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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长河-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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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事，坏就坏在热闹，坏在人声嘈杂、香烟缭绕的会议桌旁，坏在随声附和或齐声嘲笑的勃勃兴致上。
一个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更需要长时间单独的安静，难怪佛学大师过一段时间总要在深山孤室里“闭关”。我们的人生太喧闹，浑浑噩噩间，往往连一个难题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着众多难题胡乱度日。
试着破解一个两个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关到静室里几小时，再说。
乱世流浪女
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经学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闯荡世界了；三，生在最贫苦的年月，她对经济价值的概念近乎无知，把师傅那笔不大的积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人他人之手。
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吧。比较大的一次，是从货车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字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飞车偷盗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她才出手几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缉对象。这一追缉，她的惊世骇俗的武艺就表现出来了。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关部门于是下令，在九条铁路干线的几十趟列车上布下天罗地网，捉拿来莲萍。但是，好像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经过几个回合，那些高大而强健的警察们叹息道：“从来没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应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终，她还是没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几次纵身逃逸时，一个神枪手击中了她。
她的死亡，离她决心飞车偷盗，仅仅一个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艺，都发生在这一个月中。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震惊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艺，这也实在让人眼睛一亮的了。
当警方领略了她的武艺，再想起她师傅的遗言，说她“已学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来。“一定程度”已经这样子了，高僧本人会是怎样的呢？嘿，穷乡僻壤的破落小庙，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女主角宋莲萍。这位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位“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怎么会用两年时间就学成如此高强的本领？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的生命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说她是盗贼，也可以，但我却总是于心不忍。首先，是谁偷盗了她的青春，偷盗了她求学的机会，偷盗了她的伦理亲情？她为了糊口，确实偷盗过一些塑料拖鞋、国产手表之类，但她从未损害过任何个人。她有死罪吗？既然没有，那又是谁，偷盗了她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应命而来的神枪手。
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只可惜，她生在不该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种危险，出色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就一定会蜕变成一种过失，甚至过错。那么，倒过来的道理便是：很多过失和过错，其实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出色。
今天细想起来，宋莲萍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从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当时记录的宋莲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鹅蛋型脸，弯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余岁吧。
她的可怜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
褪色的疑问
“文革”旧案中，有一个叫刘学保的假英雄特别让人恶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严惩，证明岁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雄，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也已进入中年，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英雄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雄立即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整体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恶甚嚣尘上，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中国人无数次地遇到过某种观念需要寻找证据的情况，越是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越是需要寻找，到后来寻找变成了呼唤，呼唤变成了引诱，引诱变成了培植。
如果从大背景上看刘学保的案件，那简直就是“文革”思维的一个拙劣造型。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试问，中国人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温饱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阶级敌人；再问，有阶级敌人也很正常，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答曰阶级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城市乡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没准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个，由此非大张旗鼓不行；提问者还是不解，说姑且是这样吧，但这些阶级敌人又没有掌握政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剑拔弩张吗？答曰阶级敌人已经混到我们巡逻的队伍中来了，而且正要拿炸药炸大桥，千钧一发，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于是，刘学保应运而生。他完全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越奇异反而越风靡。
