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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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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嗉钭阱煌糠ü俨枚ㄗ锩闪ⅲ罢弑慌蟹＝�4000元，或囚刑9个月，另支付控方讼费1500元；后者被罚金3000元或苦工监6个月，另支付控方讼费1000元，而承印人鲍立初则经陪审员认为无罪，当庭开释。威廉士同时还根据主控胡顿的要求，根据《管制出版统一条例》，将《大公报》停刊6个月。
费彝民及李宗瀛等在被宣判之后，以法律程序不当为理由，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要求撤销控罪及在上诉期间中止执行停刊令。高等法院合议庭在5月13日开庭研究。结果经由侯志津、颐德和、鲁怡士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在全案上诉确定或续颁命令之前，中止执行停刊令。但上诉案始终被驳回，而停刊令就不再执行了。“大公报案”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显然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东西对立，壁垒鲜明，香港处于东西方的夹缝中，政治敏感度自然强烈，“大公报案”可说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
阻挠“两航”起义
“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一般简称“中航”和“央航”。
1949年1月底起，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各个军政机关争相南逃，并迫令“中航”和“央航”的总公司及其基地从上海分别迁往台南、香港和广州。当时“两航”除抽出一部分运力去进行公司的搬迁工作外，仍为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效力。
1949年7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将“中航”的73架飞机转运到香港。1949年8月初，葛量洪为首的港英当局决定征用“中航”的发动机翻修厂厂房，并以所谓“紧急法令”强行下达征用命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曾分析，“港府这次的行动，与其说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动机，毋宁说是由于业务竞争的嫉妒。”因为“两航”在香港的业务发展，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的业务利害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刘敬宜曾多次号召“中航”职工咬紧牙关，度过一切困难，确保公司的生存。“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处境也同样举步维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两航”起义的进程。10月14日广州解放，使起义条件日趋成熟。经过周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于11月9日组织了“两航”的12架飞机北飞起义。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等乘坐由潘国定机长驾驶的CV－240型XT－610号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3架C－46型、8架C－47型飞机）由陈达礼机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毛泽东主席于12日致电刘、陈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同日，周恩来总理也致函勉励“两航”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美国的插手，使“两航”事件复杂化。在处理和解决在香港发生的与美国有关的事件上，英国政府多从国际战略和英美关系上考虑，香港政府则多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考虑，经常存在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无疑要服从英国政府的决定，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打折扣。在“两航”起义过程中，英国政府完全照顾同美国的关系，葛量洪一方面要遵从伦敦意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完全偏袒美国一方，会否引起中国不满，给香港带来麻烦。所以，香港政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采取明显的使中国政府受损的行动，并且在与英国政府的通讯中，回避可能有利于美国方面的任何信息。
11月9日，刘敬宜、陈卓林在四千多员工支持下宣布起义，16日，港督葛量洪表示，在英国未承认新中国前，不许两航飞机飞回内地。11月24日，国民党当局通过沈德燮、戴安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冻结两航在港的飞机和资产。同一天，两航员工也申请到了“临时禁制令”与国民党针锋相对。
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管辖，其留港资产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和其所受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理。“如两航公司留港资产有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在“两航”问题上，美英进行了勾结串通，利用陈纳德的名义，从中作梗。12月19日，陈纳德以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收两航留港的飞机和资产。他编造理由说，该批飞机和资产是国民党当局卖给民用运输航空公司的。1950年2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驳回陈纳德对两航在港资产的申请。陈不服，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合议庭，5月15日，合议庭也驳回陈的上诉，宣布维持原判。
