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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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火烧”“炮轰”的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