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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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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戴维斯鸦片专卖开拓财源香港财政收入，最初以拍卖土地为主要来源，数量有限，入不敷出。据统计，1844年～1854年间，香港政府累计支出512804英镑，年平均46618英镑，而收入年平均23539英镑，支出大于收入近一倍。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英国的沉重负担，并逐步做到自给有余，是港英当局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课题。
义律在港时公示，香港为自由港。鸦片是香港早期转口货物的最大宗，从不课税。岛上消费所需烟土，视同一般货物，最初任由商贩经营，不受限制；港英当局照例向铺户收取规银，但为数甚少。
1844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斯坦利向戴维斯提议，课征榷税，增加港府收入，鸦片零售业首当其冲。同年6月，戴维斯函告斯坦利，拟向当地鸦片商贩发售牌照，或实行包税制，招华人承揽，使他充当港府“无可匹敌的最佳税收人”。11月，立法局制定条例，决定向鸦片商贩开征牌照税。法例规定，在香港水陆各处，“只准整箱贩卖烟土”，但持有牌照者可零售整箱以下鸦片，牌照由总督核发；申请人一经批准并缴费若干，即享有上述特权；无照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下罚款。12月，辅政司发布通告，进一步规定，鸦片零售业务，可由一人承揽，愿者应向辅政司署报价，包税权“以出最高价者得”。香港境内整箱以下鸦片零售业务，由此完全合法。1945年2月，港英当局又制定《零星包卖鸦片细则》，对开灯烟馆设置地点、营业时间与交易方式等作了详细规定，于是烟馆也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1845年3月，英国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根据上述法规，以每月710元的高价，向港英政府承揽了在港零售鸦片一年的特许权，香港其他鸦片商贩均需向他们购买营业许可证，方可开铺售烟。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成了香港最早的鸦片包税人。都爹利和马丁·马地逊要保障其经营特权，维护其垄断地位，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必要的手段，来防止或阻止其他鸦片商号的侵越行为。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于当年6月合同届满前主动放弃包税权。与此同时，戴维斯发觉上述法例中关于零售鸦片“以供消费”的规定，文字含混，无照烟贩常诡称其鸦片“用于出口，非供本埠消费”，继续经营零售业务，从而损及鸦片包商的垄断地位，影响包税制度，减损政府收益。因此，立法局于同年7月制定当年第5号法例，除正式规定以拍卖或招标方式出售包税权外，删去了原法例中“以供消费”字样，以保障包商利益，保护税源。8月，买办冯亚蒂·卢亚贵以每月1710元、为期一年的高价夺标。总计实行包税制的头两年，港英当局假手鸦片包商轻而易举地为香港岁入新增六千五百余英镑，约占同期香港年收入的13。1％。鸦片包税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售地收入的第二大项。
戴维斯满意地向英伦政府报告：鸦片包税是香港“岁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1846年11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致函戴维斯，认为鸦片作为“消费品”，是“最合适的”收税项目，他对香港实行的包税制度表示首肯。这表明英国新政府在鸦片问题上将承袭上届政府的政策。然而，实行包税制后，香港鸦片总归承包者“一家发卖，烟价索勒高昂”。三昌、丽源等10家商馆联名于1847年1月禀报香港当局，要求“撤散烟土公司”，由众商各自“领牌贩卖烟土烟膏”。英国大鸦片商吉布等也抱怨说，实行税制后，香港鸦片零售价高于邻近地区，一些中国烟贩改由他处进货，香港销售量急剧下降，他们不得不为存放船上的鸦片支付水上保险金和每箱每月20先令的储存费。另一方面，鸦片包商为维护特权，以查禁私煮私售鸦片为名，雇用侦探和武装船艇搜查民居民船，干扰了当地贸易，使正处于不景气状态的香港经济蒙上了更大的阴影。英国政府和洋商为此深感不安。戴维斯的鸦片包税政策一时成为舆论界众矢之的。1847年3月，英国议会成立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后，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贸易，才能使香港繁荣，实行包税制是“不明智之举”。有鉴于此，戴维斯接受总巡理府希利尔的建议，于1847年7月决定，将现行垄断经营制改为牌照制。牌照共分三类：零售整箱以下烟土者，月纳规费30元；煮卖鸦片烟膏者月纳20元；开设吸烟馆者月纳10元。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发售，数量不限，有效期均为一年。
无税港里闹苛捐