关于美国插手“两航”事件，当时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勤曾写回忆录记载，两家民用航空公司“约有八十架飞机搁置在香港。这两家公司及其装备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大多数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并且是按非常优惠的条件从美国政府那里取得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看到它们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兰勤说出了历史真相，第一，这批飞机是美国政府优惠提供给国民党用作打共产党的，第二，美英两国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它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
4月2日，两航留港飞机中的7架在港英军事禁区内被国民党特务炸毁。4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7架航机被炸，港英当局应负完全的直接责任。5月10日，葛量洪接到英国政府授权，扣押停放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70架。1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扣机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与“两航”事件的同期，1951年2月7日，上海油轮公司的“永灏”号在港修理，黄埔船厂与台湾当局串通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永灏”轮产权。3月，中国交通部发表声明，予以严正驳斥。4月6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7日，宣布征用“永灏”轮运送军用物资赴朝鲜。12日，港英当局根据伦敦的意思，出动武装警察登上“永灏”轮，驱赶中国船员离船，强行夺走“永灏”轮。4月18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0日，下令征用英资在中国各地设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1年3月27日，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央航空公司的产权。5月21日，陈的申请又被驳回。23日，美国国务院竟发表声明称：“即便法律步骤又告失败，该项飞机亦不能向共产中国输出，因为联合国决议对共产中国禁运军用物资。”6月19日，陈纳德向英国枢密院上诉，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改判陈纳德取得央航飞机的业权。宣布后不久，港英军警即封锁启德机场，并进驻两航公司，两航员工为维护人民财产，与英警发生冲突，工人多名受伤，200多人被捕。
8月2日，章汉夫副外长就此事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8月15日，上海军管会征用英国在上海的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全部财产。此后，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航飞机业权。10月8日，判归陈某所有。
原美国驻港总领事兰勤回忆说，两年后，“这家美国公司才得以将这些大大贬值的飞机和其他装备撤出香港。我们不让这些东西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否则，共产党人在几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将看到这些飞机大有用处。”
国民党特务策动九龙暴乱
1956年10月10日，在九龙，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府徙置区督察撕去了国民党旗帜的事件，聚集香港黑社会势力，发动了预先策划好的有组织的暴乱。暴乱开始后，暴徒首先是抢掠和捣毁与内地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商号。后来，暴徒又向他们认为是属于左派的工会和工人发动疯狂的进攻。根据《南华早报》记者现场报道，在荃湾地区的暴乱中被杀者超过30人。
令人目不忍睹的是，暴徒对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击。五百多名暴徒用木杠、竹杠、水管、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轮番发起进攻。在这场惨剧中，该所全体女职工均被暴徒当众轮奸，男职工中3人被折磨致死，8名重伤。
九龙暴乱，从10月10日下午二时开始，至10月12日止，因暴动致死者至少四十七人，重伤者无数，损失在六百万元以上。
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0月13日、10月16日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对港英政府未能制止暴乱提出抗议。指责葛量洪政府对国民党特务采取了纵容和包庇的态度。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下，葛量洪于12月23日就九龙及荃湾暴乱事件向英国殖民地部呈函，掩盖事实真相，洗刷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暴乱的罪行，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葛量洪的报告书，中国外交部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和揭露。
声明认为，长期以来，港英当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港九地区进行危害中国和平居民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一向采取包庇和纵容的态度，使港九地区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国民党特务分子曾经爆炸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劫夺过“渔晋”、“渔杨”、“渔连”、“渔浦”、“渔琼”等渔船。对于这些案件，港英当局从未认真地将罪犯逮捕法办。1955年4月11日震动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不但未使首犯归案法办，相反，却把原在扣押中的有关案犯全部释放。1956年1月31日台湾蒋介石集团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上空进行骚扰后为逃避我空军飞机追击而逃到香港降落。