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松看台湾-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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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群人不用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滞的样子，旁边开的是宾士各种轿车。我请问你，他除了追求生存的尊严，他能追求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给他希望，改变他，让他觉得他不要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假的台湾意识，而让他可以很理性地看整个大局势的改变，然后抛弃掉这个地方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是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条件。所以你Say　yes，这个yes不是靠说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不是的。他没有了未来，给他未来，他没有了希望，给他希望，你把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让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的方法，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质变，政治人物、少数领导者的操弄跟一时选举的胜败，就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只是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动的，而且随时爆发危险，这是我的看法。
　　不做政治启蒙者，愿做心理辅导师
　　白岩松：大陆有很多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渠道，包括很多媒体人员会注意到你在台湾不停地说话，因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其实文茜都经常会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说的这些东西谁在听，我要说哪些东西？
　　陈文茜：是啊，其实我尤其是2004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是废话，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改变不了很多人的成见，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所以我就会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20岁，在那之前台湾有像殷海光，或者是某一些人，你要知道所有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他很多事情从来不是很短线地去注意立即发生什么，我说的马上就能有用吗，我不知道我有用没有用，或许我种个种子，或许我就是一个最后被铺上去的没有意义的石头，但是我说了，至少表示我存在，就是存在主义，我说了表示我存在，我是把我自己很真诚的想法当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说了，我连我自己都不当一回事，我被你践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不是吗？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你每天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说的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因为大多数人是活得很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对不对，他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因为他不是执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势，他到底想的对不对，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他打开电视，他打开广播，他看文章，他听到你，他阅读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发现，我是对的，你就帮助一群人，（让他）相信他的真理，因为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体崩溃掉了。
　　台湾就像马戏团
　　白岩松：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是跟这三个“解”是有关的，要么解惑，听听大家说什么；要么解气，说得过瘾；要么解决，你觉得这三个“解”里面，哪些话是听文茜的时候最多的选项？
　　陈文茜：我觉得是前两个，解决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比如“三一九枪击案”，公共政策他们觉得比较可能（解决），所以台湾最近开始有很多人会希望讨论公共政策，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台独”总能解决吧，贪污总能解决吧，那些事你说说他总可以解决吧。最近大家对这个层次比较在乎，两岸问题在连战先生访问中国大陆那一次之后，许多人认为气氛变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所以他想听到两岸问题的很多现状。我自己认为说，我不是从他们想要听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会想他们该听什么，所以像我现在自己做电视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转型，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到大陆去，在香港，看那边的报纸，海峡这么短，可是那个距离好远，好像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台湾大多数的人因为他的资讯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连国际发生什么事，大多数都不太晓得，每天追逐非常综艺的，有人说台湾热衷政治，这是错的，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名模在大连摔马了，它希望（这个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名模她先生打了她一顿，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就可以被讨论八九天。
