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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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赛马会
　　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专职负责赛事、日常营运和投注管理。
　　香港早年参加赛马活动的多半是英国军人，他们的调动比较频繁。爱好赛马的外国人还有洋行老板或高级职员，他们的工作也时有调动。所以，香港早年的赛马委员会是一年组织一次。后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发展，香港成为重要的转口港。到宝云时期，经港府批准，外国商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马会——香港赛马会。这个赛马会成为香港政府要员与各洋行大商人的交易场所，对香港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香港赛马会在其成立以后的四十余年内，种族歧视的观念一直很深，即使是中国人中的上层人士，也只能作为赛马会的来宾，而不能作为会员。这种做法伤害了香港中国商人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港的中国人便在1920年组织了一个华人赛马会，在粉岭设马场跑马。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赛马会才在1927年象征性地吸收两名中国人作为会员。这两名华人会员叫何甘棠和容显龙，是当时香港著名的买办。在吸收华人会员的同时，还准许中国籍骑师参加比赛。这样，华人赛马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粉岭的马场便移交香港赛马会管理。
　　随着香港赛马活动的开展，马场上逐渐出现赌马的现象。初期的赌马只是为了娱乐开心，算不得真正的赌博。主要内容是马主与马主之间，骑师与骑师之间，或两个观众之间，各选一匹马作为打赌的对象，赌注不过是一瓶香槟或一顿晚餐。完全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
　　由于赛马和赌马与香港民生关系密切，所以，马场上惯用的术语，逐渐流行到社会里来，成为民间俗语。
　　1927年跑马场看台这些俗语不但成为香港人日常说话的词汇，也传播到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甚至连东南亚和台湾等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交谈中使用这些生动形象的俗语。
　　由马场术语演变成一般人谈话俗语的例子很多，例如“搏到尽”，本来是形容马匹参赛时出尽全力，争取较佳的成绩。在香港社会中，这句话最流行，因为香港人士做起事情来十分努力，香港经济有今天的辉煌成就，也就是每一个香港人“搏到尽”的成绩，香港人也以“搏到尽”的精神闻名于全世界。再如常说的“爆棚”——以前香港马场是用竹木建造，所以称为棚。“爆棚”就是整个马棚都挤满了马迷的意思。如今戏院满座、巴士挤满旅客都称为“爆棚”。“抢闸”——每场赛事开始之前，参赛的马匹都由马夫拖入闸门内，等到闸门打开，马匹便冲出来。“抢闸”的意思，就是闸门刚打开，尚未准跑，马匹便抢先冲出，这当然在比赛中占了便宜。这句术语流行出来，凡是抢先去做的事，都称为“抢闸”。例如，月饼店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好大一段日子，便已推出月饼在市面上售卖，他们这种做法，就被称为是“抢闸”。“爆冷”——本来是形容冷马跑出。但在不正常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一向都称为“爆冷”，和所谓“热门倒灶”是相类似的意思。
　　1960年，该马会获准英皇御准衔头。跑马本来就是殖民地特征之一，加上“御准”二字，就更增强了殖民色彩。到90年代初，马会已有全职人员四千多人，一万多兼职员工，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设有董事局，下设有分委员会，分别负责赛事、发牌、投注、财政及一般事务、会员事务、捐款等各方面的管理、监察和发展决策。马会的总投注额的10。7％作为博彩税缴交给港府，7。4％作为马会佣金，余下约81。8％派给投注中奖者，所取得的净额盈余大多用作慈善服务。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马会赞助给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康乐、科技、福利等公益事业的拨款已达27亿元。
