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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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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副研究员也说：“每天工作量太大，有时 又很枯燥，实在受不了。有些经理总是告诉我们， 开复以前多努力，他们自己又多努力。但是，我们
一天做 l6 个小时，脑子都麻痹了。”
我对大家说：“你们说得很对。每个经理必须要 尊重每位员工的私生活，不能期望‘超人’或‘非 人’的工作时间。创新是靠激情和灵感产生，不是 仅仅靠劳力的。我会和所有的经理沟通，尊重每一 位员工的私生活。另外，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
擅长并喜欢的课题，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大的热情，
而取得最大的成就。”
通过这次沟通，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研究 院里逐渐形成了有话直说的氛围。为了打破公司管 理层和员工之间的鸿沟，每两个星期，我就和‘副 研’们一起吃一顿饭。
通过不断努力，研究院的气氛越来越融洽，越 来越和谐，大家达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作 研究的时候，形成一种团结的合力。
兵团 作 战
做一流的研究院这是一 个宏大的理想，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整整两年， 全力以赴的拼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研究院的目标是作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就是研 发一些现在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成果，我们期望它们 在 5 到 10 年之后成为主流。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
间。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拟定研 究方向。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用户可能碰到的 巨大问题：比如如何在多媒体（视频、3D）崛起时处 理带宽供不应求的问题；如何在互联网无序信息爆 炸时让无序信息变得有序；如何让中国用户用更自 然的方式使用电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开启了六
个团队：
〃网络多媒体 组—— 张亚勤 的组开 始进行 最新 的网络压 缩研究 ，希望将 多媒体 信息的 索取变 得更 为便捷、 快捷、 经济。
〃多媒体计算 组—— 张宏江 的组开 始做多 媒体 的有序化 ，比如 说从照片 中找人 脸，把 照片自 动分 类，从视 频中判 断视频的 内容。
〃形象计算组 ——沈 向洋的 组开始 研究电 脑中 的？虚 拟 3D？，研 究如何把 计算机 视觉、 图形学 与 数字视频 相结合 ，以实现 ？互动 式多媒 体？。
〃多通道用户 界面组 ——王 坚的组 开始设 计各
种新用户 界面， 从新的拼 音输入 到新的 数字笔 。
〃自然语言组 ——黄 昌宁的 组开始 做自然 语言 理解的工 作，来 让电脑能 够教用 户英语 ．纠正 错误 的语法， 建立强 大的数据 库和统 计语言 模型。
〃音字技术组 ——我 自己带 领一个 团队做 语音 识别和语 音合成 ，并且把 这些技 术转移 到手写 体输 入和拼音 输入里 面，帮助 输入困 难的中 国用户 增加 效率。
除此之外，凌小宁的软件开发组和陈宏刚的高 校关系组也成功地招兵买马，小有规模。
这个时候，研究院的人员已经到位，但是如何 让中国的研究院成为亚洲第一？如何在微软美国和 英国的研究院的“巨大规模”下证实自己？在微软中 国研究院成立之初，我们就知道，单凭实现梦想的 蛮力，根本无法达到全球领先的远大目标。
美国研究院有计算机界很多著名的大师，而我 们这六位项目带头人在学术界的名声，远远不及这
几位真正的大师。除了项目的质量，美国研究院的
项目数量也远远超过我们，他们有 30 多个项目，300 多名研究员，我们只有 6 个项目，20 多个刚毕业的 学生。无论怎么衡量，我们连他们的“小弟弟”都
算不上。
因此，我们不可能靠论文取胜，也不可能靠人 数取胜，我们一定要有特色。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反 复商量，得出结论：我们要做一个更“有用的”研 究院，做一个更像“兵团”的研究院。
“最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失败 的苹果语音识别、SGl 三维浏览器都还历历在目。 不能为了酷，为了前无古人，为了发表论文而作研 究，一定要定位在有用的研究上。
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曾经说：“微 软研究院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 10 年后才能 有结果，有些有可能 100 年才出结果。如果我们不 冒这个风险，我们可能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的项目 都成功了，那我们反而失败了，因为我们冒的风险 不够。”他这句话就是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究院定位
的基础。
我们要做的不一样。虽然微软中国研究院也是 要做基础研究，但是我认为，基础研究的目的依然 不是单纯地写出一些论文或专利，最终的目的还是 要让上亿人享受到你的成果。这才是研究院人员的 最大成就感。我们要做更实际，更有近期产品潜力， 更能被用户理解、被产品部门接受的研究。我们的 目标不放在 10 年，而放在 3～5 年。
实际上，我们和微软美国研究院不同的地方就 是：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应该清楚，如果做成 功了，这有什么应用，对用户有什么好处？我们评价 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评价“这有多新？”也要评价“这
有没有用？能否给用户带来巨大的价值？”
所谓兵团，就是针对大部分研究院的问题所使 用的一种带领队伍的方法。在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 究院里，我们发现，尽管每个人都非常出名，但是 整个研究院都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研究员之 间的关系不够紧密，尽管每个研究员都被充分放权， 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大师，应该拥有自己的研究
方向。所以，有些组里有各种不同的研究，每个成
员的看法都不一样，项目之问的重复、冲突都不小，
谁都不愿意听谁的。另外，没有人愿意做枯燥的技 术转移工作，往往写完论文后技术就搁下来了。
我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 们要放弃各自为政，要兵团作战。这个兵团有六个 将军，他们参考大家的意见然后拟定“有用的项目”。 一旦拟定，大家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们 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文化，每个团队的副研究员都很 “服”他们的司令，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一个独 特的机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中国，所以他们不惧 辛苦，也愿意下一番苦功夫。
现在回想起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前两年， 大家确实是在用一种拼的精神去对待工作。一批世 界一流的科学家，带领一批聪明、拼命的年轻人， 形成一个研究兵团，他们创造了奇迹，结出了硕果。
卷起 袖 子做 老 师
是不是做了院长，就可以不做项目了？我给自己
的答案是：不行。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人手不够。 当时，研究院确立的研究方向之一是“音字技 术组”，也就是教电脑听话、讲话。这个恰好是我的 博士论文的内容，但是我早就脱离了这个领域，而 且已经多年没有写程序。但在研究院，我是唯一懂 这方面技术的人，我只有勉为其难地卷起袖子，和
我招到的几位副研究员一起工作。
邸烁和陈正是清华的高材生，尽管不是学语音 的，但是 l999 年他们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选择 了语音识别小组。每天，我拿着语音的教科书，从 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他们。读完基础的课本后，他 们开始练习在这个新的领域编程，然后，我再把我 的论文拿出来，一章一章地讲给他们听。这两个年 轻人都聪明过人，可以阅读世界水平的学术论文。 另外，他们可以利用微软的“资源共享”制度，从 美国研究院语音负责人那里拿来全套的语音软件。 有了这些技术和源代码，这就像攀登 100 层的高楼，
两人一开始就站在了 50 层。他们俩进步神速，两年
后，都成了项目负责人，如今在不同的公司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
在他们俩之后，我们组又来了个年轻人——高 剑峰。高虽然也是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但 是他的专业是机械设计，方向是“工业造型”。因此， 他经历过一段颇为迷茫的时期。
