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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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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令部”可见一斑。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的传说一经流传开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那些革干、军干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认为文革无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在文革中，他们应该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父辈开始倒霉，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开始被动摇。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心里很不是味，再也不觉得文革造反好玩，开始把问题往深处想。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内历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们读到的党史，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编写的，凡是毛泽东的对立面，无不例外都没有好下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那些人无不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红卫兵们预感到了什么。这些在社会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爹妈，同时也悍卫自己过去曾有过的特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
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即在北航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毫无疑问，对联为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说出了心里话，给老红卫兵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老红卫兵品味对联，心中掠过一丝春日阳光般的温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找来了几十张大纸，将这幅对联原样抄录，当晚，他们拎着浆糊桶，扛着木梯，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这幅对联，重新唤回了老红卫兵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饰在他们心中的对父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对后起来造反的乌合之众红卫兵组织的蔑视和不满，也引发了他们对昔日养尊处优光阴的无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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