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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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都在榜上，一连张贴半月，做到家喻户晓。公布期间，居民如果认为自己不合格而榜上有名，可以申明理由请求豁免。对榜上的其他不合格者，也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最后，这张名单要送总督亲自过目，由总督最后圈定。核准的名单，要在两种中文报纸、两种英文报纸上登出，通告居民注意这项义务。通告刊出后一个月内，漏报的可以补报，逾期不报的合格者，要受到处罚。法例规定，有十种人可以豁免当陪审员的义务。一、政府官员；二、报馆的编辑与职员；三、外国政府驻港机构官员而非营业者；四、现任大律师与书记；五、注册医生；六、在职化学师与配药师；七、正式教会的传教士；八、本港中文学校以外，任何学校的教员与香港大学之教授、讲师及其他职员；九、军人包括海陆义勇军人；十、船主与本港领航员。
　　这种规定的目的，是这些人容易与诉讼案件产生牵连，应加以回避。
　　因为陪审员对于被告是否有罪，甚至于犯人的生死，有决定之权，责任重大，所以，陪审员在出庭前，要郑重宣誓公正无私。
　　法例规定，民事案件，陪审员7名，如果一个案件有4名陪审员意见一致，即可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刑事案件，至少有5名陪审员意见一致，才能判决。被判死刑的罪犯，则必须由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才能判定罪名成立。在审讯进行时，如果7名陪审员中缺席一至两名，审讯可照常进行，仍按多数少数决定罪名。刑事案件，陪审员缺席人数不能超过二人，重刑案件缺额不能超过一人。
　　关于陪审员法例的制定，并非由德辅开始。1864年就已经制定过陪审员法例，并一直延用。1868年，两名案犯李阿泰和邝阿发被控谋杀伤害罪。该案2月27日审讯，至下午7时许，大法官宣布因为当晚本案审讯不能完结，延期次日续审，将全体陪审员予以监视扣留，送到欧洲大酒店过夜。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大法官即拿出1864年的法例11号第二十二项、第二十三项作依据，执行他的决定。德辅时期对一些规定加以修改，例如，原法例规定必须有3名陪审员意见一致方能对有期徒刑判决，对于死刑的判决，必须七名陪审员的意见完全一致方能判决，后面一条则改为，有一名陪审员缺席，案子可照常审理并作出判决。
　　有功于市民的“港灯”
　　德辅时期，开始供应居民用电。
　　1889年1月24日，香港电力公司成立。当时不叫电力公司，因为设立之初，只是供应作灯光照明用电，所以叫电灯公司，简称“港灯”。公司厂房选建在湾仔永丰街附近的山边处，厂房简陋，从海外买进两部25千瓦的蒸汽发电机，1890年12月1日开始供电。早期的电灯用户寥寥无几，电力公司提供家庭照明用电不过600户，街灯75盏，以及专供山顶区用水的电动抽水机的用电。总发电量只有50千瓦，不过是现在一家小商店的用电量而已。但那时已经足够整个香港岛使用了，根本没有闹停电的现象。
　　根据陈谦先生回忆，20世纪初，港英人士夸口说，香港电灯明，电话灵，自来水清，为香港维多利亚城3大优点。其实，不过草创而已，比当时的上海差距甚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机器残旧，负荷力弱，经常发生故障，每星期总要停电3次，所以，许多安装了电灯的公共场所还必须备有煤汽灯。
　　因为公司由英国人经营管理，安装电灯电器的用户，所用电线、灯泡、灯口、灯掣及其他各种零件，都必须采用英国制造的产品。港府电灯管理部门还规定，每隔一定时期公司要派人上门检查电线，若发现有漏电或电压不足，即限定时间修理或更换零件，否则拉闸停电。公司口称这是为了大众的安全，实际上是维护英国厂家的利益，帮助推销产品。所以，每检查一次电线，用户都要花费一次修理费和安装费。有关管理部门、公司和检查工人，互相串通，从中舞弊。大概这就是“电老虎”的雏形。
　　后来，香港人口逐渐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只有50千瓦发电量的电灯公司，已经无法应付实际的需要，于是开始在北角地区另建较大的发电厂。1919年北角发电厂落成供电。1925年以后，商业进一步发展，九龙地区开始繁荣，电力用量增加，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力难以供应。港府会议通过，准许华人组织九龙地区的电力公司。以九龙中华汽车公司的颜成坤为首，招股集资组建了电力公司。向英国购买机器，铺设电线，发电供给九龙地区及新界地方，规模较大，聘请英国人为总工程师，雇用中国工人，收费与香港电灯公司一样，用户只设电表核计用电。1969年规模较大的香港仔发电厂建成，电力供应更加充裕。到70年代末，所发电量可供香港每人每年3000度，而实际用电量每人每年不到1000度，所以曾经在历史上对香港做出贡献的电灯公司，已经退役改做销售家庭电器了。
　　政府山和总督府1890年是维多利亚女王金禧纪念和香港开埠50周年大庆，德辅决定隆重庆贺，为此，从1890年2月开始，德辅对上亚厘毕道的总督府进行扩建。共拨款4万元，主要工程是修建宽40英尺、长60英尺、高26英尺的宴会厅。新建部分与原建筑大小相当，由一道有盖的楼梯相连接。当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豪华宴会厅建成后，他的夫人出面在此厅举行了盛大舞会，宴请香港名流，纪念开埠50周年，其热闹气氛达到他任内的最高潮。
　　早年香港有座“政府山”。在中环皇后道中与花园道转角地方，是一块空场，俗称为玛利练兵场。由练兵场直上，就是“政府山”。当时总督府、港督行政机关、邮政局等，都设在“政府山”上。香港大学以及英国圣公会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管区大教堂圣约翰大教堂也在这里，可说是香港早年的政教中心。“政府山”即太平山的半山区，背山面海，环境优美，是上层人士的主要的高尚住宅区。
　　玛利练兵场西侧山脚，面对皇后大道汇丰银行后门。一座红砖建筑物，昔年也曾是香港总督府所在地，那是港督办公的最早地方。
　　上亚厘毕道总督府未落成前，香港总督的办公地方一迁再迁，有时设在今日中环的动植物公园上面，有时设在今日湾仔的春园街，有时甚至临时租赁民房。回顾总督府的历史，概况如下。
