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政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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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血口喷人！无聊！”
　　“人家的笔录上有白纸黑字！”
　　“是你们搞逼供信！”
　　“好，就算没有走后门，你们混在一起也不光是下棋吧？不光是讲故事吧？不光是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吧？9号仓里就这几团毒，你不知情还有谁知情？你以为我们公安局是粮食局？都是吃饭的？”
　　他用电棒指定一个台灯架，一按电门，棒头立刻啪叭一响，白中带蓝的光团爆出，震击得台灯架一跳。我知道，下一步我肯定就是这个台灯架了。我看见他的电棒头已经逼近过来，逼近我的鼻尖，知道自己马上要发出一股焦糊味，就要头发竖立和眼球外突，整个身子跳到天花板上去。
　　我果真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倒在地下，满面流着冷水，眼
　　中是车麻子朝下俯瞰的一张脸，在水花那边有些模糊和变形。
　　我听到他哈哈一笑：“我没有按电门，你小子晕什么晕？你还没学会视死如归啊？”
　　有一个管教好色，看中了一个女犯，值夜班的时候常把这个女犯叫去谈话，进行思想教育，然后要对方按摩，吃她一点小豆腐。他没料到对方按摩时偷听他打电话，察觉了他的一个圈套。他当时受人之托，正在设法给瘸子减刑，为瘸子制造了一个立功机会。他的这一招很阴：让瘸子去鼓动黎头越狱，假模假式提供锉刀一类工具，但准备在案发之前及时举报，一举制止越狱事件。这不就立功了？
　　按摩女郎把这事偷偷告诉了两个囚友，于是另一个女犯把风声透给了黎头。不用说，黎头心一横，先下手为强，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这是一种说得通的说法。当然，关于瘸子的死还有其他说法。有人说他的哥们统统招了，让他始料未及大为悲愤。他是个心高气盛的人，眼下制毒证据确凿，身为主犯罪大恶极，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判个无期。听检察官和律师都这么说，他不愿在监狱了此残生，便断然结束自己，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也似乎合情合理。不管出于哪种情况，他的死都让我深为可惜。他一个初中毕业生，做出那一堆堆的高等数学题，一直让我惊叹学海无涯。他对生活的看法，虽不被我全部接受，却使我深深震撼久久难忘。有一天夜深，他迟迟没有睡下，嚼着嘴里的一根干草，一口咬定这个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了：“……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要是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他冲着我冷冷一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悔改机会的人，比方说没时间了，不能重新开始了。”我怯怯地说：“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不是潜在的罪人，就是后悔的罪人，是吗？”他点头：“对，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罪孽深重。”
　　我辩不过他，没有他那么多学问，更没有他动不动就提到的《圣经》。但我已察觉到他白中透青的脸上有一种死亡气息——那一夜他是不是对厄运已有所预感？
　　多少年以后，我从老魏那里知道了安妮的行踪，一心想找到安妮，想知道她是不是那个给黎头透风的女犯，或者说她知不知道那个女犯——这关系到黎头在我心中永远的疑点。当时老魏已经离开机关了，公司又破败了，办公室里堆了半个房间的旧货包，一台传真机据说是坏的，冰箱里只有西红柿和几包方便面，桌上和地上还有薄薄的灰尘。看来这里没有安妮那样的小秘书来侍候老总了，也没有多少谈判和会议了。但这并不妨碍老魏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叠豪壮的项目书，一个劲向我描绘公司的大好前景。也并不妨碍他看在囚友的面子上，慷慨接纳了我，要我当营销部经理。
　　“日本贷款还没到位，因此我暂时不能给你工资，但公司的股份给你10％，或者12％，你看怎么样？”
　　我很感动。
　　“我是最念旧情的人。与你共过一次患难，对你还是够朋友吧？虽说事后没把你们那些弟兄都捞出来，但看守所面貌的彻底改变，践踏人权现象的基本杜绝，还不是靠我魏总？那两个去考察的著名作家，都是我哥们。他们把内参一写，把政协提案一交，公安局就得来乖乖地整改。我本来还想搞个记者团去好好曝它一下光！”
　　这似乎是事实。
　　手机响了。从他突然溶化如泥的五官来看，从他立刻扭腰和跷起小手指的青春活泼来看，手机里想必有女人的香风扑面。他乐呵呵地说不行不行，时间这么晚了，他刚见了中央一个领导，还要等两个美国的传真，实在没时间啊。他又哟哟哟几声，被一只蝎子咬着了似的，说好吧好吧，宝贝，我联系一下美国再说。
　　他收线了，气恼地摇摇头，“唉，都是我大观园里的一帮妹妹。好厉害！现在没多少客人了，天天把我的手机打爆，要宰我的冤大头！”
　　他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一个夜总会，一进门碰上领班就吆喝：“还有哪些没上台的？都来都来，都算我的！”