然而，即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学保的案件也显得触目惊心。因为它已不属于当时传染全国的群体性痴迷，而是在黑夜荒野，两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玄秘。刘学保为了个人名声，不惜以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血腥的必要，实在令人发指。
群体性痴迷所造成的大量丑剧，都以各自不同的等级而成了历史的教训，但是，越来越提高的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不能让血腥罪恶躲藏在一般丑剧中。虽然时隔久远，也应该凭着全人类公认的罪和非罪的界限，去抓住有血债的杀人犯。
于是，刘学保终于被“请”回来了。是法制之手，把他从没有法制的二十几年前“请”了回来。
法制能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明化。在这个案件中，其它一切都可忽略不计，关键在于，他是不是一个杀人犯。已有大量嫌疑的问号在触摸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还要经过缜密的侦查。一旦成立，那么，他必须受到制裁，而那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则是一个蒙冤二十余年的被害人，除了平反昭雪，被害人的亲属子女应该拥有充分的法律权利。
——这条思路足以证明，中国人在清理往昔政治灾难的过程中，又在理性意义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法律需要证据，这是对刘学保案件重新侦查的最大困难。
复查人员几经思考，开始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让事情回到二十几年之前。当年现场勘察人员提出的疑问虽被否定，但他们的名字留了下来。那么，再逐个找回他们，把褪色的疑问重新激活。还要找当年的其他证人和有关村民，让他们也回到二十几年之前，此事当然很难，但没有想到，人们对一个虚假的事件很难淡忘，点点滴滴，证明材料逐渐积累起来。
第二步，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花费最大的精力做模拟试验。好在当年对“英雄”的采访连篇累牍，事情的具体过程已被反复报道得详尽无遗，刘学保自己作报告讲述“搏斗过程”的材料也在，为模拟试验的可靠性提供了切实保证。同样这座铁桥，同样大小的炸药包，同样的两人站立方位，同样的搏斗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验，把炸药包也一次次拉响，完全根据当年刘学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时有可能夸张、挪移或记错的成分也考虑进去，结论终于出来了：整个事件完全不可能这样发生。不可能这么站，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这么伤，不可能这么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学保为了冒充“英雄”，残酷地杀害了那个无辜者。
第三步，审讯。这不复杂，今天的公安人员只是轻轻地抓住几个要害一问，立即漏洞百出，继续盘问下去，刘学保只得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二十几年前的闹剧和冤案，终于见底。
刘学保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现在还在监狱里。铁窗锁住的，是“文革”精神的象征体：虚假的英雄，颠倒的罪名，堂皇的谋杀，疯狂的鼓噪。
是该锁住，而且锁住个无期，不可减免。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大桥上的那支复查队伍，特别是其中那几个年岁不轻的人。他们当年竟敢在一片社会性狂热中对一个“英雄”提出几条根本性的疑问，这就了不起，他们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想而知。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会有那么好的记性，居然在二十几年之后要他们把那中断了的勘察继续下去。
既然历史那么有心，他们也要对得起历史。那么大年纪，每天爬上爬下、左比右画、苦苦回忆、细细分析，好像在修复一个远年的故事，其实呢，他们是在修复历史的尊严。
驶往未来的列车，将从这座勘察清楚了的铁桥上通过。
含冤葬身于铁桥边的那位老人，应该可以闭眼了。
膨胀的雪球
本文要讲的事件发生在江西某地，一个简陋小厂的热处理班长，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消息刊于报纸，人们虽然兴奋却没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位热处理班长早已是位“科技明星”，曾受中国科学院邀请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材料学术会议，在会上舌战外国专家、荣获金质奖章、拒绝高薪聘请，这一些都在报刊和演讲会上宣传过，而且他确实也已因此而荣升为市科委副主任和政协委员。
一天，一位技术人员在市总工会门口的宣传栏前停步观看这位科技明星的先进事迹展览，看见照片上获国际材料学术会议金质奖的那篇论文的英文标题虽然很小却还能辨认，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居然是：nanhai country：the road towards pros…perity，一个有关我国南海地区发展的报道，由此提出了质疑。凡假事只要遭到任何一个认真的质疑，好像冰河裂开了第一道口子，接下去再也无法收拾了。经层层调查，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全是假的，于是，“科技明星”所任职务也随之全部撤消，他立即成为新闻媒体的众矢之的。
骂他骗子已经没有太大意思，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一个巨大谎言的构建过程。
我注意到，最要命的就是那个起点。那年，此人由于没有文凭不能参加职称考核，得知只要有像样的论文就可以破格，一气之下便伪称自己的论文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还说有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这是一个小小的甚至有点玩笑性质的谎言，但一旦开头就收不住了——
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有关这事的一篇调查报告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南道，只得步步向前走。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欺骗事件中，首先是当事人受到了“蛊惑”，一头扎进去无法后退。对此我们不妨花点精力仔细分析一下。开始他只是想，各行各业都在评技术职称，我只想评个最普通的技术职称罢了，竟然还要有“像样的论文”，什么叫“像样的论文”？谁说了算？我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总可以了吧？——这种顶牛式的心理，哪儿都可能产生，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贫困、太需要科学了，一听中国科学院那还了得？他情急之中口气稍稍大了一点，这一大就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灾难。
如果一开始受到申斥、受到怀疑，什么事也不会有，但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辨，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这位热处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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