　　1841年8月，璞鼎查带兵北上攻打中国沿海城市，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时，办公厅就设在上述中环的红砖大建筑物中，这座建筑物是哈特公司所有。它占地1280平方米，当时称为“庄士顿大宅”。直到1844年7月，港督办公地方仍设在这座红砖的大楼中。成为当时香港最高行政中心。这座红色建筑物，内里间隔以19世纪传统建筑为主，空间宽敞，阳台开放式设计，显得清幽典雅。1915年法国传道士以38万港元买下，改名“传道会大楼”，用以传道。1989年，港英政府已将这座建筑列为古迹，后改为港府新闻处使用。
　　1930年的港督府
　　1845年，总督办公地点，设在“兵头花园”一座小建筑物内，当年璞鼎查总督、戴维斯总督都在这里办公。因为英占之初，港督兼英国驻港三军总司令，所以香港人昔日对港督俗称为兵头，也是“兵头花园”名称的来由，即现在的香港动植物公园。
　　1847年至1848年，总督租赁官邸的租金为625镑。坚道一座大建筑物，那时是香港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私邸，当时港督没有官邸，所以不得不租用民房。戴维斯港督的坚道官邸，也曾是大法官威廉·坚的官邸。
　　1851年，新的港督府在港岛中区半山上的上亚厘毕道正式开始动工。
　　1855年，新的港督府工程完成，耗资7万港元。港府第四任总督宝灵成为首任住客。此后，经过多次装修、扩建、改造。
　　1890年德辅开始扩建，1891年完工。
　　1908年，第十四任总督卢押，对港督府进行内部装修，在天花板安装了豪华的电风扇。
　　1929年，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再度扩建宴会厅，使两大部分混成一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总督府建筑已经陈旧，拟就拆除改建的计划，但1941年12月25日，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向侵华日军投降。日军入占港督府并进行大规模重建、扩建工程；1944年重建、扩建完工。为迎合日本口味，原建筑物大部分拆毁，只保留地下室及地基。
　　日本投降后，1947年，第二十三任港督葛量洪大肆装修港督府，包括安装空调、天花板，新壁炉及房间装修等。
　　1964年，第二十四任港督戴麟趾上任后，将主要房间改建成“阿当学派”风格，并在天花板及墙壁铺上华丽浮雕。
　　1979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大规模重建港督府，包括屋顶、宴会厅及私人秘书办公室，并首次在宴会厅安装空调。
　　以后十多年间，港督府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才又再次对港督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
　　据香港报纸介绍，港督府自1968年开始，每年都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向社会开放10天。让市民入内赏花。当然，除了赏花之外，更要看看港督府的建筑。然而游人今天能看到的港督府，无论从外形到内里，都与昔日的风格面目全非了，特别是彭定康1992年到任后大规模翻新的港督府为甚。
　　彭定康将这次装修的主题订为“东西汇萃”，用的全是香港本土的设计师、工程师及艺术家。主要负责人为何彛�。何彛�的设计没有更改港督府的原状和特色，依然具备其浓厚的殖民地特色，只是在所谓“东西汇萃”的主题之下，在殖民地色彩强烈的建筑物中，摆放了多种不同风格的东方家具、盆景、雕塑摆设。如雄鸡图案的仿古陶制花盆、置于大堂的明朝风格木椅、十二生肖雕塑作品及引人注目的放在大堂中心的4张以紫荆花为图案的地毡。
　　现在的港督府内部设施装璜到底如何，据香港报纸儒生先生的文章介绍，一些进入过港府的人的印象如下：香港立法局议员李启明，进过港督府数次，他的观感为：“虽然不觉得其十分富丽堂皇，但总觉得其十分高大宽敞，予人一种清新明朗之感。”
　　立法局议员陈荣灿，头一次入港督府，他的感觉是：“港督府的设计非同凡响，比靓酒店更清雅。港督府的会客厅虽然建于地下一层，但绝对没有入地库的感觉；最令人难忘的是会议大厅，可容纳200多人，呈半月形的设计独特。”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台长刘家馨，从第二十七任港督卫奕信时代开始进入港督府做访问或参加宴会，他的感慨与以上两名议员大相径庭：“入港督府最大的感觉就是其富有殖民地色彩。其中为港督专用的一楼洗手间，简直就像一个会客室，予人一推门就似入错地方之感，过分奢侈了。”
　　港督府作为香港历史的见证，它可让更多的人们认识殖民主义而永记历史的耻辱。
　　儒生先生还介绍说，若问这座已有140年历史的古建筑于今价值几何，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表示，暂时还未能公布港督府被列入古迹范围的面积，但初步估计，以中区房产每平方米6万港元算，市值肯定超出100亿港元，比香港古物古迹委员会1996年所公布的“铜锣湾天后庙”等十大古建筑的价值总和还高。至于历史价值，更是无可估量。
　　德辅57岁的时候，对于繁重的香港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其任内后期出现的海盗问题及财政收入锐减问题，又使他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萌生退意。
　　1891年初，他写信给英国殖民地部，请求允许他提前退休，1891年5月，在得到英国方面的肯定答复后，他经过香港机场的红地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有担任公职，而是在英格兰的平静生活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
　　1909年12月5日，德辅在伦敦去世，享年75岁。
　　第十一任　威廉　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
　　与第五任港督同姓的威廉·罗便臣，1891年12月10日至1898年2月任香港第十一任总督。
　　罗便臣（1836～1912），英国人。早年供职于英国殖民地部。先后在该部的不同部门担任要职，但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厌烦，死板繁琐的行政程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殖民部通知他任职香港总督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他已经55岁了，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了。
