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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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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为总督祝寿
新界人一直对港英政府没有好感，这是因为，英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新界的租借权；在占领新界的过程中，又曾对新界乡民动用过武力镇压；在接管新界后，又以快刀斩乱麻手段，推出了集体土地契约，将全新界的私人土地收归为“皇土”，按年纳粮。直到金文泰接任第十七任香港总督，在这位“中国通”的努力下，香港政府与新界人的关系才获得改善。金文泰是在省港大罢工的大气候下接任港督之职，当时香港经济已成一潭死水，恢复香港经济是他首要任务。而这位港督以明智之举，采取怀柔手段，不独对新界乡民，甚至对港九的华人，都一反其以前历届或多或少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尽可能笼络人心。
当时全新界的乡绅反对港府民田建屋补价政策，正如火如荼，新界各区乡绅组成了“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与港府长期周旋，但屡次上呈意见，都不为第十六任港督接纳。
金文泰一上任就赢得新界人的好感，一方面是由于他就任总督前，已经在香港工作生活过14年，熟悉中国文化，懂得中国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与他做为一般工作人员曾在新界区工作过不无关系。
1927年香港风貌
金文泰在1899年考选为香港官学生，曾随宋学鹏研习中文，将招子庸的粤讴译为英文，是1843年璞鼎查就任香港总督以来首位通晓中文及能译粤语的总督。1927年，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是他大力赞助的结果。后来港府将官立中文中学，改名为金文泰中学，就是用来纪念这位重视中国文化的港督。
1903年，金文泰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熟识新界情况，在新界民众中有许多老关系。因而他日后能体恤民情。
1925年12月，金文泰接任港督的一个月，便访问新界，当时新界乡民所非议的民田建屋补价问题仍未获解决，但当时一班乡绅对于这位新任港督寄予厚望，以“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名义，在大埔墟盖搭葵棚为欢迎礼堂。在礼堂前的横额，用花朵砌成“还我使君”四个大字，欢迎金文泰。所谓“使君”，是中国古代对奉使之官的尊称，金文泰之职相当于中国古时州郡的长官，并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过，所以称为“使君”。
金文泰抱着与华人改善关系的态度访问新界，新界乡绅亦抱着新任港督收回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的期望作盛大欢迎。
1926年，“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呈函金文泰，就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重申反对意见，金文泰总督终于命令理民府取消此项政策。
新界乡绅自然视此为德政，就在当年9月1日金文泰51岁诞辰时，为金文泰祝寿。
祝寿会在大埔墟举行，由新界乡议局盖搭一座葵棚为礼堂，除举行寿宴外，并呈送《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序文曾在《中立报》连载。
香港历任总督，能够获得民间团体为他祝寿，而且对其家庭成员也相当友善，相信金文泰敢称空前绝后，也反映他成功收买了新界的人心。金文泰本身亦喜爱新界，在政务之余，经常登山涉水。屯门青山峰上韩陵片石亭之北竖有一石碑，纪述了金文泰二游青山的史迹。
在港岛，还有一条用金文泰夫人命名的山径，即“金夫人径”。这条小道位于金马伦山道与香港仔水塘道之间，是港岛山径中比较有名的一段。沿途有幽静的山林小径，古老的石桥，高崖相接的石涧流泉，还有平静清沏的水塘和近百年历史的高坝。从皇后大道东上湾仔峡道，约40分钟的路程来到湾仔峡公园，在公园南面金马伦山道往前行不久，向右拐入香港仔水塘道，走数分钟后迎面便可看见写着“金夫人径”的路牌。这条为纪念金文泰夫人而命名的山间小路，宽只有一米多，前段狭窄幽深，过石桥后变得宽阔。走完此径需40分钟，接着走湾仔峡道一段，全程需1个小时。
香港岛的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金文泰中学，都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第十八任 贝璐WilliaM PEEl
1930年5月9日，贝璐接任第十八任香港总督。至1935年5月卸任，在职五年。
贝璐（1875～1947），也译作皮尔，英国人，剑桥大学毕业。长期在马来亚工作，任殖民地行政官员，有丰富的统治殖民地的经验。
贝璐接任前，发生了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和中国的长期内战，香港经济受到影响。港元因而暴跌，1931年曾一度降至一港元兑换英镑不足一先令。由于情况严峻，1931年贝璐组织货币委员会，建议港元仍维持与白银的联系，港元随银价自由浮动，维持港元稳定。贝璐上任当年，制造业也陷于危机，大小工厂倒闭三百多家，占当时全港工厂数量的一半。对外贸易额迅速减少。
由于中国军阀混战，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据1931年3月7日全港人口普查结果，总数已近八十五万人。于是，贝璐又颁布一条入境法例，举凡乞丐，无业游民，患传染病，伤残及不能证明本身经济充裕者，均不受欢迎。