　　白岩松：这几天我已经感受到了。
　　陈文茜：有一个艺人自杀死了，他可以闹个二十几天，比宋楚瑜访问大陆来得重要，所以台湾是一个马戏团，很多人说它热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热衷综艺。我自己会想这些人该知道什么，他不能不知道大陆发展的事情，他跟大陆，对于大陆所有的资讯越隔阂，其实那个心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感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他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的偏见就会不断地重复。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应该多说一些话，多做一些节目，甚至每一个礼拜固定地把大陆当地很多地方发生的不同的事情，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像你们现在跟美国Unico石油公司并购的事情，跟美国的争执等等，还有比如说上海浦东要变成经济的金融实验特区这个事情，让台湾人民知道，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跟这些人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常说什么叫我跟你是同胞，我跟你是同胞不仅在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仅在一百年前是，是我跟你在这个事情上有共同的记忆。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由于资讯的拉开的关系，它没有共同的资讯，也就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远。所以我刚刚讲说质的改变，一个是经济的部分，一个是人的思想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白岩松：我也听到最新的一句话，这是文茜说的，我不应该只让2300万的台湾百姓认识我，也应该让中国的13亿人都认识，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做的好多事情已经做到头了，也许换一个方向去做，也同样可以去促成你希望促成的很多事情？
　　陈文茜：几个原因，一个是年龄，而且第二是台湾的事，重复性，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你知道中国也曾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概从16世纪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世界一直在改变，中国没有改变。
　　白岩松：有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陈文茜：《停滞的帝国》，是吧。台湾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全部都停滞在那里了，它停在那里，可是岁月一天一天过去，我不是20几岁还跟着它停滞就算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我说我人生还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它的发挥，就那么十年，我把这十年消耗给停滞的这群人，等到想通了，我已经完蛋了。还是我把这十年花在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未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到了台湾这个时局，其实这个年头全球化跟整个大陆的崛起，你也没有必要死守一个小岛，所以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来比较重视思想性的、文化的，或者说整体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自己所有的，像我20几岁关切的重点慢慢转移，这个也并不容易，因为你在大陆这块的了解没有像过去你对台湾问题那么清楚，所以你就逼自己要学，看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东西，把专注、把各方面的背景往那个地方去移动。给我一个感觉，你好像重新年轻了，你觉得你好像又变成第二个人生、第二个童年、第二个开始，也有好处，这对中年人绝对有好处的。
　　白岩松：当然你谈的是自己，但是毕竟要通过媒体、通过文章的方式，在大陆的一些杂志上现在也会偶尔看到你的文章，而且密度在逐渐地加大，另外去凤凰做节目，包括连宋行的时候你会在大陆的媒体经常露面，可以说陈文茜来了，面对大陆她来了，你希望带来什么，你希望对大陆的观众、读者都说些什么？
　　陈文茜：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世界，我其实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特别在16世纪，我一直在了解为什么中国停了，在最富强的时候停下来，它的问题在哪儿，它一定有问题，它不是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是帝国主义，如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那需要努力的应该是什么，那个错误是什么？我有一个答案，可能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并不接受，因为我在凤凰说过，他们很生气，我认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面对全球的观点，它欠缺一个世界观，它觉得它是世界中心，可是它非常封闭地活在自己的紫禁城里面。
　　对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很感兴趣
　　白岩松：我相信你这段话反而在大陆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因为在大陆无数的学者、文章其实都在写这样的东西，甚至大家都会熟悉一个笑话，过去皇帝在面对外国人进贡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来了，跪着”，人跪着可以拿走他的国土，但是他觉得跪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大陆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几百年，也在寻找原因。