　　洁净局洗太平地
　　港府的卫生局，成立于宝云年代，当时不称卫生局而称洁净局。
　　香港开埠之后，由一个只有几千人的渔村，迅速变成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城市，许多环境卫生设施都追赶不上人口膨胀的需要，尤其是环境的污染最厉害，以致居民患病的情况十分严重。陈勋所著《香港杂记》中记载，在香港开埠后的数十年中，痢疾、热病等传染病流传很厉害。那时驻港英军士兵生病的特别多，甚至整营英军都是病人。
　　1881年，英国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派遣皇家工程师柴维克到港，对香港的公共卫生情况做全面考察。1882年发表了《柴维克卫生调查报告书》，认为以上情况是由于香港水土恶劣，环境极度不清洁，卫生设施差，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所造成。根据报告书，港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的措施。
　　1883年3月，港督宝云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立法局提出一项卫生修正法例，决定成立洁净局，负责全港卫生事务，改变城市环境状况。
　　新成立的洁净局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经费支出仅次于警署，所管辖的工作也很多。当时，洁净局除了管理街道市场、屠场之外，打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殡殓埋葬、处理粪便、熏洗房屋、灭鼠除虫等事务，也全都列入洁净局的工作范围。
　　当时，洁净局的组织已相当严密，局内有十余人任议员，指导工作。日常事务，设有英人总办处理，下边还有帮办、华人翻译以及清洁工人。对工作人员要求也有具体规定。华人翻译必须具有英文书院第四班以上程度，并且必须全面了解香港卫生条例，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清洁工人必须经过政府医院体检，身体健壮，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年轻力大，才能录用。
　　有了洁净局之后，便规定港九所有华人屋宇，每年分区分段清洗两次，这种清洗方式当时叫做“洗太平地”。到了规定洗太平地的那天，洁净局人员将洗地用的竹扫把，通渠用的铁钩，放水的帆布水管，装水用的大铁桶，全都放在街道上，任由街坊居民取用，群策群力去清洁环境。
　　大水桶装满水之后，加入消毒药水，居民可将床板家具放进大铁桶内浸洗，以清除蟑螂和臭虫。
　　忙了一天之后，由洁净帮办检查，若不满意，又再清洗一次。
　　1885年，港府根据人口迅速增加的趋势，颁布了限制居民楼每层楼居住的人数的条例。条例按房间体积大小，规定每500立方尺限住一人，将全楼准住的人数写在墙壁显眼的地方。洁净局的帮办经常夜间巡查。如果居住人数超过限额，即被处罚。在香港西营盘附近的平民楼房，体积不大，每层常住二三十人。若按条例规定，人数显然超过，所以，许多居民户一到夜晚便往亲友家暂住，天明再回家，以免被查受罚。后来，港府认识到该条例有碍于香港的发展，便取消了这一条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还有洗太平地的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卫生设施的健全，洗太平地早就不存在了，香港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知道洗太平地的掌故，只有老年人在围城打麻将输光时偶然还露出洗太平地的说笑。
　　署理港督马殊与金马伦
　　宝云因身体健康关系提前退休，1885年12月中旬离港，英伦决定由辅政司威廉·马殊署理总督。
　　1886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催办在香港设驻领事馆。清政府与英国政府交涉，香港西商会不希望清政府在港设领事馆，马殊接受西商会建议，呈报伦敦，对清政府的要求不予置理。