那一年，我去上海交大招聘，正好遇到了高剑 峰，就问他在研究些什么？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他的研 究。我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这个东西在美国 早过时了，你还研究什么，还不如到微软来换个有 用的题目呢。”没想到，他真的来了，闯过了应聘的 重重关卡，加入了语音识别小组。
不过，他马上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邸烁和陈 正不断取得突破，而他连门道都没摸清楚，有时候 遇到一个问题，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 已经解决了。
看到高剑峰非常苦恼，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 是不是混进来的啊？”他抬头看我，表情很窘迫。我
笑了笑，对他说，“你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
我觉得你还是有潜力的，如果有不懂的问题，我觉 得你可以去请教一下组里的同事，毕竟我们是一个 团队，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高剑峰点了点头，就去找邸烁和陈正了。这两 个小伙子一点都不吝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 了高剑锋，一些问题经他们点拨，就轻松化解了。 在不断的学习中，高剑峰的信心被慢慢地树立
了起来。他觉得，作研究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遇到 了高手，被人家甩得很远，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 寸，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他后来总是告诉新来的 研究员不要在意中途的快慢，最后胜出的人，才是 真正的胜者。
高剑峰就这么跟了几年，先学着跑，再自己跑， 渐渐地不再感觉累。到了第四年，他已经是“项目 带头人”，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领跑者”了。现 在，他已经转到微软美国，在那里做资深研究员。 语音识别不是仅仅把每个字分别识别出来，而 是像人一样，要运用到语言的知识。中文有一个特
殊的问题，就是分词。一个笑话就是“杭州市长春
药店”，人们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知道 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但是仅仅向前推一个字， 电脑很可能会识别成为“杭州／市长／春药店”。
如何做到正确的识别呢？我告诉陈正：“国内的 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 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 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 合。”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模型语料远远不够。 语言模型的功能是经过大量的统计，来判断在下一 个位置最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看到“尊敬的 李”时，我们可能预测下面会是“先生”、“老师”、 “女士”等词，各有不同的概率。我对他说，“在中 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的一个词，但是 中文的语言特点是歧义特别多。仅仅依靠向前推一 个词，电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少要向前推 两个词。”我们请黄昌宁教授去开始一个语料采购的 计划，训练出这样推两个词的语言模型。
另外，中文和英文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中文有
四声的识别。这方面团队很快地做了一个四声识别 器，和整体的识别系统结合起来。就像分词一样， 一定不能先把四声识别出来，而要考虑所有的可能 性，再作出总体最优的选择。
在他们三人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位副研究员的努 力下，很快，一个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此后，陈正和我发现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做语音 识别，也可以做拼音转换。我们尝试了一下，果然 转换率比当时任何系统都要高很多。除此之外，我 们还发现可以用统计模型做出一种奇妙的功效—— 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你 打入：“zunjingdelixansheng”，这个系统可以发现 你少打了一个“i”，而自动转换成“尊敬的李先生”。 后来，这个项目，由陈正做内核的技术，王坚做用
户界面，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输入法。
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个五人团队就做出了多项 傲人的成果：中文的四声识别、最精确的输入法、 中文的听写机，还有多用途的统计语言模型。这些
项目都符合了我们“有用”的目标，也用我们的“兵
团”模式迅速获得了成果。
与此同时，研究院里其他小组，都在为有用的 梦想而全力打拼。
向比 尔 汇报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 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 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 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 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 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 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 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 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
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
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 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 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 尔那里去汇报的。
盖茨的时间富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 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 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 年 6 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 世纪 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 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 2 月给 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 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 10 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 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 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
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 5 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 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 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 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 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 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 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 果。而且，在 MPEG4 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 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 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 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 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
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 QuickTime VR
