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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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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明火打劫案件不多，匪徒敢于持枪向警方挑战者更少。1月22日这次遭遇战，双方相持达18小时之久，匪徒3人死亡，3人逃去；警方4名帮办、警察死亡，5名受伤，损失惨重。
事件发生之前，警方追缉一批盗枪匪徒。22日，帮办和警官带领一批华籍探员到机利臣街4号及6号调查，该处房屋前面是店铺门面，后边是居室，里面住了好几伙人，刚好盗枪案犯是其中一伙，私藏多种枪械。帮办和警官进去检查时，匪徒首先开枪射杀两人。湾仔差馆接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员赶到增援，遭遇战中又有两名警员丧生。中央警署得报，即派总监麦赛率队增援，布置包围圈，严密封锁机利臣街六号房屋。里面既有警员又有居民百姓，一时不好下手。消息很快传遍全港，赶来看热闹的居民人山人海。政府许多高级官员赶到现场指挥。到下午1时，警察司出身的总督梅含理与驻港英军罗拔逊少校及陆军一些军官到现场视察指挥。
双方进行多次喊话，最后制服看守6号楼门的一名匪徒，警方才冲进屋内，发现稽查苏利云中弹5发身亡，警官可力身中4枪而死。结束战斗时已是次日凌晨四时。
“五四”运动中的香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的胜方之一，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归还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并且通过了一个损害中国权益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香港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对于中国人民的这场爱国运动，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香港的势力得以扩充。当时，英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争霸欧洲，在远东地区力量空虚。为了在远东与德国相抗衡，英国政府策划借助日本的力量牵制德国。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国驻日本大使格林会见日本外务相加藤高明时提出，当大战波及远东，香港受到德军袭击时，英国希望日本能给予援助。8月7日，英国政府又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英国企图依赖日本的力量，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英国的要求，正中日本军国主义下怀。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之机，扩充在中国南部的势力。短时间之内日本在香港的侨民人数即远远超过了欧美各国。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一带，日本人竞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以及理发、照相等行业。因为日侨人数众多，他们还在香港开设了主要是为日本人服务的马岛医院和日本小学。在军事上，日本军舰经常到中国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岛附近。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日本有过承诺，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大战结束，英国非常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贡献”，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极力支持日本。
根据英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严订警律，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
对于梅含理的媚日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港府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
面对香港知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梅含理极度不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港府首先命令全体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加派武装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门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岗巡逻，对日本侨民严加保护，保证日本人的物品和饮水供应。梅含理还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办法，征集后备警察，配足枪支弹药，日夜在街道巡逻，随时准备镇压香港人民的爱国行动。
对于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各阶层民众非常气愤，纷纷行动起来加以抵制。居住在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投掷石块，捣毁橱窗，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长门”、“陆奥”、“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港英当局与日本紧密勾结，共同对付香港爱国同胞。港府华民政务司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不准煽动抗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初等论说文范》积存，如有发现，立即没收。
尽管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活道租赁地方，设立“策群夜义学”，亲自担任教员，免费供应书籍纸笔，教育贫苦儿童。各行各业的进步工人逐渐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青年学生抛弃旧礼教，提倡科学，提倡男女平等，社会风气大大改观。
刘郎中巧对抚华道
在港府官员中，设有华民政务司，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一切事宜。最初称为抚华道，后来改称华民政务司。司署首长由英国人担任。首任抚华道是英籍德国人吉士笠。署内的职员被称为“师爷”，“师爷”负责署内的文书，文书多用中文。居民有事上书政务司，须用“禀帖”，居民的禀帖或与政务司对话，抬头称“大人”。这一连串的名词，都是中国传统的词汇，大概是英国人用以笼络华人的手段，抑或师爷们的杜撰。
华民政务司的日常事务很繁杂，港岛与九龙之间，港岛与澳门之间往返船只的牌照，码头工人、街头轿夫、车夫、摊贩的牌照，全由华民政务司签发。更夫巡逻街道，大小庙宇的承投，妓院旅馆、慈善团体等都由政务司管理。在发放牌照、承办投标等事务中，司署上下，明里暗里，收银应当颇丰。