　　清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因为海关关税一直发生矛盾。1885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同意鸦片输入中国，每箱征收税厘110两。1886年，在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停下，中英签订《香港鸦片贸易协定》，规定鸦片运入香港或从香港转运其他地区，必须获得香港港务处的允许；香港方面同意协助中国海关税收，并管理往返香港与中国沿海的帆船。中国方面则撤去1871年在香港海外的巡船，即原设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长洲四处常关关厂，由香港九龙关接管。次年，九龙关正式建立，总关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6…18号银行大厦二楼。摩根为首任税务司。九龙关的设立，扩大了香港海关的势力，加剧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当然，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威廉·马殊做了一年半代总督后，也调离香港，政务交由驻港英军司令金马伦少将负责。
　　1887年9月，署理港督金马伦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取消了成立健康局的建议，增加卫生委员会人数，委派土地总测量官、警察司、总登记官、殖民地医官等为官守委员。原来卫生委员会有4名非官守委员，这次增加到6名，而且规定其中2名必须是华人。这是中、西人士共同参与市政事务的开始。
　　第十任　德辅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87年10月6日至1891年5月，德辅任第十任香港总督。
　　德辅（1834～1909），英国巴登市人，出身名门。1853年进牛津大学，中途辍学，到加拿大经营农场，后进多伦多大学，完成学业得学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做了一段律师后，转入政界。1863年被派往英属殖民地圭亚那任治安法官和商务总监。1869年赴圣卢西亚任职；1878年任斐济总督，兼任西太平洋地区最高行政长官。1886年任澳大利亚总督。封爵士。1909年去世。
　　从德辅到第十六任港督史塔士，经历了七任总督。由德辅1887年抵港，到史塔士1925年10月离职，共约40年，其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既有瘟疫蔓延，又有大火、暴风、狂雨袭击，更有港英当局对香港人民的残酷镇压，百姓涂炭，民生倒悬。香港人士称之为长久的“黑暗时期”。黑暗给居民带来痛苦，也促使其觉醒、团结、斗争，又加上内地辛亥革命正在发生，香港涌现出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人才，促成了海员、省港罢工的兴起和成功。德辅正是“黑暗时期”内第一个就任港督。他本人又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观念，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在任期间，银价暴跌，港元贬值，经济陷入困境。英国政府强令香港政府“缴纳皇家经费”，由每年2万英镑增加到9万英镑。德辅为应付庞大“贡费”，拟定开辟香港土地资源计划。
　　从正直青年到殖民统治者
　　据巴图所著香港纪实丛书记载，德辅任圭亚那治安法官和商务监督时，年龄还不满30周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是一个有理想的正直青年。
　　第十任德辅当时圭亚那有很多甘蔗种植园，劳工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很多人是被殖民者和人贩子骗来的。在这里，他们受到了非人待遇，失去了人身自由。
　　受过现代自由主义教育的德辅，对广大劳工的处境比较同情。他严厉指责这种不“人道”的剥削，明确支持劳工们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
　　当地富商和庄园主并没有将这个年轻总管放在眼里，他们直接上书英国政府，状告这位行政官的“行为不端”，要求必须撤换掉他。德辅所讲的圭亚那情况在英国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不少人支持德辅。然而英国政府听信富商和庄园主的诬告，撤换了德辅。改派到圣卢西亚任职。
　　德辅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到圣卢西亚上任后仍念念不忘圭亚那之败，他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了一封信，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主持公道，重新调查圭亚那劳工状况。
