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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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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ECOM－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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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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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的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子，把车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阴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春天不是读书天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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