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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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对照。聂元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地说了句：“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梓，请你来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