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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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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他家出来我真的很轻松，谁也没告诉，背着自己的包离开。走到楼底下，我觉得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那种心灵的监狱。
我上班的上午他就给我打电话认错，那种话以前听得太多了。他可能觉得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我就走了。后来我给他姐姐打电话说我承受不了这些了，在我的褥子下面还有两支针剂，我把上个月的工资都给他留下了……我希望她理解我的做法。到了中午，他又开始呼我，说我背叛了他，把他复吸的事情告诉他姐姐。他说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就“滚”，我没告诉他是我先收拾了东西离开他。当时无所谓感情，对他的心已经死了。这样，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我一个人住在家里的一套空房子里。我跟我妈说，我们分手了，别问我什么原因，我们分手不是因为吵架，而是永远永远地分开了。我伤痕累累地回来，这种伤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去说。
那套房子里只有一些老家具。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他了，已经不在乎他了。可是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他，总是针头扎在胳膊上，他无助地看着我，每天这样。
可能他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那种东西是刻在心里的，不是说离开那个人或者他死了就能抹掉的。就是现在经过他家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他活着，我会不会在马路边上看见他？下去问问他要不要钱？现在还吸不吸？
我知道这样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我老是有这种幻觉。
我自己住的那会儿，我父母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们两个为什么分开。我的书桌上摆了一张我们俩的照片，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每次看完都会跟我爸说，我忘不了我男朋友，她不知道怎么帮我，她觉得我特别孤独。
在经历了一个这样生死的过程之后，柳莺的母亲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这样问了，她的回答不假思索。
改变了很多，她的更年期已经过去了，而且她也比较理智了。她对我的爱已经胜过了对我的怨恨。我爸很少跟我说这些，只是有一天他说：“这照片收起来吧。你妈每次回去都很难过。”那会儿我自己住，从个体的状态来看，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朋友，有工作，晚上吃完饭才回来，但是那种心灵上是孤单的。我每天回家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在沙发上坐着，望着天花板望一个晚上，每天都是这样过。现在我的好多习惯都沿袭着，生活的特别独。那会儿我妈就特别希望我能正常地交一个朋友，她觉得我已经丧失那种能力了。她对我说谁家的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我没有反应，她觉得我已经失去那种爱的能力了。但是我知道她特别希望我能有一个男朋友，因为我身体不好，而且工作又不是特别稳定，她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我，能够给我一份安稳的生活。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那种心情。
那时候我回去就煮方便面吃，我爸来了，看见这些，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回家哭了，”我说：“她哭什么？我不是回来了吗？”我爸说：“你妈看见你煮方便面，她心疼你。”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就觉得我将来如果要找个老公一定要对他们好。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给他们的太少了。就包括我妹考大学的时候，压力那么大，我妈生病住院的时候。
我爸离职的时候，我都没有在他们身边，我欠他们特别多。
那会儿也有人给我介绍朋友，我一直都没见。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说给我介绍她老公的同学，人很不错，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回家问我妈。那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我妈问了他的家庭条件之类的，我妈很在意这些，因为她觉得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家是那种高干家庭。我妈说：“你去见见吧。”然后我就去了。那天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老公长得浓眉大眼的，别人说长得跟我挺像的。但是我见他第一眼的那种一闪而过的感觉，我想以后我可能会嫁给他。他站着冲我笑，笑得特别温和。我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你要是觉得还行就继续交往。”我说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妈问我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我说我没有。她说：“你别太挑剔了，交往一下看看。我答应了。其实我想，怎么说呢？我跟我老公第二次交往就开始有矛盾。他非要送我回家，我就不让他送我回家。后来我想，当时他可能是不相信我个人条件这么好，不会没有人喜欢我，但是最终他还是送我了，下车看到没有人接，他特别开心。他自己打车走了。我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他限制我的生活。我妈说我生活太个色，接受不了别人关心我。我妈一直劝我，我们才有了后来的那种约会。
有一次我们单位发东西，他帮我送回家，我妈一见他就特别喜欢，他是那种特别讨老人喜欢的人。乖巧、会说话、懂礼貌，比我大不多5岁。当时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妈喜欢我就特别高兴。我们两个认识了三个月就结婚了。
柳莺的笑容非常浅淡，从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或者说不幸。她说她母亲和家庭对她丈夫的接纳实际上比她自己的认同更加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将亲身体会和维护这个婚姻的人还是她自己，那么，除了别人的感觉之外，她对现在的丈夫和他们共同的家又是什么感受呢？她丈夫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吗？
在这样的一种对话中，我几乎找不到提问的方式。我生怕会因为我的问题而使她陷入另外一种困扰之中。但是对于我的采访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回避和我不愿意放弃的话题。柳莺用她的那种非常但然，平静的目光注视我，然后一笑。
其实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我就是觉得我妈他们也喜欢他，而且……怎么说呢？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有目的地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要嫁给他，因为他有能力给我一个家。我觉得当时我不能说是多么爱……但是……有一个男人，你不讨厌他，他愿意也有能力给你一个家，那么我不知道我还想要什么。而且我特别欣慰他跟我父母相处得特别好。