　　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女子一涌而出，雀跃欢呼又饿虎扑食，把我们严密地押进了一个KTV包厢。其中有一个还坐到他腿上，攀到他的肩上，差一点就要骑到他的头上。不过，她们今天有点高兴得太早了。老魏确实是来收容她们，不过日本贷款没到位，今天不能给现金，只能开白条。
　　花蝴蝶们哪吃这一套？她们柳眉倒竖，翻脸不认人，咸鱼小贩的粗话脱口而出，七手八脚把魏总来了个围抢。不仅搜走了他身上的发票和几张小钞，还搜走了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的一副太阳镜也被人抢走，大概是便宜货，被那个女子看了看，又给甩了回来。一只手表还没解下手腕，已陷入三个疯婆子的争夺之中。
　　“你们欠打不是？”魏总一脚踢翻了茶几，这才吓得花蝴蝶们一轰而散。“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眼睛画得熊猫一样，衣服穿得咸菜一样，一看就是个卖甘蔗的，没一点品位，也想在这里混钱？”
　　看她们低眉顺眼，噘着嘴嘟嘟哝哝，气焰不再嚣张了，他把散乱的头发抹了抹，气平了一些：“叫化子嫌饭馊，还想要现金。哪来那么多现金？现在是文明社会，中国要申请进入
　　WTO，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你们首先就要端正服务态度不是？不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是？不要把一个钱字顶在额头上。钱钱钱，俗气！别说你们这些破冬瓜烂茄子，就是国色天香来了，也不能开口就是钱！你——“他指着一个女子，”要你去矫正牙齿。为什么不去？一嘴桂林山水，还不把客人吓出十万八千里？“他把对方气得哇的一声哭着夺路而去了，又指着另一个胖丫头，”你们也站好！你——讲话最没有礼貌，一点文化都没有，还口臭！只唱得了几首港台歌，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素质怎么行？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读读书？像唐诗，宋词，元曲，总要知道一点吧？像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还有最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总要知道一点吧？……“
　　他的政治教育和人生指导看来没完没了，我把一个点歌簿翻过好几遍，最后装作上厕所，溜出了空气混浊的包厢，来到了大街上。
　　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他们还会拍我的肩膀，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的天空没有四方形的边框，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9号仓的男高音啊。”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里？藏在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地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仨俩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纹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是个蹲过仓的人，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9号，12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很多结了案的犯人没法“投劳”，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仓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组员们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仔子辅导得好，使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呆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头有脸，趾高气扬，一高兴，堂而皇之换上一件新衬衫，到值班室去看看电视，甚至同管教打个招呼，到大门外的小街上吃两个冰激凌，顺便给弟兄们夹带点香烟什么的进来。有一次，一个探监的家属把我当成了便装警察，一把拦住我，求我批准他同儿子见上一面。我耐心地给对方解释政策，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云云，说了一大通。
　　我帮看守所出墙报的时候，还经常出入管理区的房间，参与警察们的一些闲聊，甚至参与他们的学习讨论。有一个死刑犯，以捡垃圾为生，在车祸中断了双腿，活在世上实在受罪，要朋友帮他一把，把他背到桥上再丢到河里去，算是他投水自杀。朋友也是捡垃圾的，想成全这事，没料到一上桥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最终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杀人未遂。警察对这一判决意见不一。车管教是站在我这一头的，说法院完全是胡闹，人家要自杀，自杀就自杀呗，硬留着做什么？不是留着人家来慢慢地害吗？那受人之托和助人为乐的帮手又算得上什么罪犯？冯姐虽然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但说服不了我们。后来他们在打人的问题上又争议不休。车管教说恶狗服粗棍，新加坡那么发达的国家不也有鞭刑吗？他由此认定，抓到罪犯，特别是那种没有暴力倾向的，最好不要关，打一顿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头，额头上烫字，既能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不伤人命，还省了国家的钱财和警力，更重要的一点：免得罪犯们关在一起互相学坏。我在这一点上坚决反对车管教，与冯姐站在一头，强烈抗议车管教的野蛮执法论。