香港一开埠，就宣布是无税港口，但实际上香港内部税例繁多。早期港督，就想出各种名目增加税收。1844年7月，戴维斯上任不到两个月，港英当局就陆续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沽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以及《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业牌照税条例》，征收土地税、牌照税，等等。
8月，港府在没有征询任何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立法局通过一个人口登记法例，规定全岛居民，不论华人、洋人，贫穷富贵，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总登记官办理姓名、地址、职业登记一次，领取登记证。洋人一律收费每人5元，华人每人1元。法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外市民强烈反对。华人反对自然无足轻重，洋人反对，要麻烦得多。叶灵凤先生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情况。
对于这样一道法令，香港的英籍居民的反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尊心、民族的荣誉，以及个人的自由，都遭受了蹂躏，情形的恶劣比在广州时期受清朝官吏的限制更甚。因此召开了一个居民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条纳税登记的法令，不仅对英国人苛酷无情，而且不符合英国立法传统。全体英籍居民一致反对，并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呈递戴维斯。
事有凑巧，就在英国人呈送抗议文件这一天，港府宪报登出该法令的中文译文，把人头税每年一次错成每月一次。真是火上浇油，使已经沸腾的民愤更加剧烈。当时的《中国之友》评论说：“中国人向来逆来顺受，惯于忍受任何敲榨。可是这次由于译文的错误，使他们误认为每月要将辛苦的收入缴纳一半给政府，实在无法忍受，自然不免想起还是回国内的好。”
10月30日，香港的中国商人和工役全体罢市。商店都关了门，客运和货物的船只都停止开行，仆役和阿妈也罢了工，以致一切生意都停顿了。中国商人表示，如果政府11月1日实行征收人头税，他们便全体离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坚持执行，他们决意迁回澳门去住。
戴维斯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做出让步。11月13日，立法局通过了人口登记修正案。首先，人口登记免除一切费用；其次，规定凡是公务人员、军人、专业人士、商人、店员、厂主、房东，或每年收入达500元以上的人士，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一律豁免登记。只有那些贫苦大众，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须办理人口登记手续。修正案例于184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显然，法例维护了英国人和富人的利益，广大的贫苦中国居民仍然受到损害。
1846年，港英政府又发表布告，布告规定了通用货币及其相互比值。（一）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印度卢比及其破碎银屑，中国通用铜钱，均为法定通用货币；（二）所有上述货币不论价值低昂，或属于任何种类，或是否完整，或已打印，如各有同等质量，即具同等通用之效能；（三）规定每银圆等于2卢比又1／4；（四）规定每银圆等于铜钱1200枚，每半圆等于600枚；每卢比等于铜钱533枚，每半卢比等于266枚，每1／4卢比等于133枚；（五）其他货币未列入上项规定之内者，均不能作为在本港合法通用货币；（六）第四款规定之铜钱，得向商务总监公署或香港库务司署领换，惟不得逾50元。凡属英国通用货币，不论纸币或硬币，一律为本港合法通用货币。
这些规定，充分保障了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而对中国人设置了种种限制。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戴维斯又发布《征收警捐条例》、《烟贩牌照条例》等多种条例，广开税源，以各项税收增加财源。到1846年，香港政府每年税收达到27046英镑。
戴维斯的税收举措，目的本来是搜刮中国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但也损害了部分英国人的利益，所以首先遭到英国商人的反对。登记法例风波平息不久，11月20日，戴维斯又在立法局会议上通过了另一个法令，规定香港殖民者可以无须经过立法局的通过，随时下令宣布戒严。连英国人也不懂得戴维斯为何要如此紧张，因为当时香港实在没有这样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果然，后来伦敦对于这条法令予以否决，于是这位中国通总督又在中外居民面前出了一次洋相。
1847年1月，港英当局再公布《市场贩物牌照条例》。5月4日，渣甸洋行首脑马地臣向英国下院呼吁，要求英伦督促戴维斯改变政策，减收地租，只征收维持警察部队的费用为限，其余费用均应由英国政府负担。英国政府自然不会答应，反而逐渐增加对香港的索求。
到戴维斯离任的1847年，港府各种税收已达31078英镑，折合港元372936元。
开征妓捐