　　陈文茜：今天我们刚好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舰队后来为什么没了，现在的中国在崛起了，可是它改变了吗，它真正ready去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改变，而且了解它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世界里头，它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头，除了它过往的悲情之外，它在全世界的新的战略地位里头，它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比你的军事准备，比你在很多经济上头的准备，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更是重要，对老百姓也是。所以我如果讲16世纪的中国，它的经济准备、它的军事准备绝对都是充分的，可是它的心理准备出了问题，就是它对世界的观点，它不了解说我要不断地扩张，这个扩张不见得是侵略别人，可是我不断地学习，我不断地改变，我从来不满足我的现状，我要不断不断学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些，我还要加入更多，我有了这些还不够，我要加入更多。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过去的这段时间将近100多年了，甚至200、300、400年的空白，所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好像在跟世界抢时间，它的发展速度都是坐直线电梯上去，它已经很了不起了，说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像上海几步跳，所有在全世界看过不同国家发展的人都对大陆竖大拇指，就是一句话，敬佩。可是它有些问题走到了顶点的时候，它也会碰壁的，比如说它上次大家就捏一把冷汗，WTO的问题它能过关。第二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美国文化侵袭的时候，中国怎么一方面维持它的全球化，可是一方面找到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讲，它的考验越来越大，是的，改革开放，是的，跨出一步，你经过了很多的困境，可是在你前面困难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如果想到中国大陆去，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文化人出身，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怎么去维持它独特的文化的主体性，像我特别爱北京，我也很喜欢上海，二三十年代的风格，可你不能像这样搞一个新天地，全部通通都是，都是外国的教堂，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上海虽然不古老，可是它总是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怎么会搞得全部都是像那种非常无趣的西方教堂的复制。而且，像沃尔玛进去你那里，所有的大卖场都是美国的文化内容，好莱坞进去了，你的文化产业统统被挤倒了，它有商业机制，你就垮掉了，所以我对这些部分的兴趣其实跟台湾问题是没有关联的。
　　北京对我不是一个城市而像一个男人
　　白岩松：所以文茜特别喜欢北京是吧？
　　陈文茜：特别特别喜欢。
　　白岩松：而且一定不是新东方，而是类似故宫、颐和园等等。
　　陈文茜：当然，而且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男人，脸上有很多沧桑的表情。想到它的悲情就觉得它特别迷人，可是觉得它很倔强，然后又看到它的柳树，又觉得它很温柔，所以我对北京的感情很特别，我曾经说北京像一个满布创伤的男人，可是脸上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我就看到你们在冬天的时候，天安门前面那个长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没有人，只有几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就几个俄罗斯式的路灯，然后再经过一条路，又有一些运河，杨柳没有全部落光叶子，还有一些绿色的叶子，运河在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白的雪，好美丽。
　　白岩松：如果把它转化成男人的话，会不会是现在单身的文茜一个理想的老公的形象？
　　陈文茜：大概是，我想是，没错，就是北京那种热情的，我基本上不会喜欢上海那种风骚型的男人，不过我常常吹牛说我要去找一个上海男人，他很顾家，他很体贴，不过人有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选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喜欢北京，非常喜欢。
　　不能忍受生命停滞的感觉
　　白岩松：但是经常住旅店，甚至你会说要把世界上100家非常有名的旅馆都给住到，这种流浪的感觉，包括17岁会从台湾的南部到台北，27岁会去美国，37岁会从美国回台湾，47岁会去香港，如此一种流浪的感觉，有没有内心希望它停下来的这种冲动？
　　陈文茜：我想停不下来吧，这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天生注定很多事，像我就是，从你刚才问我的几乎每一个问题，我后来知道我回答的样子其实引起我在讨论问题时候的障碍，可是我天生如此，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子做政治工作，对抗这些财团，或者某些事情，或是台湾执政党，老是这样子跟人家无法妥协，对我是不利的，可是我命运就是如此。很大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流浪，很大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停滞了，我特别不能忍受那种整个人生命停滞的感觉，你就觉得你一下就老了，人会觉得老，不是你的岁月，而是你停了，那个钟停掉了，我这几年就很强烈的感觉我的钟停掉了，所以我需要去香港，再从香港到大陆去，我需要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新的青春，新的生命，钟又可以有重新动的动力。
　　容易迷恋“历史性”
　　白岩松：如果有一天在我们还都没有年老的时候，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海峡两岸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并且是双方都接受了，你会热泪盈眶吗？