　　姓车的说不过我们，一口恶气最后撒在我身上：“哎哎哎，你来瞎搅和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来的？”
　　我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有话好好说，骂什么人？”
　　“骂你怎么了？你以为教了几页书，就上天了？人模狗样骂不得了？呸，要不是我以前修理你，你小子有现在的出息？”
　　他不说也罢，一说就勾起新仇旧恨，顿时气炸了我的肺：“姓车的，难怪你那儿子也是个木瓜脑袋。你有什么了不起？干了几十年还是个小警察？你今天可以横，可以凶，但我总要出去的吧？你就不怕你以后老眼昏花的时候在街上碰到我？”
　　我没说出的话是：你就不怕碰上我的奔驰600？
　　“稀奇，稀奇，今天是国民党上台了吗？”
　　他跳出椅子，怒气冲冲去寻手铐，但冯姐拍了我的脑袋一下，一把拉住我出了办公室，算是给我及时解围。她还偷偷对我说，车管教的老爹病了，他老婆又在老家的木器厂下岗，
　　闹得他最近脾气很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你不要招惹他。
　　二十四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有一次，我跟一个管教出外买菜，在菜场里遇到了贵八条那个小脑袋。他见我衣着整洁，戴了手表，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把我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
　　“你现在是干部了？”
　　“没有，劳动仔，也就是当个组长。”
　　“组长也是干部，差不多的。兄弟，这事全靠你了，你一定帮我去找政府们说个情。”他的“政府”是指警察，他的事就是要回来当劳动仔。
　　“出去了还想再进来？”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们看在老交情的份上，总得给我一口饭吧？”
　　“你没饭吃？”
　　“吃什么饭？不瞒你说，我天天在这里捡烂菜叶子，晚上就去翻垃圾桶，一张脸皮早就甩在地上，踩了好几脚，不要了。兄弟，你不知道啊，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大，没文化，又是唐家河出去的，人家一听就怕。谁要呢？现在没有工作的大学生，都一抓一大把的。”
　　“你肯定是懒，上班打瞌睡。”
　　“天地良心，我做事的时候连尿都不屙。”
　　“据我所知，所里现在不缺人手啊。”
　　“我就打打杂，不行吗？我洗菜切菜是把好手，扫地拖地也是把好手，就是喂猪掏粪也行。你们不想做的事都归我了！不行吗？”
　　我不能支持他的异想天开。我就算衣着整洁像个便装警察，就算在政府那里有点小面子，也没有能耐把他抓到仓里去就业。我摇摇头，不能接受他一个打火机的贿赂，也不知道那打火机是从哪里捡来的。我拉着一车菜走了，听见他在我身后大骂：“你们见死不救？你们一个个都良心喂狗哇？老收——”他只记得我的外号收音机，“你去告诉他们，将来老子去杀人了放火了，莫怪我丑话没有说在先……”
　　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后来并没有杀人和放火。我听人家说，他刑满释放以后，老婆早已经跑了，一个女儿也不认这个劳改犯父亲，过年都不来与他见面。他到乡下养过鱼，喂过猪，但不巧鱼发了瘟，猪也不怎么长肉。他后来借钱买了一部三脚猫，就是那种吐着黑烟的三轮车，在小街上钻来钻去送客。城管队扣下了三脚猫，说这家伙破坏市容，又是无证黑车，不但要没收，还要车主交罚款五百。他百般求告没有用，自扇耳光没有用，下跪喊爹爹也没有用，一气之下，解下车架上挂着的一瓶汽油，把三轮车一把火烧了：“你们没收呀！没收呀！拿去吧！拿去吧！哈哈哈……”这一故事最后的情节，是他把剩余的汽油淋在自己身上，一划火柴，一个众人围观之下的火球就跳跃着，奔跑着，旋转着，从大街上烧到花坛里，又从花坛里烧到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烧到墙根，直到火焰渐渐熄灭，冒出缕缕青烟，一个黑糊糊的活物还在那里抽搐。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对这个火球大感惊慌。
　　但没有一个人来灭火。没有一个人来扑打火焰，没有一个人去寻找灭火器或者水桶，最后只有一个老乞丐，用一床烂棉袄捂灭了他身上的余烟。
　　幸亏汽油不算多，没把他烧死。人们这样说。
　　在他的一个侄儿闻讯赶来之前，只有老乞丐在街上抱着他老泪横流嚎啕大哭。人们还这样说。
　　每次走过9号仓和12号仓，我都有一股庆幸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也有一点惭愧，好像我正在独享荣华富贵，把幸福建立在弟兄们的痛苦之上。这样，我拖着大木桶给9号和12号仓打菜时，勺子总是往菜汤面上削，好多刮一点油花子，或者勺子尽量往底下沉，好多捞一点有分量的渣子，以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如果他们要我递字条，只要不是太出格的，我也尽量通融，包括把一些错别字连篇的字条传到女仓。
　　我同各个仓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我悦耳的口哨或哼唱，常常激起这个仓或那个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