华民政务司除繁琐的日常事务外，还有更重要的政务，例如，审查中国人的公开函件，检查各单位的升旗降旗，等等。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曾经记述过一个抚华道刁难华人文字罕见的故事，很能说明华民政务司的功能。这个故事，发生在梅含理总督上任初期的抚华道诺克身上。
香港神庙的一切事务，例如神庙的历次出会、舞龙、舞狮、点睛开光等活动，多在荷里活道的文武庙或铜锣湾的天后庙举办。对于这些活动，华民政务司每每不惜纡尊降贵，亲往主持。1912年，上环荷里活道文武庙举办关帝爷诞辰庆典，在文武庙关帝诞劝捐小引里，用了“华夷杂处”一句话。华民政务司看罢，对“夷”字大为不满，认为是贬低英国人，有排外含义，执意追究。这篇小引出自谁手，并没有署名。华民政务司不问情由，就把在水坑口开业的中医刘香石传讯。当时刘香石正在医馆为人治病，差役突然到来，并且大声说：“你是刘香石吗？华民大人叫你到署谈话。”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传呼，刘香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向差役问清原因。差役阴阳怪气说道：“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大人传讯就是要问你自己，不关我事。”刘香石看到差役的恶劣嘴脸，便热情招待茶水钱，并且陪笑脸请教，差役才告诉他，是因为文武庙建醮劝捐小引的一句话。在场的同仁都站在刘香石一边，支持他去和华民司争理。
刘香石读过四书五经，通晓“夷”字的含义，如何与华民政务司对答，他成竹在胸，十分镇定。按照指定的时间，他穿着白布长衫，手持象牙柄雕羽扇，鼻架金丝眼镜，脚穿厚底毡鞋，大摇大摆走进华民政务司署。
华民政务司诺克一见刘香石即大声斥责道：“你身为文武庙值理，为什么劝捐小引内用‘华夷杂处’一句。夷是‘番鬼’，简直是侮辱大英帝国。你在香港行医，受了英国的好处，居然用此恶毒的词句，煽动群众，究竟是何居心？有无受别人指使？”
华民政务司气势汹汹。刘香石却手摇羽扇，慢条斯理地说：“这小引是我自己执笔，并非受任何人指使。我是中国人，读过《孟子》。《孟子·离娄》篇内曾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章书的’夷‘字，明明说舜为东方的圣人，文王为西方的圣人。夷字是代表地方性的，不一定是指大人所说的’番鬼‘啊！孟子既以’夷‘字说舜与文王，所以我用’夷‘字代表各国人，绝对是有所根据，不是存心恶毒。你大可翻开《孟子》看看。“
诺克听了，明知是刘香石强辩，也无法加以反驳，更不能治罪，只好改变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刘先生真是博学，能引用古书来说明夷的含义。”同仁们都为刘香石驳倒华民政务司而高兴。
第十六任 史塔士REginald Edward StuBBs
1919年9月23日，史塔士就任香港第十六任总督。至1925年10月。延期一年。
史塔士（1876～1947），又译司徒拔。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锡兰辅政司多年，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
1919年9月任香港总督后，1920年，史塔士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香港的经济资源，研究香港经济及商业国际化问题，并制订工厂法及有关法例。同年邀请社会人士和教育司署代表合组教育委员会，制订香港教育政策。创立英文书院，以加强港岛英文中等教育。又开拓港岛东区及北角海滨的大片土地，兴建筲箕湾至石澳、黄泥涌峡至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等公路；开设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1925年10月离港，赴牙买加任总督。曾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
史塔士任内，工人运动不断，重大的就有“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使香港海陆交通陷于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史塔士调回伦敦，名为商讨局势，结果一去不复返。
两次历史性大罢工均发生在史塔士任内，但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上任前的1910年至1919年十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米价上涨，房租成倍提升，工人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劳资纠纷蓄势待发。但是，史塔士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处理恰当，连伦敦也不满意。
从史塔士开始，港督译名逐渐中式化，如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戴麟趾、麦理浩等。
百年罕见的粮荒
史塔士上任伊始，便赶上香港百年不遇的大粮荒。
第十六任史塔士香港居民的粮食来源，当时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香港经营粮食的商行，拥有庞大的资金，与产米地的商人有密切联系，每年收获季节，就地收购，运返香港，资本雄厚的米行，在当地开设碾米厂，就地加工，运回香港存入仓库，然后再批发给零售米商，居民吃到的粮食是零售商的转手货。米价的高低完全由米商操纵，香港政府不予过问。
香港人口逐年增加，到1918年前后，人口已达五十余万，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日渐突显出来。
1918年亚洲南部地区大雨成灾，稻谷普遍歉收，而1919年该地区又遭受严重旱灾，稻谷杂粮的收获仅得二成。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东南亚各国所产粮食仅够当地居民食用，无有多余出口，香港的粮食来源发生问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运输船只受到战争破坏，处于修理和补充的阶段。香港与外地的海上运输很紧张。轮船公司也乘机提高米粮运输的运费，更增加了香港进口粮食的困难。当时经营粮食的大商行仓库空虚，粮源又断绝，毫无办法。港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使局面越来越严重，市面米价一日数涨，原来每百斤6元，后来升至60元，几天之间便上涨10倍。
当时的香港市民收入一般都很微薄，家中无有积蓄，挣一天的钱，买一天的粮食，而零售米商又从中作梗，只卖给大户，不卖给购米数量零星的市民，使市民经常买不到米。市民聚集在粮店门外等米，越聚越多，朝夕不散。而警察又不体谅市民的困境，反而以阻碍交通，扰乱治安为名，挥动警棍强行驱赶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时常同警察发生格斗，出现流血事件。据陈谦先生回忆，初时只在维多利亚城的环头环尾一带小米店发生警民纠纷，后来愈演愈烈，中环荷里活道的振隆米店，文咸街的恒裕泰米店等繁华地段的大米店，都出现殴斗现象，致使全港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当局看到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雇用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中国上海、芜湖一带买米。粮食运到香港，港府出面定价，上等米100斤20元，中等米100斤15元，糙米100斤10元，至此，米荒才算得以缓解，风潮暂告结束。