　　任内多大事
　　威廉·罗便臣任内，香港多灾多难，发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无数，尸骸遍地。1893年1月，气温猛降到冰点以下，创开埠之后最冷的纪录；经济严重困难，库房短绌，靠向外借贷维持财政开支。
　　1892年7月23日，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结业典礼。孙中山获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三科第一名。罗便臣出席典礼，并向成绩优异者颁奖。雅丽氏纪念医院是何启为纪念亡妻、英国皇族贵胄雅丽氏·韦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会医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称香港居民的英国人上书英国当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组立法局。要求书中称：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应自由选举产生；二、非官守议员应比官守议员席位多；三、非官守议员在会议上应有言论及表决的绝对自由；四、立法局有权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经费；五、立法局有权管理地方一切事务；六、凡关于英国与香港的问题，立法局有权尽先参与讨论，然后执行。8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复称，香港不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位，因为华人占多数，在目前情况下，应维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罗便臣1895年7月，英国政府指令罗便臣，香港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7。5％作为驻港英军费用。渣打银行总经理汤姆斯·韦赫特领导在港洋商反对英国政府这一决定，但无法改变伦敦当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罗便臣决定，行政局新设两名非官守议员，委派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这是香港行政局设非官守议员的开始。
　　1896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皇后道以北海岸划作海军区，建立香港第一个旱坞。于是，香港中区和湾仔被分隔开，这既妨碍了填海工程计划，又把海岸沿线的交通阻隔，历时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过决议，废除1843年即开始实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结束了中国居民五十多年夜间行动不自由的苦难历史。
　　1898年2月，罗便臣离任。他是第一个离职后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筑物的总督。据说其原因是避免与同姓的第五任总督相混淆。
　　驱逐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是从香港开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学的课程，1886年夏，孙中山考进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开设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感觉南华医学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在广州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决定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程，而且广泛地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曲学等等，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孙中山在香港期间，对于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常常对人抒发他的爱国情怀，阐述他的新政治抱负和见解。他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医科硕士学位。
　　1892年秋，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到该院担任西医师。后来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一间中医药局，单独行医。不久又改赴广州行医，开设东西药局，虽是行医，其实是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一批爱国青年，研究救国之道。1894年，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陈少白等进步人士，为推翻清朝政府做准备工作。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组建了兴中会总部机关。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开名义做掩护。香港的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和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和起义的政策。