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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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
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　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　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　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　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　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正式决定改变专业。
我的导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以后，发现我是　慎重考虑过后作出的决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　有多说什么，还帮我办理了转系手续。现在，我非　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　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　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　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　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　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随后，我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也证明了，一个
人的兴趣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学习热情，找出我那时　的成绩单，你能鲜明地感受到分水岭一般的变化。　之前在“政治科学”专业，我的成绩单上不是
B　就是　c，到了“计算机”专业，我如鱼得水，每天　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兹维·郭历理（Zvi　Galil）　教授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的课，被公认为是　计算机专业里最难通过的一门课。虽然教授是个以　色列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的英语很难懂，因此，同　学们上这门课都很挠头。这样一门课，我居然考了　l00　分，也就是　A＋的分数，创造了该系的一个纪录。　郭历理教授找到我说，
“这门课程从来没有人得到过　100　分，你居然　就得到了。”他多年以后见到我，竟然还记得我就是　他的课上唯一得满分的那个学生。
大三大四，我就开始和研究生一起选修硕士和　博士的课程，接手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些项目就是　一个个的课题，在这些领域中，我尝试着攻克一些
难关。
在“自然语言处理”课上，我提出：“能否挑战
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能否用计算机写一个程　序，表现和人一模一样，让人都无法分出真伪。我　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做一个即时通讯的系统，通话的　另一端不是人，而是软件。我当时和另一位非常有　才华的华人同学胡林肯（Lincoln　Hu）一起，做了一　个模仿老师的软件，可以回答任何和“自然语言处　理”相关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程序并没有　100％模　仿成功，但是其表现超过了老师的期望。老师非常　喜欢我们的创意和成果，给了我们最高的　A＋分数　。
在约翰·坎德（John　Kender）教授的计算机视觉　课程上，我和胡林肯做了一个运动光显示（moving　light　display）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人的四肢上　绑上灯光，然后在人自然行动时捕捉灯光的移动，　再从中推算人的四肢物理移动公式，探索如何模拟　人的四肢行动，做出人类走路和其他行动的仿真合　成。这个问题有许多数学方面的难度，我们找到一　篇著名的博士论文，是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　博士写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成

绩发下来，我依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最好成
绩　A＋”。
约翰·坎德教授很惊讶，他对我说：“开复，真　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你应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的教授里克·雷斯特直接交流交流。”
“什么，约翰，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啊”我很惊讶地说。
“怕什么，这对你们的研究大有好处啊”坎德　教授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坎德教授其实是在为我　申请卡内基·梅隆大学铺路。后来，我真的给里克·雷　斯特打了电话，交流了我们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些看　法。就是这个电话，让我后来的人生又有了一些戏　剧性的变化。我毕业的时候，坎德教授推荐我去卡　内基·梅隆大学念计算机博士，而雷斯特教授一直　记得我的论文，所以，他就帮我作了一个建议录取　的推荐。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一　直和雷斯特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跑去微软　工作，我当时去了苹果，我想去找他合作，被他婉

拒了。后来，又是他把我挖到微软，成了我的老板，
而我从微软离职的时候，又是他警告我，“小心，鲍　尔默真的会告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我合作的胡林肯，他也是　从台湾来的小留学生。这两个项目的成功也给了他　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方面。　胡林肯后来成为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s
＆Magic）的首席技术官，他在《深渊》、《终结者》　等著名影片中负责用计算机图形来模拟特殊效果，　两度得到奥斯卡科学技术金像奖。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　GPA（grade　point　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　3．5，第二学期的　平均成绩下滑到　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　我此后三年的　GPA　达到了　4．1（2　个　A　一，l4　个　A，
10　个　A＋），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　GPA，使之
达到了　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　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　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
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政治科学系的　同班同学，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和我　分享旧照片的时候，我猛然发现，美国现任总统奥　巴马也在我们的班级合影里。我惊讶地问他：“难道　奥巴马曾经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对方说：“是啊，　你难道忘记了，班里有个喜欢戴帽子的黑人同学？”　我恍然大悟，原来坐在教室右后方的角落里，总是　戴着一个大帽子睡觉的那位，就是如今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啊而当时的我，总是坐在教室的左后方睡觉。　后来我见到一位从事律师行业的老同学，他笑
着对我说：“转系亏了吧，不然说不定你现在也是教
育部长呢？”我哈哈大笑说：“你没转系，现在也不　是司法部长啊。可惜的是，我都没怎么和奥巴马说　过话呢。”
玩游　戏　，打　桥　牌
大一的时候，我迷上了设在校园中心的电子游
戏机。我像很多孩子一样，从刚开始试试玩，到后　来就走火人魔了。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的简单多了，我常玩的　一种游戏叫做　Space　Invaders（外空侵略者），屏幕　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　游戏者只要把它们一一击中就能得分。那个时候的　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　慢慢移动。即便这样，校园里依然有无数　Fans（粉　丝），排着队玩。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到了后来，我　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　位数，最高分数是　9　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　清零。而且，每个妖怪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　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　999　分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
超过了　9　999，机器就会自动清零，因而就无法记　录下你的分数了。为了保持我的纪录每天都是最高　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
边计算自己的分数，玩到　9　999　分，我就自杀，这
样，机器就正好将纪录保持在　9　999　分。而这样，　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　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到后来，我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我　每天的战绩几乎都是　9　999。我每次都把自己名字
的缩写　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看到这个纪　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　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而当我一出现，　大家都会说：“看，高手　KFL　来了”
大一下学期，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挑战　性。于是，我重操旧业，疯狂地玩起了桥牌。
在美国，桥牌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有　着社会公认的繁琐的“升级”制度。一个人只有不　断累积分数，达到　300　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　桥牌“终身大师”的荣誉。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　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　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