同孙中山的冲突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对于孙中山的军政府，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即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港英政府却采取了与伦敦不同的态度，对孙中山极为仇视，总督史塔士甚至渴望有人去暗杀孙中山。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作过具体深入的分析：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因此，广东在港英当局发展对华贸易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港英当局为此控制了广东的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可以说，香港作为远东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除其自身的条件外，广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对于广东政局的变化格外关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抵粤，是对在粤拥有巨大权益的港英当局的威胁，当然也就不为他们所容。
第一个冲突首先围绕着广州政府收回海关所欠关余而展开。为解决财政上的紧张状态，1920年年底广州军政府照会北京公使团，要其饬令代管关余的银行委员会将广东地方应得的13。7％的关余立予摊分。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1921年1月，军政府毅然宣布，将从2月1日起收回护法省区各海关的管辖权。对于军政府这一举动，香港当局担心会直接影响粤港间的贸易，抢先采取了行动。在军政府宣布将接管海关后不久，港英当局即派遣两艘军舰驶往广州，在粤海关示威恫吓。英国外交部也要求香港对广州实施经济封锁。但英国殖民地部对此则持谨慎态度，提出应首先听取香港总督的意见。
史塔士与香港总商会的代表磋商后，向殖民地部建议，封锁广州，列强应联合采取行动，若香港单独采取行动，势将危害香港的利益，而其他列强定将从中获利。
孙中山鉴于列强态度强硬和广东政局的动荡，认为采取行动为时尚早，宣布暂缓接收海关。
广州护法军政府与港英政府的第二次冲突是围绕着废除“卡赛尔煤矿合同”一事进行的。
所谓“卡赛尔煤矿合同”，是港英为掠夺广东矿藏与桂系军阀签订的合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解决燃料的缺乏问题，英国打算在广东开发能源。经港英政府安排，英华工程师协会派人对广东省进行了地质勘探，香港英资企业汇丰、怡和、太古等大公司均参与了开发计划的制定。经史塔士推荐，英国政府最后选定了由退伍少校卡赛尔提出的计划。1920年4月，卡赛尔公司与桂系军阀莫荣新草签了合股开采煤矿的合同。依照所签合同，英方有权开发广东的煤矿及控制全省的水陆交通，修建连接广九和粤汉线的铁路。
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赶走桂系后，宣布该项掠夺广东矿产资源并享有多种特权的合同为非法，不予承认。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和港督史塔士亲自出马，妄图使广州政府改变立场，夺回英国即将到手的利益。
杰弥逊多次致函广州政府，声称他要保护英国公民的“权利”，要求广州政府承认卡赛尔合同。卡赛尔公司同时表示愿意修改合同，减少英方所获利益。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明确指出，卡赛尔合同对广州政府来说是一纸空文，无任何效力。广州政府的总体思想是矿山国有，外国资本如欲开发，必须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谈判不成，史塔士专程来到北京，以帮助北京政府“困迫新政府”、“售卖和运送军械予广西陆荣廷”为交换条件，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和履行卡赛尔合同。孙中山废止合同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对许多英国人说，“请他们到别的地方发财去，广东的矿山，是留了给广东人的。”
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史塔士采取了从内部分化广州政府的措施。广州军政府重建后不久，英国政府便察觉到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孙、陈不睦，英国外交部坚持其不卷入中国地方纷争的政策，而香港当局则加以利用，从中挑拨分化。
在史塔士的授意下，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港商刘铸伯提出了一项援助陈炯明的计划，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陈炯明募集资金，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要求陈炯明向北京政府妥协，与孙中山断绝一切联系。1921年3月26日刘铸伯专程前往广州，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
史塔士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说，他特别希望殖民地部同意这项计划，因为这将会给香港带来无穷的好处。殖民地部拒绝了史塔士的建议，指出：“香港卷入广东政府内部事务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英国内部的分歧以及陈炯明回绝，这一从内部分化瓦解广州政府的计划才告夭亡。
1921年春天，孙中山建立正式政府。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
5月4日，港府华民政务司派人贴出告示称，接总督口谕，禁止香港华人集会庆祝广州新政府成立；5月6日华民政务司再次告示称，接总督令，禁止为广州政府在港筹募款项。
5月13日，广州政府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抗议港府颁发告示，禁止香港人民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和为广州政府募捐。照会指出，港府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照会要求香港总督对此做出解释。
5月23日，史塔士对广州政府的抗议作了答复。他推说，告示发布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过他的批准，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同时又称，他所反对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措词，对告示所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港府只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和为其筹募资金。
5月24日，伍朝枢致函杰弥逊，对史塔士的说辞进行了驳斥。伍朝枢指出，香港当局干涉香港居民举行庆祝活动和对本政府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行为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线，属公开的敌对行为。香港居民中99％为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均强烈支持本政府，香港高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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