8月27日，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旧历重阳节，许多群众回省探视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府，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机械往广州时，被海关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与港府交涉，要求罗便臣制止孙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香港当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将兴中会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两广总督通报。两广总督谭钟麟调动军队加强广州防御，封闭革命机关，逮捕起义人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经澳门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罗便臣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发出驱逐孙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进入香港，理由是总督及港府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孙中山只好离开香港转赴日本。行前，他写信给罗便臣的副手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是否因为他“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才将他驱逐。如果如此，他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已经请教过伦敦许多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1897年10月4日，骆克回信给孙中山答复说：“兹奉命函复先生，本政府不愿允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焉，有碍邻国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许，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1896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从此以后，孙中山虽然为组织革命起义多次经过香港，但一直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与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布置任务以后，就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罗便臣的错误政策。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地部？如果这位中国的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的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
　　张伯伦的答复是：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与　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
　　罗便臣对孙中山的排斥态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难洞察的，也是罗便臣不能启齿的，那就是英国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为诱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谈判中让步的一个筹码。
　　强租新界展拓界址
　　强占新界地区，英国侵略者已经酝酿很久。
　　早在第五任总督罗便臣时期，1863年香港英国官员就提议，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第九任总督乔治·宝云时期，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但是，宝云拒绝了萨特金的这一计划。1886年萨特金的继任人甘马伦上将旧事重提，又被英国防务委员会否决。伦敦负责殖民地防卫事务的机构认为，在英国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击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国领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担心中国对香港的安全构成威胁。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辅报告称，有情报说，中国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视香港岛。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议驻华公使向中国总理衙门询问此事，并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反对任何它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澳尔沙姆从北京回电，否定了上述情报，说中国并非修筑要塞。那项工程是九广铁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强九龙站的守卫对香港并无不妥。
　　真正积极推动和实践了对中国香港周围地区进一步扩大侵占的是威廉·罗便臣。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清军大败，结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争斗。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罗便臣很快做出反应，提出“拓地”要求。他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