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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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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悲愤只能向家人倾诉。
4月6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再一次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喊着口号，大声勒令刘少奇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
4月7日，刘少奇交出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将答辩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就被撕成了碎片。
此时的刘少奇，莫说保持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甚至连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批斗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打他的脸和嘴，美其名曰：“不谁放毒！”
他实质上过的是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到中南海大院里看看大字报，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只有亲属、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和不时撞进住所里来的造反派。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揪斗刘少奇的高潮继续高涨。
6月3日上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召开红卫兵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肃清刘少奇在建工学院几次讲话的流毒”。会上，经各红卫兵组织共同协商，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
当天下午，一支红卫兵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架起帐蓬，安营扎寨，誓死要把刘少奇“揪出来”。
当时的报纸上作了这样的喧染：“揪刘战士，赤胆红心，在中南海西门摆开了与刘贼血战的战场。他们把大地当课桌，蹲着，半卧着，全神贯注地抄写那些直捣刘贼心脏的大字报。醒目的大标语，每天都象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
红卫兵往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自然就是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到六月底，前来声援并住下“并肩战斗”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已有700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组织人马来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竞相亮出自己组织的旗号，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刘少奇，你这个坏东西……”
7月4日凌晨3点多钟，戚本禹驱车来到“揪刘火线”，来向红卫兵表示慰问。显然，红卫兵“揪刘”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派出戚本禹来安抚，只不过是一种策略。
果然，当晚，中央办公厅通知刘少奇，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
5天后，刘少奇的检查写出来了。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检查由王光美代写。洋洋五千言，分为三部分。检查中写道：“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检查结尾处，写下了一连串的“万岁”之后，签下了刘少奇的名字。
刘少奇的检查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到了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红卫兵们手里。早已被狂热的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被刘少奇这种冷静客观的检查再一次激怒。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诚恳的检查，也是难于过关的。“新八一战斗团”回敬了刘少奇一份“勒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扬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同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据此，揪斗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
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月18日零点，“新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100多个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喧嚷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得近水楼台之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强按着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见，却不准说话。
这里有着多少的痛楚与辛酸！
7月19日，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不久，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苇席棚里，日夜坐着、躺着“揪刘”的红卫兵们。
此时的中南海内，仿佛是漩涡的中心，在一阵阵喧嚣之后，是让人难耐的沉寂。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他日夜被高音喇叭的叫喊搔扰着。
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冲击的人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初，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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