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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长河-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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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陆萍，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
女犯在监狱里写诗，可见心情不错，而那几个男人当然早已出狱。但我还是忍不住，仍然想谈谈那种男人。
除了上述恶性案件，那种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都如此惹人厌烦。我见过不少有这类气息的男青年，而且似乎有一种趋势，这样的男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并不太坏，多数麻烦都出在恋爱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专门让女孩子们上当的存在。
我想应该先为这样的男人画一幅粗糙的图像。
他们总的说来都长得比较漂亮，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翩翩。读书成绩不错，聪明，谈吐举止有点品位，讲究细节。他们不是一见女孩子就狂轰烂炸、死缠硬磨的那一类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爱理不理、懒洋洋的神态，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们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们与“白马王子”这几个可笑的字连起来了。女孩子们也明白“白马王子”只是一种说笑，但这种说笑因与某种尚未摆脱的童话心态连在一起，在观察男青年时起着一种模糊的暗示作用。
这个暗示会产生误导。“王子”这个概念与“骑士”不同，需要呈现出某种未曾彻底完成“心理断奶”的弱势，而这恰恰是这种男人的特点。他们从小受到溺爱，被种种方便所惯坏，至今还在生活上时时暴露需要被照顾的破绽；他们善于申诉，使每个女孩子听了一阵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的怜惜之情，尽管她们的年岁不比他们大；他们在业务上一般不错，甚至还比较出色，这给了女孩子们一种安全感，期望他们今后有良好的前途；他们不讳避自己的一般缺点，如懒惰、任性之类，这又使女孩子们觉得诚实，而且更容易亲近。以上种种，都不是这种男人故意设计的，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经历所决定，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如果仅仅是上述特征，还属于正常范畴，但这样的男人显然已经暴露出一个重大的毛病，那就是缺少责任感。他们颀长的身材中少一条敢于为他人和女友担待的脊梁，他们机智的谈吐中少一种敢于决断、敢于负责的声腔。
很多女孩子觉得责任感不太重要，男人没有责任感反而给了女方一种权利。其实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没有责任感更可怕的呢？与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与朝雾和晚霞厮磨，再美好也没有着落。如果要我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向这样的男人讲几句话，那么我会建议他们，暂停恋爱，先去锻炼责任感，做什么都成，只要找到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学会照顾别人，保护别人，那就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种锻炼，实在很难进入像样的恋爱过程。
这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果再增加一项缺点，事情就开始变得严重。这项缺点就是吹。
有责任感的男人有时也会吹，问题还不至于太大，因为责任感对他们产生一种内控力，如缰绳在手，撒野一阵还得回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吹就不得了，尽管他们声音未必很大，用词未必很狂，但从任何一点出发都是不归路，越往前走越是风沙蔽天。
他们的吹，有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式。一般总是从平静地睥睨天下，淡淡地鄙夷名人开头，然后明确暗示自己已达到的水平，以及在将来三年（不会一年，也不会五年，只会三年）内必然会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很少不与国际相连；接下来，一定会提到“怀才不遇”，一半是因为年纪太轻，一半是因为环境不好，只得暂时受压，难于施展，说到这一部分时比较具体，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情节，也有一些对既成流言的解释；最后，顺便倾诉自己遇到的最大麻烦——追求自己的女孩子太多，而自己则要求太高，因此很难处理。说到此处他们的语气诚恳而含蓄，又频频摇头，声声叹息，很让人同情。
听了这番话，半数女孩子礼貌地离开了，她们说不清离开的原因，只受到某种直觉的驱使，感到这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自己没有精力奉陪；但也有半数女孩子粘着了，眼前跳动的希望加上自己内心的虚荣，使她们快速地投身到这种话语系统。至此，吹，成了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事情。当然随之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所吹的一切，唯一的弥补方法是更加信心十足地吹下去，而且年轻人生活丰富，要撷取一点零碎证据并不困难。即将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啦，敢于与某名人进行学术论争啦，名字已经进入某个关键人物的玻璃台板底下啦，多国外宾专程来访啦，全世界进入同一领域的包括他只有三个人啦，如此等等，反正只须有一点蛛丝马迹，稍稍改变一下事情的性质就仿佛依稀地全部成立。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吹，已升格为骗。
在这过程中又有一些女孩子迷途知返。此时，除了部分同气相求的“异性战友”，只有最老实又略带一点精神偏执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继续追随。但即使如此，这些男人也不为这些女孩子负责，只有索取，只有指挥，只有欺骗。对别人不负责已经要不得，对爱慕自己的女孩子不负责，则实在是一种根本性的坑害。社会上对那些只从女友身上牟利，却从不对女友负责的男人，称之为“吃软饭的人”加以鄙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吃软饭”，表面上风流倜傥，其实是由堂堂男性在扮演一种心理宠妾，是践踏双方尊严的性别灾难。
为此，我们有责任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们劝告几句——
这样的男人因你们而存在。他们在你们面前作狡作态，作威作福，但说到底，他们是你们培养的，因你们的天真，因你们的虚荣，因你们的善良，因你们的愚昧。
从今以后，请不要嘲笑那些敢于直截了当向你们求爱的人，不要讥讽那些莽撞地给你们做了很多事情而又没有做漂亮的人，你们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爱，却不妨建立友谊。但是，请不要过于在意那个矜持角落里似笑非笑的面影。如果这些似笑非笑的面影已经走近，那么希望你们在一些基本界限上不要糊涂：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了的男人，没有理由装扮成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要你们去卫护，没有理由不吐露负责的言词而只会申诉，没有理由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而要你们去照顾，没有理由不动用自己的钱款而要你们去支付。
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的男人，再多情也不应该把女友的耳畔当作他们唯一的讲台，男人的讲台理应在更大的空间。你们也许十分满足这种耳畔小话，以为是爱巢风景，但等着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既做不了巢顶的茅草，也做不了巢壁的芦秆，更不要说做砖瓦梁柱了。既然如此，何不趁早，让他们的声音从耳畔移开，从小巢释出，到旷野云天间去试炼一番？
你们离别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指点不久，以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就已经能对种种大事作出判断，其实多半是幻想。对于情感上的事，你们羞于启齿又毫无经验，因此所作的判断更加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恶果，往往要以漫长的岁月来承受。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种隐秘的危险让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担。虽然是谈恋爱，也尽快结束耳畔小语的粘滞状态，把时间放长，把空间放宽，让彼此的生命先在大地山河间折腾几年。自己的生命质量能达到什么水平，对方的生命质量能出现什么状态，都有待于充分展开、仔细打量。一丛未成熟的僵果，岂能有收获的期待？
——你们若能这样，那么，那群男人中说不定还真能挖掘出几个男子汉。
大桥的寓言
这实在像一则寓言，但居然是真的。
从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上的一四二号大桥，是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一大群人开着大吊车、举着气割机前来拆卸，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景象。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第三孔右侧横梁已经拆落在地。