　　英国政府迫于各方的压力，不得不派代表团前往圭亚那进行调查，德辅也是代表团成员。但在调查团出发前，反对德辅做法的人早已通过其他人将此消息提前通知了当地的商人和园主，使他们及早做好准备。结果，当代表团到达圭亚那时，商人和庄园主所组织的人都指责德辅言过其实，过分挑剔。搞得德辅一个人孤掌难鸣，有口难言，在调查团面前很是难堪。最后只好承认自己“报告写得太仓促”，“记忆不清”。
　　通过“圭亚那纠纷”，德辅开始明白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希望自己在英属殖民地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自己在殖民地中要依靠谁、不能反对和得罪谁。
　　1887年10月6日，德辅带着英国王室的重托，带着清洗圭亚那耻辱的决心，来到了香港。
　　填海扩土
　　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靠卖地皮得来，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土地从哪里来，只有填海，所以填海造地是每任港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1874年9月22日，香港遭遇历史上最凶暴的大风袭击，中区海旁堤岸全部被摧毁了。
　　当时的总督坚尼地于1875年5月任命一个委员会，设计海旁堤岸的全部改建计划，并包括填海拓地工程在内。
　　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及估算：如果以中区美利码头为中心，东至铜锣湾，西至煤气公司，将沿海堤岸翻修，并填海扩展海旁地面，需要动用21。2万元。由于费用太大，所以在坚尼地任期内，海旁堤岸重建与再填海计划被搁置起来，只将损毁厉害的部分堤岸作了修补。
　　1877年，坚尼地去任，轩尼诗接任总督，修补海旁堤岸工程仍继续进行，1880年全部修补工程结束，总共花费24。4万元。当时一些外商建议将海岸扩展出20尺，但港府认为这项建议将会阻碍修理堤岸工程，未予接纳。
　　真正大规模的填海工程，是德辅在任时期。英国政府逐年增加对香港的摊派，德辅只好鼓励填海造地，增加收入。德辅采用了香港英国富商保罗遮打爵士所提出的填海计划，主要目的是解决逐渐严重的房屋紧张问题。这项计划的内容除了包括填海筑路以外，还建议将海军船坞、陆军军营及政府若干建筑物由港岛中心迁移，腾出地方供作商业经营及市民居住使用，由此解决房屋短缺的困难。
　　1890年开工时，正逢英国王子干诺公爵夫妇出访路过香港，德辅请干诺公爵行填海工程奠基礼。工程完成后得到新填土地59英亩，新的海边大道便命名为干诺道，干诺道后面的一条电车路就以当时港督德辅的名字命名，另一段马路就以遮打命名，以示纪念。
　　在推动填海工程的同时，1889年，立法局公布《收回土地法案》。决定强迫收购部分人口密集拥挤的地方，狭窄的小街巷扩展为大道；法案还规定不合卫生条件的楼宇重新改建，建筑物后面必须保留一定的空间，以利于通风。为了弥补物主面积的损失，楼宇可增高3层。
　　本年起，港府允许洋商开始向地产投资。一批英国商人集资5000万元，组成香港地产投资及代理公司，这是香港房地产业兴起的基础，后来该公司改名为香港置地公司。
　　公务员侵吞公款案
　　1890年，飓风为灾，香港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暴风雨，大雨由5月19日一连下了十天十夜，降水38英寸，海岸水深达45尺，山泥倾泻，山体滑坡，灾害深重。
　　天灾不断，人祸迭出，百姓涂炭。但是，港英官员不顾百姓死活，照常贪赃枉法。
　　1893年，香港发现一起震惊港岛和英伦的公务员侵吞公款案。港府库房首席书记亚尔费斯，利用职务之便，私吞政府公款63000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元。虽然事情暴发在第十一任罗便臣任期内，但其作案时间，均在德辅任内，显示其任内行政管理之混乱。
　　1893年1月28日，港府核数师查核政府库房的账目，发现库存和簿据的记载有短绌情形，显然有人渎职作弊，但一时尚不能确定何人作案。1月31日，库房首席书记亚尔费斯突然失踪，立即证实嫌疑犯就是他。经详细查核，发现从1888年至1892年，亚尔费斯经手的公款被盗63000。许多旧账据，已被案犯销毁。政府立即下令通缉亚尔费斯。2月24日深夜，在九龙一座空屋里抓到案犯。
　　4月18日，亚尔费斯在高等法院刑庭受审，被控罪名共达19款，其中包括侵吞公款，伪造政府税饷收据，偷盗并毁灭皇家簿据等。亚尔费斯对于政府所控告的19条罪状，当堂承认了12条。因此，被告的辩护律师向法庭表示，既然被告对于所控19条罪名业已承认了12条，他的罪名已定，为节省时间，对于其余7条罪名似已毋庸深究，因此请求法庭轻判。大法官即席宣判，判了亚尔费斯6年苦工监禁。
