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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死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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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预约死亡
作者：毕淑敏
内容简介：
《预约死亡》是九四年度最具分量也最具影响的一部小说，读这样的作品，其内容的强烈指涉作用会使我们忽略作家的亲历和体验的写作形式，而不得不把目光移向我们自身。
在当今文坛上，毕淑敏是一位始终以自己的创作关注并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优秀作家，当她用极富热情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临终翔”医院的真实图景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幅濒临死亡的画面，而是死亡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人道精神和人性之美。
死亡，并不是什么哲学命题，而是人人不可回避的事实。虽然中国人向来忌讳甚至拒绝谈论死亡，但仍然要面对这如同生一样令人无法抗拒的最终结局。值得庆幸的是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可以选择更为文明进步的死亡方式。缓释或者消除众死亡时精神上的恐惧与肉体上的痛苦，让他们保持着人的尊严平静地迈向死亡，这样一种列为人道的死亡意识的确立与培养，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传统而只有混乱的天命观念的民族说来，显然具有超前和挑战的意义。
在作品中，作者以一个医生严谨客观的态度为读者描述了真实的死亡过程，更以一个女作家的身份，为我们塑造了充满爱心、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尽心竭力的人物形象，富有事业心的院长，后悔选错职业却又尽心尽责的齐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越发现出生命的美丽与优雅的护理员小白……正是他们精心卫护着垂死者，把人道的精神铺到个体生命的临终舞台。
对他人的爱护与关心，也是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更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越。
小说刚柔兼具，细腻的毛触与恣意纵横的议论；柔美缠绵的故事片断与气势不凡的整体构思，显示了作家宽广的人道胸怀和细致入微的写作功力。
正文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 毕淑敏 年龄 70岁 性别 女 籍贯 山东
诊断 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象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迁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此绝顶可握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象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揸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旮旯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象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示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揿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XXX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象，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死法。其实大多数人的死象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象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象四只巨蟹。我是每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家殂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
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治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有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的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
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1000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里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好象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不大一样。
阴阳界。
生命象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一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象受了热的塑料渐渐抻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象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的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骇。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
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
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
“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那么就朋友吧。虽说这种事不太好办，但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你请你要好的朋友来一下，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飞走了。你母亲的后事，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操办。我们会尽心尽意地去做。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给你捎去。一定象你在场一样肃穆隆重。”院长设身处地地说。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依旧眉头紧锁：“我相信你们，但这件事不能这样办。
我是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假如我不能亲自给她老人家送终，我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这一辈子。坎我拿哪 一国的绿卡，成了哪一国的华裔， 我的灵魂都会不安。骨子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套中国人的神经系统。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善终，她只能在我的怀里死去。其它任何一种死法我都不能接受。“
见多识广的院长糊涂了：“可是那该怎么办？你是知道的， 我们这里是不做安乐死的。”
曾经有一家子女把患皮肤癌的老父亲送到医院后，对院长说：“人就交给你们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医护人员顾不得说别的，先把人搀到床上去。一走动，癌被触醒了？ 鲜血顺着老人的裤腿灌满了两只鞋。他的肢体象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象停尸房。
“大夫，让他早点去了得了。他也省得受罪了。为他好，也为大伙好。大热的天，您看苍蝇可劲地往这院里飞，红头绿头的直打架。跟您商量商量，让他安乐了得了。”儿子边给院长递冰激凌边说。
院长说：“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理解。我的这所医院是唯一不以延长病人生命为宗旨的医疗机构。但是我没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假如实行了安乐死我们说不清。”
一个外国同行的故事让院长痛心疾首。
一个美丽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治疗只是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治疗本身更加得她的痛苦。
我实在是受不了。医生。从我患病以来，我求过您多少次，但这是我最后一次求您了？ 我不能让我的所有感官，都成为储藏痛苦的容器。我不愿意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医学的威力。我的生命现时对我已毫无意义，它只是病的跑马场。我的意志已经走到尽头。
我除了消耗别人的精力与财富以外，唯一的用处就是感受痛苦。经过郑重的考虑，我恳求帮助我，结束生命。
那位医生冷静地说，女士，您刚才谈论的问题，应该去问您的丈夫。作为您的保键医生，我只能告诉您，您对病的了解和预后判断，都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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