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把这一作战飞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但是，英国政府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将该战斗机上的人员放回台湾，公然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港英当局的纵容之下，还一度利用港九作为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1956年10月10日晚上在广州进行破坏活动以策应九龙暴乱的十多批国民党特务分子，都曾先后在九龙佐敦道龙华酒店等处，受过爆炸、放火、散发传单、进行煽动等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正是香港英国当局一贯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做法，使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九龙暴乱事件正是港英当局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暴乱事件发生时，葛量洪正在外地旅游，事件完全由署理港督戴维德处理。由于暴乱不断扩大，警方无法遏止，10月11日下午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晚上香港电台、丽的呼声电台同时播出戒严令，护督亲自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地区，实行宵禁。
《香港与中国》一书对此暴乱事件中的葛量洪有如下描述：“香港方面——由于中国提出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张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这个建议即被葛量洪所接纳，训令迅速执行。”当天晚上，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部出动，英军军车也随警车之后，分为十余组四处拘捕黑社会人物。至14日凌晨，拘捕已超过三千人。
“14日晚上，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广播讲话，强调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指出局面虽然已被控制，但仍未能恢复常态，因此，局部地区仍须继续施行宵禁，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面秩序。至于北京方面的抗议及指责，则避而不说，只字没有提及。”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包用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除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外，该机还乘载了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飞机11日12点一刻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原定前往雅加达，再转飞万隆。但该机在飞越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除了1名机组人员侥幸生还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亚非万隆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
原来周恩来总理打算乘此机参加会议，后因事另乘他机。据中国外交部透露，凶手准备制造这一事件的计划，中国方面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和香港当局彻底查究这一事件。英国政府当时答复说：香港警察已经尽了最大力量进行保卫工作，且该飞机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炸毁的，不应由英国或香港政府负其责任。
印度尼西亚就此事件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断定，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飞机在贾塔尔上尉的指挥下从香港起飞。飞机是完全适于飞行的，并且带有足够的供飞行之用的燃料。飞机同地面各站互相交换了例行的电报，飞行完全没有发生事故，一直到将近五小时以后，当飞机正在距海面1。8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才发生事故。在这个时候飞机上听到爆炸声。烟就开始通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随后不久就发现了在第三号引擎机舱后面的右翼上局部着火。
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使飞机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且用无线电发出呼救信号。尽管进行了救火的行动，在这期间放慢了第三号引擎的转动，但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使水力液体设备失灵，随后电力设备也继之失灵。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最终飞机坠毁。
从海底打捞残骸的工作于1955年4月25日开始，进行了10天，在这期间打捞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残骸。在对残骸检查以后发现了确实的证据，证明曾在生还的机务人员所提到的那一部分起火。有肯定的迹象证明，爆炸是在右翼起落架下轮舱处发生的。
5月27日，港英当局就“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发表公报说：在飞机残骸受到技术专家的检查之后，“香港政府即接到通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而爆炸是由于在右翼第三号引擎背后所安放的爆炸物所引起的。”公报说：“鉴于时间的因素（因为通常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的），看来最可能的是，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港府怀疑爆炸是与一名男子周梓铭有关，港府表示要努力调查此事，“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结果却任由罪犯溜往台湾。港府曾向台湾方面要求引渡该嫌疑分子，但台湾方面并无明确答覆。事件逐渐不了了之。