香港的妓女从开埠初期就存在。在香港开辟为商埠以前，澳门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到澳门的中外商人在那里可以寻欢作乐。英国强占香港岛，将其辟为商埠以后，澳门许多妓女纷纷来到香港。
1845年初，香港英国当局接到举报，警察有收受贿赂、包庇娼妓的行为。经过调查证明，事实确凿，但为了港府的颜面，调查报告结论却说，属于“娼家情愿缴纳，而非出于勒索行为”，因而对警察不加追究。后来当局意识到这是一条财路，于是决定由警察公开征收妓捐，而名义又说，所收捐税款项，用来开办花柳病院。
根据1845年6月性病医院的报告，全港有妓院31家，每家月捐5元，有妓女一百多人，每人月捐一元半。当时一元钱相当顶用，可买几十斤白米。每年妓捐收入数目很大。当时香港社会人士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项税收没有得到英国法律许可，不是正式税收；此外，每月妓捐用作病院开支的仅属少数，大部分支出用途不明。虽然兴办了花柳病院，但只办了两年，就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了。根据香港社会人士的意见，1847年，英国议会曾派人到香港就此事进行调查。不久，英国政府通知香港总督戴维斯，由他下令取消征收妓捐。
虽然按照命令妓捐停止征收，但戴维斯当政期间不仅妓院未被取缔，而且越办越多。这毕竟是英国人敛财的一种门路。
后来，驻港英国海军司令詹士史德陵发现，英国军人和海员患花柳病的人数与日俱增，于是向香港政府建议颁布条例，控制性病流行。戴维斯采纳了这个建议，港府于1857年11月24日公布了《检验花柳传染病条例》。1864年1月19日，港府建立西营盘海员宿舍，专门收容患性病的海员。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性病流行的状况还是没有明显变化。1867年7月23日，英国殖民部谕令香港政府重订《取缔花柳传染病条例》，规定实行妓女登记、检查身体等事宜。随后，香港立法局又决定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营业牌照税。从此，卖淫行为在香港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当时负责发放营业牌照的是总登记官兼抚华道高和尔，他曾借发放牌照之机，大饱私囊，广置房产。
自从有了妓女凭牌照营业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与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们经常被迫验身，因为妓院老板怕她们染上性病，降低了身价，影响妓院榨取钱财。当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细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细寨分散于荷里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阔少才有资格光顾的场所。因为到那里寻欢作乐必须饮宴，一掷数百金，排场很大。大寨的妓女分为三种：1。琵琶仔。这是十四五岁的雏妓，通常是贫苦人家的少女。鸨母把她们当作待价而沽的摇钱树。2。半掩门，又称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过客人以后，看上去还是少女，其实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们是鸨母的高价摇钱树，不公开接客，所以叫半掩门。3。老举。广州话称妓女叫老举，“举”是妓的转意，她们是公开接客的正牌妓女。至于细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间收费2元，夜间收费4元，所以细寨又叫“二四寨”。
私娼是无力交纳营业牌照税的妓女，她们的处境比公娼更悲惨。她们的活动地点多在横街窄巷的住宅楼宇里，旅馆客栈中，甚至在海旁小艇上，每次出卖肉体的代价不过是几毫钱。她们往往与正当居民杂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闹不止，搅得四邻不安。
正式建立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虽然在1844年3月4日开始审讯第一宗刑事案件，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还不能算是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因为被告没有律师替他辩护；高等法院的条例也还未齐全，只是凭着陪审员的直觉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因此，一些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认为高等法院虽由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创立，但正式成立高等法院，应在第二位港督戴维斯任期内。
戴维斯于1844年5月7日乘英舰“批夫”号抵港时，和他同来的有3位官员，一位是新任辅政司布鲁士，一位是正按察司晓吾，还有一位就是高等法院登记官罗拔奇。
戴维斯抵达香港后，即着手改革香港法制。他首先把裁判司威廉·坚的职权局限于违反警律和简易民事范围，削除了他以前在司法裁判方面的权力。
