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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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一种构想，都因为过度的自作多情而遭致了自轻自贱。
　　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物一起妒心，便不自觉地进入任何嫉妒者都避讳不了的话语公式，声气眉眼与街坊二大妈没有太大差别。二分传言裹着三分酸气，剩下的五分，用轻蔑来掩盖羡慕。此时在众人眼中，这位很有身份的人物立刻成了一个庸俗的角色，不需别人评判，自己就完成了一种精神惩罚。
　　暂且就说这一些吧。你看，自设战场、自惊自吓、自述自困、自聋自哑、自轻自贱、自贬自罚……就这么像玩文字游戏一样随便说说，便可知道嫉妒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灾难！
　　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谁？
　　我的回答是：嫉妒的人。
　　随着这个回答还想介绍两位先哲的话。德谟克利特说，嫉妒的人是他自己的敌人；爱比克泰德说，嫉妒是幸运的敌人。
　　嫉妒之恶
　　嫉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止是某几个具体的被妒者。因为嫉妒足以在社会上形成无确定对象的巨大传染性，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互爱互融关系，随时都在受到它的严重残害。
　　在正常情况下还好一些，虽然人人都有可能嫉妒，但由于嫉妒的内容和程度都不一样，彼此处于支离状态，构不成合力，而且由于旁观者清，互相之间还会劝解调适，归于平和；在不正常情况下，嫉妒心理与颠覆意识相混杂，与社会情绪相交叉，与政治灾难相呼应，一切煮成了一锅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冲击一切名人，一切高收入的人，便是这种情景。冲击的人群中夹杂着大量早就妒心萌动的同行，他们引路破门，吆喝抄家，翻箱倒柜，做着平日在幻想中频频做过的事情。打钢琴家的双手，把老教授考倒，给名人们训课，这些行为难道真的在“批判”什么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根深蒂固的嫉妒在作祟，但在那时却与一种浩大的社会观念连在一起了，与上层政治需要呼应起来了，卑琐的私欲被镀上了金光，使无知者趋之若鹜。至此，嫉妒已发酵成一种群体性的大恶，旗幡飘飘竟达十年之久。
　　其实，这种恶性爆发的病根极为深广。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文学艺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对备尝辛酸的文学艺术家也习惯于冷眼审视，有人甚至在传媒上公然宣称，文学艺术家在传媒上占据过多大的篇幅，就有理由让他们承受同样的荆棘。凡有对他们的抨击，社会上总有不少人欢呼雀跃，大家都把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一个作家、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作了美国总统，好像社会的民主和公正全都落实在对他们的严密审视上，而所谓审视也不是针对他们真正遇到的艺术障碍，大多集中在捕风捉影的人品攻陷上。由此想到，真不知当初脾气暴躁的贝多芬和海明威在年轻时如果遇到这般审视将会如何，社会很容易因他们的失态而一笔把他们抹去，抹去了他们的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洁净？
　　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关于善良
　　这些年来，偶尔会遇到一些读者要我签名，刚动笔，他们往往又会小声加上一个额外要求，要我写一句警句或座右铭。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皱着眉头想好一会儿：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这么一个已经公开写过很多话而不想重复的人，又要适合眼前这位完全不相识的读者，真是为难。后来终于豁然开朗，心想为什么不写那两个随着年岁感触越来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写下了：善良。
　　读者一看，笑着说声谢谢，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遗憾。善良，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两个字，别人看了还以为是让他警惕自己心头的不善良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不断写下去，而且与此相应，凡有演讲总不离这个话题，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复，不厌其烦。
　　我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继续做下去，把这两个字念叨到生命的尽头。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有时又会突然想起，在街市，在书房，在宗教场所，甚至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旷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笔来专门讨论，又觉得它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讨论又常常会使原本轻松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什么，善良？不就是说好人么，我们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但什么是好人？为什么是好人？
　　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家长能明确回答。等到这些孩子终于也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怔怔地寻找答案。
　　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