　　陈文茜：会啊，我看连先生到北京去，就已经是了，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历史，历史性，historical这个英文，就是你很容易对“历史性”这三个字迷恋，会被那个东西感动。所以我到北京去会感动，在上海的黄浦江你想到当时黄浦江外滩怎么起来，日本人进来，国民党最后还要把军队撤走，那条江有多少悲剧，你就会很感动，就是说“历史性”这三个字对我的召唤好像超越常人，有一点魔幻的，好像魔术，一按，你的眼泪就会掉下来。
　　写文章会让自己很平静
　　白岩松：有的时候在做政治的时候，要跟别人吵，要跟别人骂，甚至要拍桌子等等，但是你经常会写文章，这个文章是不是你的降落伞？
　　陈文茜：我不拍桌子，我几十年从政没有拍过桌子，也很少大声骂人。写作，你知道我写的很多作品，像我写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女人夕阳情》，是一个中年女子，我当时住院出来，被抓到“立法院”表决，后来吵架，我就写写写，它有点像和尚在念经，心情就一边写一边好，好好休息就很平静。
　　白岩松：非常像季羡林，季老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他的好多文章是开会的时候写的，这个耳朵听着，这个耳朵传出来的是自己要写的东西，草稿就打完了。
　　陈文茜：反而特别平静，在乱世里头，像《西线无战事》他们怎么写出来的，在战壕里头写，回到家乡，看着马铃薯，没有战事就写不出来。你对和平的渴望，战乱中特别强，真的战乱结束的时候，那个和平就没那么美了，你知道吧。
　　白岩松：写文章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陈文茜：你好像拿了一个笔杆，然后就觉得我还在，然后好安静，我不受外界影响，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跟自己对话，所以在这个时刻写文章，它是你的一切，家庭、亲人、情人、爱人一切，然后在那个里头你有一种，你知道吗，你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平静，说不出来的。
　　希望未来我墓碑上只三个字：陈文茜（1）
　　白岩松：最后一个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文茜会因为节目，会因为从政的历史很长，可能会被很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去罗列，可是今天我们聊天完了之后，我最大的一个词汇是，也许可以把“诗人”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已经很稀少了的词给你，会不会对？
　　陈文茜：希望如此，希望如此，我最怕被人家摆一个牌子在前面，好像做政治评论家，好像我很难抗拒这个ti－tle，可是有一个说法供你参考，他们说，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如果我死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帮我写墓碑，他是杨照，一个文史家，他就是一个诗人，他就说我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ok，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墓碑就写陈文茜就好了，既然无法归类，你就把她归成一类，这个类就是她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
　　白岩松：我觉得政治可能是你一种写诗的方式吧。
　　陈文茜：对我来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旅行是一首诗》，不过我的诗跟李敖不同，我的诗是属于苍凉感的，李敖的诗是打油诗型的，他的政治也是嘻笑怒骂，是打油诗型的，所以他比我开心一点。
　　○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陈文茜
　　○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
　　———陈文茜
　　○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
　　———陈文茜
　　○我是很担心新闻的娱乐化和色情化，我一点都没有用错词，在台湾新闻当中都会看到“三级”的画面。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林志玲受伤这是台湾岛内大新闻，第一条新闻是林志玲受伤被轮椅推出来，第二条新闻是台湾男士痛恨林志玲的主治医师，因为他摸遍了林志玲的胸，第三条新闻是盐水袋破裂，她的母亲出来澄清没有这回事。这种竞争他们底下都说觉得这种局面不对，但是你让谁改谁都不敢改，因为僵在那了，这种方式不好，但是用一种什么样方式慢慢让这种娱乐节目做得更有智慧？台湾有很多非常棒的节目，我还非常钦佩台湾很多同业人员，虽然你平时看到很多新闻，觉得有点色情化、娱乐化，但是当台风来的时候，他们的节目也做得很深刻。
　　———白岩松
　　○岩松在采访陈文茜的时候，陈文茜说台湾更像一个马戏团，每天都有一出戏，今天是林志玲，明天可能是竞选。但是在台湾经历海棠来袭之后，台湾媒体特别专业，我们到哪儿，直播车到哪儿，包括他们记者也是非常危险，广告牌随时会刮下来，但是他敢站在广告牌下去拍，有的记者重一百六七十斤都被刮倒了，眼镜找不到，非常敬业、职业。海棠这个事之后，我就敬佩他们的职业感，他们在报道口径或者报道方式、观念上跟我们是有差别的，可能是受环境的限制，但是确实在职业感方面，是我非常敬重的。
　　———王立明
　　○我问她如果把北京变成一个男人的话，是不是单身的你特别想嫁的那个男人？她说是啊。我觉得其它的都不用说了，就这一个“是啊”就证明她对北京的感情。
　　———白岩松
　　希望未来我墓碑上只三个字：陈文茜（2）
　　陈文茜
　　1958年3月25日生于台中。
　　1976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20岁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完全是义务的工作。1987年赴美留学，取得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1995年5月1日，她结束在美国10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台北成为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她十个指甲涂十个颜色，染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穿着大胆出位，思路清晰、口才敏捷，一出场就抓住众人的眼球；她组织的载歌载舞的助选活动一扫民进党一贯的苦情形象，不到一个月，全台湾人就认识了她；她的出现立即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不穿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