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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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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在大字报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难。显然是毛泽东事前给这位公安部长交了度，不然谢富治炮轰起刘少奇来，就不会如此有恃无恐。
接下来文革小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发言，会场气氛沉闷压抑，人人紧张自危。
突然，江青开口了。她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子：“刘少奇，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震惊了，不知这里究竟是党的高层会议，还是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会场。
沉默中，刘少奇叹了一口气，歉意地开口了：“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毛泽东冷笑一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记者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用“温和”二字概括，毛泽东当场反驳：“不，中国人是好斗性格。”停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我就是好斗的。”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开始讲话了：“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有内涵有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工作组：“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手叉在腰眼上：“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叶剑英打破沉默，说了句为双方开脱的话：“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坚决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为了增加对刘少奇等人的威慑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抓了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抓笔杆子：8月5日，毛泽东亲自动笔，在一张《北京日报》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件事是抓枪杆子：8月6日晚，毛泽东要他的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乘专列返京，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军队。
下面就这两件事分别叙述一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铅印后，发给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附有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表示军队对毛泽东的“紧跟”，会上由林彪作了重点发言。林彪谦卑地说：“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然后林彪把所谓考察干部的标准归纳为三条：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带头向刘少奇开炮，刘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了错误，不知该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出乎到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位；而刘少奇的名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此，毛泽东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到了他个人的手中。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中央八届十一中会会闭幕之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连居住在中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动。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泽东却在冷静地思索着。群众逐步动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运动的阻力依然不小。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有很多人思想不通。他的头号政敌刘少奇最后虽然让步了，但抵触情绪很多明显。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讨论并请示主席同意了的，说工作组有缺点可以，但不能说是镇压学生运动，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多数委员听了刘少奇这番话后，在会上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当面顶撞毛泽东。在毛泽东使用非正常手段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刘少奇表示有“保留意见”，并且表示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搞什么“背后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刘少奇采取的是一种有分寸的退却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他这是僵而不死，有了机会之后还会反扑过来。
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进攻！再进攻！
进攻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毛泽东对他所不信任的那个中央已经采取了组织措施，而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刚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某一方面”应该是亿万革命群众。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厌恶。历史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决定小小地利用一下群众的这种个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各个招待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80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这时，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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