事前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事后发现主罪犯行踪，又不及时追捕缉拿，并且释放了在押的嫌犯，主凶犯逃台之后，更没有坚持强行引渡。港府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葛量洪访京话天气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港督葛量洪于1955年10月4日偕夫人一起来北京作私人访问。当日下午2时，港督在罗湖坐着香港铁路局的专列，由广州铁路局的车头牵引，驶往深圳。没有副官或秘书随从，只有香港铁路局局长杜利华陪同港督夫妇乘车由罗湖到深圳，而警务处长必明达、新界高级警司哥顿，新界副警司格莱斯及港督副官韦特，只在港督登车前与之话别。港督当日抵穗，下榻爱群大厦，次日转乘飞机飞抵北京。葛量洪曾经多次访问北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首次。
动身赴京的前夕，1955年10月3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评论说：“看来有些人惧怕这次旅行可能会增进香港与共产中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假如真的这样，香港居民是不会不满意的。”对港督访问北京增进中港之间的友善关系，“有些人惧怕”，香港居民则会满意，社论显然话里有话，特别说出“惧怕”的只是“有些人”，而没有专指“香港居民”，从社论的语气，也足见当时香港居民对葛督北京之行，是充满期望的。
尽管港督伉俪声称，他们这次北京6天之行是私人性质，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的嘉宾身份而来的。但访问起了缓和中英紧张关系的作用。
港督夫妇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共进午餐。
1955年10月12日，港督自北京返回香港，在尖沙咀车站月台上，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和观感时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和我们的朋友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夫妇住在一起。我在北京游览了5天，到过北京的人，一定知道如果要全部游览完毕，将需十倍于此的时间。那便是我们在北京真正所做的全部的事了。
“我也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先生作了一次礼仪上的访问，谈了约10分钟。这是一次礼仪上的访问，我们讨论的是天气。在这次谈话中只有一次提到了香港，那还是我提起的。我说每年这个时候香港的天气要比北京热。
“我们也获得了与周恩来总理一齐进午餐的礼遇，也可说是荣幸。欧念儒夫妇也在座。这一次也是国际应酬，你们知道在这种应酬的场合是不会谈论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们也谈了一些严肃的事，倾谈者主要是或者全部是关于中国建设发展方面的事。
“周恩来先生问了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他问到在解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事事件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说自从发出通缉周梓铭归案法办的命令之后尚无进一步的发展。我还告诉他自从我离开香港后也没有听到有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香港并没有在谈话中提到。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社交访问。在我到北京去之前，我国驻北京的代办也已向中国当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即使有一些严重的事务要谈的话，那也不是本人的事。那将是英国驻北京代办与中国外交部间或英国外交部与中国驻伦敦代办间的事。
“也许我这番谈话，会使你们感到失望，不过事实经过就都在那里了。”
这时一个记者问了对北京的观感，港督说：“我始终认为北京是世界七大杰作之一，它确是如此。那些宫殿都已经修复了。城市要比我以前看到的清洁得多。在进行中的建筑工程数量之多确实十分显著。”
除旧布新建新城
从中国内地三年的战争中，港英政府又一次得到两份意外收获，即资金和劳动力。数十万人涌入香港，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25万人。移民之中，有腰缠万贯的大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劳动民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庞大资金，也随着移民而流入。这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条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使居民的住房问题突显出来。加上历届港督只关心高级楼房的建筑，而对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居住并不注意，因而成千上万的劳动居民住在木屋区，包括平顶房、铁皮房、草席棚、弃船，甚至在废弃房屋的楼梯、平台以及走廊及街边屋檐下居住，造成疾病多、火灾事故多。1951年11月，九龙城东头村失火，导致一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深水石硖尾大火，焚毁木屋七千多所，六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25日，港英当局决定拨款1600万元，在石硖村火灾区面积45英亩的原址上，开始修建H型6层徙置楼，每层有宽120平方尺的居住单位64个，每单位住5口人，月租14元，全座合计可住2000人。当局计划建成居住单位1万个供灾民居住。大力推行徙置事务是由葛量洪这任开始的。1954年10月，大东坑木屋失火，烧毁木屋两千多间，灾民超过三万四千多人，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于是敦促港府出面解决广大居民的居住问题。
在社会人士的关注下，葛量洪开始重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先成立非牟利团体香港房屋协会，有计划地兴建廉租公屋村楼宇。1955年，港府通过建筑新条例，废除了从1903年以来规定的普通民房以五层高度的限制。从此，十几二十层的高层建筑在香港陆续出现。同期还通过“1955年业主与住客条例”，规定业主收回楼宇时须给住客赔偿，以便住客租购新房。葛量洪关于居民楼宇建设的计划，推动了香港房地产建筑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完成了北角渣华街廉租公屋的兴建。接着西环的加多近街廉租屋村，深水苏屋村也陆续兴建。到1957年底，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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