1931年，港英政府收入为3300万元，支出3100万元，盈余200万元。此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香港税收减少，财政困难。港英政府设立节约委员会，千方百计削减政府各项支付，减少赤字，同时聘请大批廉价的非欧籍人士担任政府各级部门职位，甚至医院也开始聘用华人为护士。节约委员会建议成立市政局，统一接管卫生局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以减少机构，节省支出。
1932年，一些工商界人士受到英联邦特惠税协定达成协议的鼓励，开始集资建厂，发展工业。主要产品为胶鞋、电筒、棉布、棉织品、罐头、食品等。产品除供应本地外，也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在英联邦地区，初步取得立足之地，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十八任贝璐再逼九龙城寨居民拆迁
关于九龙城问题，因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政府无暇顾及九龙城问题。但清政府坚持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只是城内中国官兵并未长期坚守在那里。英军也未长期驻守该城。
1933年6月10日，港英南约理民府通告九龙城居民，他们所居之屋地限于1934年底前由政府征用，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蚤岭为重建房屋的地段。当时城内共有中国居民436人，民房64所。居民多为农民、小贩、泥瓦匠和苦力，在九龙城附近的市场谋生。居民担心搬迁远离市场，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在狗蚤岭盖房至少需500元，南约理民府只给他们数十元到200元补偿。用有限的补偿实际无法盖起新房，很可能流离失所。他们知道九龙城应归中国管辖，便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请求援助。
中国外交部五省特派员甘介侯，6月28日奉外交部之命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重申《专条》关于九龙城问题的规定，并且说：清政府官员被迫撤离九龙城，民国建立以来亦未任命官员驻在那里。但这并不能改变条约的规定，也不能取消条约赋予的权利。既然九龙城应该由中国官员控制，城内中国居民就有权自由居住。香港政府命令迁走城内所有居民，完全违背《专条》条文和缔约的精神。他要求英国领事转告香港政府撤销迁移九龙城中国居民的决定。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重申《专条》关于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的规定，指出香港政府强制城内居民搬迁的命令显然与《专条》条文相抵触。希望该公使尽快要求香港政府撤销其命令。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编造“理由”说：中国行使管辖权仍“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英国按照传统已获得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的权力。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默许此事已超过30年，现在不能说英国在那里是不正当的。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8月2日，英国殖民地大臣李斯特在给港督的电报中表示，有关九龙城的计划应该实施。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
1934年6月20日，南约理民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声称他们若一周内不前往申报，则作为拒绝接受该府所拟补偿办法。8月14日，英国驻华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辩解说：港督并未发布任何命令九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命令，只是与他们通信谈及提供补偿的期限，以便为了他们的利益实施改善卫生条件的计划。港督的做法完全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并未出现违反条约规定的问题。大部分居民乐于接受港督的补偿。因此，港督将实施他的计划，并最大限度地考虑中国居民的利益。
9月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引用了九龙城中国居民的请愿书，并且指出，香港政府根本无视条约精神和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于今年6月再次发布通告，限期驱逐九龙城居民。中国外交部再次要求该政府以公道的精神重新考虑此事，撤销或搁置有关搬迁九龙城居民的命令。
英方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一意孤行。10月1日，港督贝璐在致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称：拒绝承认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特权，既不会损害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在全中国的利益。他建议继续兴建移民新村。1935年6月，香港政府安置移民的首批6所房屋在狗蚤岭落成。6户九龙城居民被迫迁往该处。6月29日，中国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抗议说：九龙城属于中国领土，并未租与英国。香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命令城内居民撤离。7月1日，中国外交部也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代理港督担心城内居民反抗，要求英国政府授权他对拒绝搬迁者采取法律行动。8月9日，英国殖民地大臣麦克唐纳在给代理港督的电报中，批准他根据1899年12月27日枢密院令，在需要时对拒不迁走的业主采取法律行动。