大约一个月后，戴维斯委任正按察司晓吾为立法委员，由他着手研究草拟高等法院条例。这时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才很少，晓吾缺乏助手，工作进度颇为缓慢。到了该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来港，并被委任为行政司委员。在史德陵协助下，高等法院条例终于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布。这时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设在中环威灵顿街前近德忌笠街与石板街之间。它在1844年10月1日开幕，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人均穿礼服参加，总登记官罗拔奇致了开幕词。
原定在开幕这天要开审一件刑事案，但因当时香港还没有律师执业，按察司晓吾认为，这样的审讯，对于被告不公平，便把这件刑事案押后审讯。
高等法院成立后，按察司晓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确立香港的律师制度，先批准律师执业。依照英国制度，律师有律师与状师之分，状师也被称为大律师，这种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1915年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执业的第一位律师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则为大律师。
有了律师之后，高等法院于10月2日，正式开庭审案。
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审讯的案件，是诱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对华人夫妇，住在港海的货船上，常登岸购物，因此和两个少女认识。一日，这两个少女被该夫妇诱到船上，绑于船舱内运到广州，以每人90元的价钱卖给广州的娼寮。两少女设法通知在广州的亲戚，亲戚花钱把她们赎回。
被拐卖的两少女返回香港后，偕同父母去报案，警方拘捕了那对夫妇。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时，那对被告夫妇仍然没有大律师替他们辩护，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陈述被拐诱和运往广州贩卖的经过，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妇各判入狱18个月。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监狱，便只好将罪犯解往上环差馆里警署内的拘留所去监禁。
依照英国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时期，却不是用来监禁罪犯的。
当时的香港警署设于上环荷里活道，所以，那里还有一条横街做差馆里。威廉·坚就管辖这间警署，他不但指挥警察，还任裁判司，又兼任监狱官的职务。
那时候，上环差馆里的警署，和中国清朝的县衙门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点，又是裁判司开庭审案的地方，警署的后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当时的监狱。
这种情形和英国体制大不相同。英国的县长只负责行政，法院只负责审案，都不负责管理监狱，管理监狱另有监狱官。
港府觉得威廉·坚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监狱官，一来警署的拘留所作为罪犯的监狱，显然不是英国的制度；二来上环差馆里的警署，也是极简陋的建筑物，香港的罪案随着人口增多而激增，监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够用了。因此，港府便着手物色地点，建筑一间真正的监狱。
香港第一座监狱叫做维多利亚监狱，设在中环奥卑利街的一处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据舟山？举棋不定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和鼓浪屿，依照《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英军应撤出舟山和厦门。但英军迟迟不肯撤退，因为英国要把舟山和鼓浪屿当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国将赔款全部付清之后，才肯交还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赔款的时候，英军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屿，而将驻鼓浪屿的英军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维斯竟说这是“实为和好起见，并无别情”。实际并非如此，当时香港的生活环境还相当恶劣，英国人不能适应，逃兵很多。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领舟山，而鼓浪屿只是个无实际作用的小岛，在举棋不定之际，先撤出鼓浪屿，做出归还鼓浪屿的姿态，实为加强舟山兵力，为以后的抉择做准备。
耆英当时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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