这天正好有一位管铁路的干部乘汽车经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拆卸现场心里有点纳闷：这等大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打电话到单位一问，别人也茫然不知。于是派人去追查，追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无业游民已经以大无畏的主人翁气概，把这座铁路大桥当作废钢铁卖掉了！
这个无业游民，在百无聊赖中想赚点钱用用，听说国内钢材走俏，就到处找钢材，一不小心看到了这座铁路大桥。要打这么大的主意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他眼珠一转却看到了一条可钻的缝隙。简单说来，他找到一家与法院有瓜葛的小公司，又找到一家与铁路局有瓜葛的小公司，都对两边说，对方要拆卖一座报废的铁路大桥，寻求合作，报酬可观。两方都被对方公司的背景所迷惑，深信不疑，出具证明，加盖公章，而游走其间的指挥者就是这个无业游民。
本来，他是想多少骗到一点预付的钢材款就溜之大吉的，根本没想过真的去拆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大家都在等钢材，理所当然地快速向大桥扑去。这个骗子被捕后在审问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察问他为什么笑，他说：“真没想到那伙傻子居然真去把桥拆了！”
我想，当警察走后，他在拘留室里也许还会把自己嘲笑一通：“真没想到这个傻子闹了半天连一分钱也没骗到！”
人们容易发现一目了然的小偷小盗，而对于一个分解开来的巨大骗局，却很难在各个局部上发现，反而会在实利的诱惑下八方用力，把荒唐推向更大的荒唐。
利用这种心理防范的盲区，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成一两件大事。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只有防止被分解，才能防止被盗卖。明乎此，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最强调的只有一点：整体，整体！这也是他们战胜鸡鸣狗盗之徒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明白人永远太少。因而不能不担心：实实在在的一座铁路大桥尚且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被拆卖掉，那么，其它许多隐蔽乃至无形的文明成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把拆卸现场当作景观欣赏，欣赏那些吊车、气割机和如蚁的人群，有谁会产生怀疑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的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很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
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氢弹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权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像，这种相像发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它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里边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如此大事，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国务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而事件的性质又理所当然地指向政治间谍案。国务院总理给的最后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无所获。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郭应峰取过全部调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当他走出这间静室后就宣布：这是一个很小的偷盗案件，作案者就是那个放过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装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过演员；她偷错了，这台仪器对她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铁。
他的分析很细密，这里无法细介绍，最简单的推断线索大体是：两个保安用这个手提包、上这趟火车，都是监时决定的，因此只能是惯偷偶尔发现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与自己的包一样，调换了。如果有什么政治预谋，根本来不及这样做。那只换下来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乡镇妇女喜欢用的一种护肤油脂，联系到说话带有女腔，又如此善于装扮，便得出了这个结论。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盗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好发觉偷来的铁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结局。
滑稽在何处？滑稽在预期重量和实际重量的严重失衡上。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堆庞然大物，吸足了气，提足了劲，狠命一举，没想到这堆庞然大物原来只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氢气球，反而让人仰天摔倒。据康德说，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这件事想到许多历史事件。我们的历史观，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断组合成的，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严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么多必然性呢？实在深可怀疑。许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的起点。无视这种情况，只选那些合乎主观心意的材料来装配历史，装配出来的只能是假历史。
你看眼前这个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逻辑来判断，有一千一万个说不通：严守密防的氢弹部件被盗，居然是小偷偷错了；小偷没有用别的办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员的近距离注视下换走的；这个小偷又居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惊动国家高层的氢弹部件，此刻居然以废铁的身份躺在公园的荷花池里……每一点，都像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胡乱编造，但真实，却轻快地越过每一个疑点站到了我们眼前。幸亏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躺在荷花池里的铁匣子，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疑点都会被“争议”，最终成为一个“无头案”，人们的注意力仍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外国情报机构身上。历史，因拒绝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读的可能；人类，因自以为是的逻辑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认世间有不少大事是一种偶然组合，那么，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就没事可干了。因为谁都看到，这些评论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实况一一推上他们铺设的必然性轨道，别人读起来很顺溜，唯独在被评论者心中是风马牛。按照这些评论家的意见，这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贼，一定是美国情报局安插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而太原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条秘密地道与台湾海峡相连。——这不是笑话，请看历史上那么多荒诞不经的冤案，不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日常报刊间的随意攻难，虽然说不上什么冤案，基本的制造过程也与此相类。必然来、必然去，最后必然出一个大荒诞。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里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们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他由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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