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 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 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 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 年 10 月 18 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 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
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 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
黑色的 Polo 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 8 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 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 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 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 l0 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 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喧，目光平静而严肃。 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 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
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 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 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 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 “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 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 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 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 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 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 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 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 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
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
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 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 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 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 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 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 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 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 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 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 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 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 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 lo 亿个小时。比尔幽默 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
—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 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 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 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 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 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 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 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 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 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 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 有 45 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
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 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
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 5
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
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 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 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 着 14 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 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 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 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 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
最火 的 研究 院 ，最 伤 感的 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 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果也越来 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两年之内，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论文 28 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作了 11 个主
题报告，提出了 49 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 10 所大
学和 l5 000 名大学生作了交流。2001 年 11 月 1 日， 微软将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当时微软研究院的人数只占中国相关领域的科 研人员总数的 l／30，但是我们在高质量国际期刊 发表的论文却是这些中国科研人员的 170 倍。后来， 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最 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当 10 年过去，在今天的 2009 年，依然有媒体 记者在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如果人们 并不健忘，应还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微软在中 国受到的品牌冲击：它被猛烈指摘为垄断者和不愿 了解中国规则的强硬主义者。而 1998 年研究院的诞 生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十年里，它持续 招贤纳士并在中国进行创新的作为，极大地冲淡了 微软之前咄咄逼人的只顾赚钱的形象。连盖茨也对 美国媒体承认，微软亚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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