国桥牌联盟为了鼓励大家玩桥牌，就设立了这样一
个“终身大师”的级别。
不过，要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绝对需要长期　的狂热。美国桥牌联盟刚开始规定，每打一次桥牌　比赛，选手可以获得大师分，比如你在俱乐部得胜
可能得　0．1　分，赢了十次比赛才得到一分，那么要　比　3　000　场才能拿到“终身大师”的称号。这样有　了目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都很热衷桥牌，他们　有的是时间，这么一来，社会上打桥牌的人就增加　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一定　都是桥牌高手和专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的老人。　不过，后来有人抱怨“终身大师”的“含金量”　不够，于是桥牌联盟增加了两个规矩，比如，在　300
点里面有　50　点一定要是在国家级别或者大区比赛　里面得到的，50　点是小区比赛获得的，这样一来，　“终身大师”可不是单凭“耗”就能得到了的。
那个时候，美国狂热的业余桥牌爱好者都以拿　到“终身大师”为荣，并且为此积极地努力着。而　我从高中阶段，就已经为桥牌着迷，因此得到“终

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　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打六场，　每次五小时。这样下来，每星期除了要花　30　美元的　比赛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沉浸其
中，乐此不疲。
每去桥牌俱乐部打一次桥牌，如果赢了对手只　能得到“0．1”分，这意味着打到终身大师的级别，　几乎遥遥无期。但那个时候，我处在学习“政治科　学”的枯燥乏味当中，完全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于　是，我开始走火入魔，为了积累点数，我们还去一　些社区的俱乐部里打，因为社区的俱乐部里尽是些　牌技不佳的老人，我们赢了他们可以容易地得到加　分。一直到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社区第　一名的奖杯。那就是我们赢了一些退休在家的爷爷　奶奶们的结果。
不过，现在想一想，和退休的爷爷奶奶打牌完　全不是为了提高牌技，而是为了单纯地积累分数，
这样的玩法确实有点“无聊”。
后来，为了积累分数，我们经常不惜血本地参
加各种比赛。有一次，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我和　我的搭档坐飞机跑到了北纽约州的一个城市里，四　个人住一个酒店打牌。其中两个人睡床上，两个人　睡在地毯上。我们参加的是四人赛（就是四个人一　队），每晚我们都要开会，犯错最多的两个人都要作　检讨，而且只能睡在地上。
我们一天打四场桥牌，分别是从早上　6　点打到
9　点，从　9　点到　l2　点，从下午　2　点到下午　5　点，从
下午　6　点到晚上　8　点。没日没夜地打牌的结果是，　我们终于赢得了“败部冠军”的成绩。所谓“败部　冠军”，就是全国锦标赛是从　1　000　人里挑选出　80　人参加决赛，而剩下的　920　人再举行一个“败部比　赛”，我们就是那　920　人里的冠军。这个“败部冠军”　的奖状至今还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这里要特别感谢　美国桥牌协会，在奖状上没有写“败部”两字。许　多人到我书房一看还以为我真是美国冠军呢。
为了“终身大师”的称号，我们还坐火车去耶　鲁大学、哈佛大学参加桥牌比赛，参加“常春藤杯”