　　法官的判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要知道，你的罪行正是那一连串的带给这殖民地以耻辱的罪行之一。自从我对于与你所犯的罪行相类似的一宗案子判刑以来，已经三年于兹了——那就是对于邮政局首席书记巴拉达斯的控案。显然的，对于他所判的刑罚，并未能警惕你，使你束手不去动用公款。
　　法官还向亚尔费斯表示，他被判的六年苦工监，不过仅是对于第19条被控罪名而言，其余第一、二、三、四、十一等项，每一项都可判罚5年苦监，第十五、第十六两项，每项又可以判处三年监禁，因此，一共只判六年监禁，是很宽大的处罚。
　　亚尔费斯的案子虽然终结，但是，此案属高级公务人员盗用公款，案情重大，很丢港英当局的面子。因此，总督罗便臣下令组织委员会调查这件罪案发生的经过，并追究间接和直接应当负责的其他官员。经过调查核实，4月26日写好报告书，寄呈伦敦的国务大臣。同年7月26日港府收到来自伦敦的复示，表示对于总督的报告已加审核，认为香港若干对于库务税收有关的官员应各负相当责任，其中责任最大的为亚尔费斯的直属上司，即当任政府库务司密歇尔·英厘斯。因此，英厘斯受到严重的谴责，指称他有亏职守，辜负重托，除罚俸1000元之外，并调职至他处，以示警诫。
　　但是，英厘斯在中国居民中有好的人缘，香港中国居民对于库务司受到亚尔费斯案件牵连表示同情，发起了慰问他的行动，并联名上书伦敦国务大臣，请求批准，免于将英厘斯调往异地，大家还捐款替英厘斯代交罚金。
　　1894年1月5日，伦敦转来对中国居民请求的批示，国务大臣对于库务司英厘斯在香港能获得很好的人望，甚表快慰。至于调职处分，决定暂于延缓执行。1895年，英厘斯请假回英国，后来就在英国北部一个监狱里任职，没有再回香港。
　　大法官给亚尔费斯的判词中提到的邮政局案件，发生于1890年3月22日，也是德辅任内。香港邮政局汇兑部主任巴拉达斯未向邮政司请假而悄然失踪。按照公务员条例，他应按旷职除名。4月12日宪报发布公告，宣布自3月22日起，邮政局汇兑部主任一职空缺。同时对他私自离职原因进行调查。经过查证，发现巴拉达斯有盗用公款嫌疑。后来调查证明，该人由香港经澳门、厦门私赴马尼拉。香港政府即行文至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请求代为追缉。5月17日马尼拉通知港府，案犯已落网。6月底即将巴拉达斯引渡到香港。经查案犯从1888年2月至1889年期间，共盗公款50681元。但是，1890年7月25日开庭审讯时，只指控四项共盗窃公款4577元。巴拉达斯只承认其中一项共1737元。审判时，法官向被告训诲，说是根据他的第四项罪名判罪，所侵吞的公款虽仅千余元，但他身为公务员，受国家重托，竟监守自盗，且蓄意潜逃，所以罪不可恕，判处2年苦工是轻的。至于五万余元案的其他责任者和款项去向，就再没追究。
　　1890年前后，香港侵吞公款渎职之风甚盛，一连发现多起。其作案时间，几起大案均在德辅时期，在罗便臣时期东窗事发。香港自开埠到这时，对于公职人员的贪污受贿，赌博盗窃，私设娼馆，与海盗勾结走私等行为，一直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予以严处，有时甚至袒护，既便侦讯开审，量刑也相当轻微。
　　陪审员制度
　　1887年，德辅当政伊始，港府重新修订颁布了陪审员法例。法院审案子，罪犯罪名是否成立，由陪审员集体决定。这样重大的责任，香港居民几乎都可以参与担当。修订后的陪审员法例规定，凡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判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以及鉴定有关白痴、疯狂及神经不健全等案件，都要选用陪审员7人，这是普通陪审员。对于若干案件，大法官更有权召集特别陪审员陪审。普通陪审员是义务陪审，特别陪审员却有报酬，民事案件出庭陪审一次可得津贴10元，如果是刑事案件，即使特别陪审员，也是白尽义务。
　　陪审员实际是陪人打官司，是很苦的差事。法例规定，在法官没有下令解散陪审团以前，陪审员除了个人的需要（指大小便）以外，不能随便走动半步，赶上吃饭时间，吃东西要自己掏腰包。如果法官不将他们解散，便要一直在指定地方守候，甚至在法院过夜。法院指定一位专门监视陪审员的人。这人要宣誓，不准任何外人同陪审员说话或接近。所以，作陪审员与被软禁的待遇差不多。
　　当陪审员是香港居民的义务，凡是年龄在60岁以下，21岁以上，身体、精神正常而又懂英语者，都有当陪审员的义务。有资格而逃避不报者，要罚款500元。每年2月初，高等法院将本年居民的申报汇总，张榜公布，凡适合陪审员资格居民的姓名、住址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