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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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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84％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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