1915年九龙城寨
1936年，南约理民府命令九龙城居民在年底前搬走。居民代表到广州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投诉，请求他出面与英方谈判。刁作谦指派秘书凌士芬到九龙城调查。居民们都说：这里是他们的祖屋，他们不愿迁往别处。10月20日，刁作谦通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英方关于城内居民乐于接受搬迁条件和港督未曾发布命令要求城内居民搬迁等说法，皆与事实不符。目前两国关系日益诚挚，为与友好的精神相吻合，香港政府应放弃搬迁九龙城居民的计划。
但是，当年12月29日，香港警察4人带领工人前往九龙城，督拆城内门牌第25号民房。九龙城居民代表当天即用长途电话向刁作谦报告。31日他们又前往广州，向刁作谦和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请愿。中国外交部闻讯立即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并由刁作谦出面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交涉。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在广东登陆，攻陷广州。有关九龙城的交涉再度被搁置一旁。
英国方面乘中国国内抗战正酣之机，在九龙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39年～1940年，香港政府探知九龙城居民欠债甚多，分头通知债主领取港府赔偿费，迫使城内居民挥泪拆迁。被拆者52家，只有一家因无债务得以幸免。
逮捕蔡和森
最不能让中国人民忘记的，是贝璐的政府配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并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军阀。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他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但是，他刚到上海，便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而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省委暂时设在香港。
1931年3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时，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香港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的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走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十分繁忙。
蔡和森到达香港不久，党内叛徒顾顺章也到了这里。顾顺章因为过去职务的关系，认识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但是，蔡和森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样离开寓所外出工作。
1931年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国民党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地点距蔡和森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便带领港英警方的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即采取了营救措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港英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经被香港当局引渡给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了。
在广州监狱中，他受到种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牺牲时年仅36岁。
赌马形成热潮
教堂、跑马场和一个当地人不准入内的俱乐部，是殖民统治必须具有的三个传统要素。这三条，香港都有。我们在第二任总督一章中介绍了跑马地，在第三任总督一章里介绍了圣约翰大教堂，在第五任总督一章里介绍了军队俱乐部。在本章里我们介绍香港殖民统治三个传统要素之一的跑马场的进一步发展。
把赛马作为赌博的赌马，开始于1890年。香港政府1891年修订的《赌博条例》规定禁止发行彩票，但是，“赛马或马会举办之一切马票除外。”这就肯定了香港赛马会赌马活动的合法性。当时迷恋赛马的人不多，马会收入有限，自己举办博彩彩池，人力、物力都感到不足，便采取了招商承办的办法。由于博彩者不多，承办商也亏了本，不愿再继续承办，马会只好收回自办。后来马会再度招商承办，承办商仍然难于经营。1931年，马会再度收回自办，并设立办房制度。