的比赛，拿到了常春藤杯的冠军。我们去社会上赢
取各种赛事的名次。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　于凑够了　300　点的点数，得到了“终身大师”的称
号。
毕业以后，我的一个搭档亚力克斯·奥恩斯坦　（Alex　Ornstein），参加了“百慕大杯”（类似于足　球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二名。他　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美　金，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他的嗜好能成为职业，　真的让我也有点羡慕。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　“开复，要是你没有选择计算机，或许也会在桥牌　桌上度过终生”。
打桥牌虽然使人走火人魔，但是这也是一种益　智活动。回想起来，我也在迷恋桥牌的过程中，学　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读”你的对手，从　他们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来推测他们有什么样的　牌。比如，如何进行推理，通过对手打了什么牌或　叫了什么牌，或者通过对手没有做的什么事，来推　测他会有什么样的牌。另外，桥牌比赛对诚信非常

重视。搭档的暗示只能够经过打的牌和叫的牌来传
达，绝对不可以用面部表情，或刻意放慢出牌来暗　示，如果这么做了，将会有严格的惩罚。
通过桥牌，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一个“牌品”好的桥牌手应该会自我批评，对犯错　有所反思，宽容搭档的错误。而在打牌的过程中，　总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的性格。记得有一个搭档
阿兰（Alan），虽然他的牌技非常高超，但是他总是　脾气很大，总是指责别人，尤其是和退休的老爷爷　老奶奶打牌的时候，总是脾气暴躁地骂他们出牌太　慢。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对他大吼：“Alan，1　will　notplay　with　you　any　more。because　you　aye　a　savage　bully（阿兰，我再也不和你打了，因为你是　个野蛮的凶神）。”当我说完这句话走出去时，周围　竟然噼里啪啦地响起了其他同伴们的掌声。
在打桥牌的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和　成功，是对各个方面的一种磨炼。后来，我从微软　回到中国工作，为了活跃员工的生活，我在每周四　安排了桥牌俱乐部的活动，让喜欢打桥牌的员工打

比赛，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另外，当我发现中国有
很多桥牌迷的时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为和合作伙　伴或政府官员交流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感　谢大学的那段“疯狂岁月”，正因为有这个兴趣，我　和很多员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为公司树立了良　好的形象。
在大学二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预感到，如　果继续这么沉迷于桥牌，那么我将变成一个不折不　扣混日子的“坏孩子”，也将荒废学业。我想到了父　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决心回到正常的轨道中，　打桥牌的次数迅速降低，而且，后来我有了我钟爱　的“计算机”，也把我从“堕落”的轨道中拉了回来。
打工　生　涯——发现　别　样的　世　界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　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　need—blind　admission（需
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
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　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人情况和储蓄情况，　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　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　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　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　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　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　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　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　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　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　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　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　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

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　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　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　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　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　回去的这　l0　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　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　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　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　10　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　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　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　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　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　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　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　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作一些计划，写点程序，

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
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　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　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　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　Cobol　语言编写的。法　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　IBM　主机移植到价　格低廉的　DEC　VAX　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　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　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　7　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　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　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　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　诉他，大概　8　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
9　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
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　对待“8　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　月初，
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　7　月底，我才
如梦初醒，想起对院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　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　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　地写。眼看到了　8　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　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得复杂，整个程序要　8　月底　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　9　月开学的时　候。”
我原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会让院长生气。而且　我已经后悔　7　月的疯狂，并决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　做好。没有想到，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　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长决　定还是把这个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很显然，我已　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　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　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　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第二　天，我找到院长，对他说，“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让

您失望了，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因此，我要把您
已经付给我的工资还给您。”院长这时候反倒已经心　平气和，他对我说，“不用了，我想你已经接受了教　训。你没有工作经验，犯错也是难免的。”
被拒绝的这一课，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　的脑子里。这件事情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时时刻刻　地监督着自己，让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保持一种律　己的心态。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　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　不但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也会让周围的人接二　连三地失望。而这样的人，自己不但会丧失通往成　功之路的基础，也会让他人处于“失信”的阴霾当　中。法学院院长的最后几句话后来一直在我的脑海　里萦绕，若干年后，我自己也走上了公司的管理岗　位，面对上司和下属更高的期望，我一直以“言行　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提醒自己。
大二暑假，我开始自己寻找“暑期工”的机会　来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的机会，　是一个打桥牌的朋友介绍的。某一次桥牌比赛后，

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她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
为何不到我们这边试试？”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　一家投资银行来进行面试。
面试的过程非常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　感的信息，因此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品质要求特别高。　他们用测谎仪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