里肉生”，就“慨然流涕”。
⒂ M先生 指毛邦伟，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年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天夺其魄，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原作“天夺之魄”。
⒃ 越俎代谋 语出《庄子·逍遥游》，原作“越俎代疱”，意思是掌管祭祀的人，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
⒄ 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文中误作“二十七”），段祺瑞政府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这是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望相反的。因此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游行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警察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重九，即九月初九。
⒅ 《社会日报》 一九二一年创刊于北京。原名《新社会报》，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主编。《世界日报》，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原为晚报，一九二五年二月起改为日报，成舍我主编。《舆论报》，一九二二年创刊于北京，侯疑始主办。《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次年增出北京版。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一九○一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中岛美雄。下文的《黄报》，一九一八年创刊于北京，薛大可主编。这些都是为中外反动派利益服务的报纸。
⒆ L学校 指北京黎明中学。一九二五年鲁迅曾在该校教课一学期。
⒇ 朋其 即黄鹏基，四川仁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莽原》撰稿者之一。
“昊天不吊” 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22） “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草拟了“整顿学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由段祺瑞执政府明令发布。
（23）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卅运动后的革命高潮中，胡适竭力诽谤革命的群众运动，宣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研究室里去。如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中，他歪曲引用德国歌德在拿破仑兵围柏林时闭门研究中国文物，和费希特在柏林沦陷后仍继续讲学的事为例，鼓吹埋头用功，引诱学生离开爱国运动。
（24） 江绍原 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中，认为青年作者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等于“流产”，并说：“我的小提议是：——无论作什么，非经过几番精审的推敲修正，决不发表。”
（25） 易卜生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并说闭门读书就是“救出你自己”。
（26） yes 英语：是的。
（27） 《验方新编》 清代鲍相＇王敖＇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
（28） Victor Hogo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长篇小说，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29） 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30） “区区”佥事 作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作者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器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等等。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
（31） “帛” 古代祭祀时用来敬神的丝织品，祭后即行焚化，后来用纸作代替品。“爵”，古代的酒器，三足，铜制，祭祀时用来献酒。
（32） 按应为民国十二年春。《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33） 孔二先生 即孔丘。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孟皮，他排行第二。文中所引的话，见《论语·泰伯》。
（34） 章士钊的这段话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通讯栏他对吴敬恒来信所加的附言（“内包甚复”，原作“内包深复”）。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⑤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⑦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⑧的时候，黄巢⑨的时候，五代⑩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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