赌马形成热潮，开始于贝璐统治时期。香港赛马会1931年起开始发行马票，又称“大马票”。这是一种摇彩与跑马结合而产生中奖者的一种赌博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1977年以前。正是这种赌博方式使香港的赌马站稳了脚跟。鲁言在《香港赌博史》一书中介绍说：“大马票是用摇彩与跑马两种形式混合进行的一种彩票。每张马票上印有一列号码，公开发行，每张售价2元。开彩的办法是，到了截止日期，先由马会用搅珠的方法，搅出数十个号码。这数十个号码称为入围号码。然后再从这数十个入围号码中，继续用搅珠的方法，搅出十多个号码。每一个号码配上一匹在大马票锦标赛一场中出赛的马匹。然后在赛马进行中，哪一匹马跑第一，这匹马所配的号码，便算头奖，跑第二名的马匹，它所配的号码就是二奖，跑第三名的马匹所配的号码是三奖。其余的落第马，以及那些没有搅出配马出赛的号码，全部算是入围奖。”香港的大马票每年发行3次，有夏季大马票、秋季大马票和春季大马票。大马票利用人们侥幸发财的心理吸引公众。例如，1931年的头奖大马票可得十万港元。按照当时物价，这笔钱买两幢四层的楼房还有剩余。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仅有十几元。10万元是他们每人一生所得工资的数倍。这样巨大的诱惑力使不少人跃跃欲试，甘愿上当，也就使大马票成为一种最畅销的彩票。
1941年年底日军侵占香港以后，为了点缀升平，将“香港赛马会”改为“香港竞马会”，跑马地改名为竞马场，继续进行赌马活动。赛马时马匹的名称不再使用英文，全部使用中文。日本人控制的中文报纸《香港日报》每次赛马前都出版半张“马经”，介绍与该场赛马有关的各种资料与消息。其他各报也刊登“竞马预测”之类的短文。这是香港各报有“马经”的开端。
日本投降以后，香港赛马会恢复活动。赛马时，骑师姓名与马名不像战前全部用英文，改为中英文并用，并且增加了中国骑师的名额。各报刊继续用“马经”的形式宣传赌马。这样一来，赌马逐渐影响到香港社会各阶层，市民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赛马会，它的建设与活动规模也就越来越大。1951年马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启用，还修建了新看台及行政大楼。1957年修建了高达七层的大厦式看台。1960年马会加上了“英皇御准”的头衔。1970年安装了电脑化的电算机。1976年马会出资约一亿五千万港元兴建的海洋公园落成。1978年10月，香港第二大马场——位于新界的沙田马场投入使用。
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对赌马感到兴趣的香港市民越来越多，一些收受外围马的非法组织便活跃起来。他们多半有警察内部的贪污集团做靠山。赌外围马的形式有买孖宝、过三关等。一些小市民发现这是一种以少博多的赌博，既不用花钱买入场券到马场去，又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也就乐于参加。
1973年，香港英国当局借口取消外围赌马，“纳赌博于正轨”，批准马会设立合法的外围马投注站。投注的形式有四重彩、孖宝、孖Q、六环彩、三宝等多种名目。在短短几年以内，投注站就达到150间，并向250间的目标发展。从1973年起还增加了夜间跑马，现在香港每周都有几次跑马。香港的新闻传播媒介也热心参与赌马宣传，电视台、电台有赛前预测，还有赛马现场的实况报道。在这种情况下，赌马之风越来越盛。
香港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竭力保持较低的直接税，努力提高间接税的比例。它鼓励赌马，主要是为了利用博彩税提高间接税的收入。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会针对这种做法，在《赌博在香港展览资料特刊》中发表意见说：“政府若是真的有意在为市民谋福利的前提下，发展香港经济，则应利用其他方法增加税收，不要再推广赌博。”这个学会在1977年底，曾上书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要求遏止赌风。指出赌风主要在于赌马，特别是广设外围投注站，是赌风之源。希望当局限制马会外围投注站的数目。但是，这种上书港府的做法，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目前赌马仍然极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赌马几乎成为市民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据1991年的香港报纸消息，一个周日赛马天，沙田赛场入场人数达七万多人；而跑马地双边投注，则为一万二千多人，合共为八万多人。而投注额，则达九亿二千多万元。可见香港市民对于赛马博彩是何等有兴趣。
引起市民对赛马博彩兴致勃勃，主要是香港赛马会采用了马名及骑师中文化，有中文马名及中文的骑师姓名，使大部分只懂中文的市民，可以投注有目标。同时，马会一直向报纸提供资讯消息，将这些消息广泛地分布予投注者。在外国，则没有这样的方便。外国的马房自己操马，是在自己场地进行，没有晨操时间公布，投注者只能根据马匹的过往消息而作为投注参考。
另一方面，香港的马匹素质虽未达到世界级水平，但赛事平均奖金比任何地方都要高，所以世界各地不少骑师都希望来港策骑。有些外籍骑师奖金及策骑费的收入，动辄都超过港币一百万元，这个数字，是不可能在他们原属的地方获得的。
80年代末第一班马普通赛事的总奖金高达63万元，最低的第六班赛事也有24万元，头马约占总奖金额的六成，骑师只要获得一场头马，就可分得头马奖金的一成，进入位置则获5％。这些只是普通赛事的奖金，大赛总奖金通常都超过一百万，胜出一场大赛，骑师可获得近十万元。每个月只要赢一场普通赛事，就有约二万元收入，已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的开支。
批准男女同台演出粤剧
1933年以前，香港演出任何戏剧，都是男女分台，不能越雷池一步。男班剧团所演戏中的女主角，都是由男演员反串，同样，女班剧团所演戏中的男主角，都是由女演员反串。到了1933年贝璐时期，话剧和粤剧演出，有了一个划时代转变。
1933年春天，香港圣士提反校友会为母校公演话剧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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