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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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作为一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草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过错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孤诣地研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其中有的相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权。晋献公、齐恒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