他以前是结过婚的，不过，在那个婚姻当中他是受害者。我妈知道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女儿怎么这么倒霉？”当时我说，只要我妈他们不介意，我就跟他结婚。结婚之前我曾经住过他的房子，我们那时候就有那种关系。有一次从天津回来，我发现他家有止疼片，很多止疼片。我一直以为，过去的东西在我心里留下的伤已经好了，但是在我看到那些止疼片的时候我就不能控制地哭了，完全不能控制。在这之前我看到这类东西就很紧张。我让他给我解释。他觉得很可笑，谁家没有这种药啊？我不相信他，有些歇斯底里。他就开始怀疑。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问我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他，是不是有过男朋友是因为这个分开的。我觉得他挺敏感的。我说是，我们因为这个分开了。他又看着我，说：“他死了吗？”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没有人能戒掉，一辈子也戒不掉。他用一些话来侮辱我以前的男朋友。我说不上为什么，完全就像母亲保护孩子那样维护他，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不希望有人这样说他。他已经付出了也许是生命的代价，我不想让别人去说他什么。我说：“他会戒的。因为我就戒了。”我就把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那是我今生最后悔的事情，我不应该告诉他。他哭了，说：“你终于说出来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有时候跟我在一起、一个晚上都不跟我说话，”那时候我经常一个晚上就坐在沙发里听歌，听林忆莲的《为了你我受冷风吹》。他始终也没有表现得很介意，结婚以后才表现出来。
他让我发誓不会再沾那些东西。我说我没有必要发誓，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一方面觉得我是一个奇迹，他不相信可以戒掉，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承受了这么多还可以挺好地活着，觉得我挺有意志力的，另一方面，到后来，他觉得我不可能再用那样的感情对他。
我们办完事儿那天晚上，就是所谓的新婚之夜，我躺在床上的第一个念头，也是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想的，就是我终于合法了。我终于可以在我自己的家，跟一个法律上属于我的丈夫合法地做爱。柳莺在这里沉默了一会儿，表情有些模糊不清，有些嘲讽。从形式和内容上讲，柳莺都是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这个家不同于她的父母家，在这里她是位置更加明确的主角，她理应获得一种切实的归属感。然而当我问的时候，她的嘴角微微上翘，摇摇头。“
别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别般配，从各方面都是。他也说我们特别幸福。但是从我这方面讲，我不知道什么才叫幸福，我有时候老是问我自己什么叫爱。原来我总是不能面对这个问题。我妈曾经问过他爱我吗，我总觉得无颜以对，我老是记得我结婚之前我妈跟我说的话，她说其实结婚对于女人来说就是撞大运，撞上好的就是好的，撞上坏的也就是坏的，我觉得我可能撞上了一个好的男人，有责任心，工作努力，确实是挺好的，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
但是我们从一结婚就吵架，他觉得我没有热情，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像一个孩子，需要别人来爱抚他。我可能做得不够，他说我把我的热情都耗尽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天长地久，也从来没有想过结婚以后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我觉得那个未来不是我的，我甚至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跟我原来的男朋友那种就是爱，那我宁愿不要那种爱，太辛苦了、太痛苦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爱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俩这样共同生活沉淀下来就是爱？可是那为什么我又不能容忍他的一些缺点？那天我看一个明星写的跟她丈夫吵架之后，她丈夫每次都跟她说：“等一下，你要先弄明白我们是相爱的。”
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每次吵架是因为不相爱，至少我是不爱他的，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哪怕是根本不能算作毛病的东西。
我遇到他的时候是心理上非常落魄的。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家。没有人强迫我嫁给他，我是有目的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房子，不太好但是很温馨的房子，我就特别明确，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家。
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挺脆弱的人。我去医院体检回来，查出来心脏不好，我跟他说，没准儿有一天我们吵架我突然就会死了，他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他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我是什么样子。但是有时候，比如他想跟我亲近的时候，我会拒绝，他就问我：“你爱过我吗？你如果爱一个人你会不愿意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吗？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只是爱我给你的一个家，为了让你们家人高兴。”
真的，就包括我结婚的那天，我都没有想做什么。只不过是书上写着新婚之夜都要做，书上写着这是一种美好的时刻，我应该给我老公留下这个美好的记忆。
和柳莺的谈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我几乎是非常残酷地告诉她，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婚姻。因为她一直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而很多时候，她无意识地在用过去的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要求她的丈夫。从她丈夫的角度来说，他从这个美丽的妻子身上却不能获得最根本的安全感，无论是在性的方面还是情的方面。
我说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在了解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之后会问“他死了没有”，如果是我，我也会问的，如果没有把握身边的这个女人是否真的能够从心理上跟过去的记忆绝缘，那么至少他是希望那个连接过去记忆的人不再存在。
我说：“柳莺，你这样对一个爱你的男人是不公平的。
你能够戒毒，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学习爱一个人呢？你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长达4年的生生死死的关联，对你来说，过去生活的烙印很自然地存在着，但是对你丈夫来说，那是一种极其不自然、极其让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笼罩着他。你们必须打破这种障碍才有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新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如果你确认你的丈夫是爱你的，那么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柳莺在我的话中频频点头。我忽然就有了一种想法，柳莺会找到一“个能够像我一样和她平等交流并且对她心存谅解的男人吗？假如一个男人能够做到我此刻所做到的这一切，那么他还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爱她的丈夫？这里面有一个似乎相渤的问题，就是爱必须依赖于距离而存在，还是有了距离爱就不可能存在？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抱有占有的欲望时，理解还能存在于这两个人之间吗？
我想，柳莺是一个多么孤独的女孩子，她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接纳是一种了解和谅解之后的拥抱，而她的最亲的人们，父母、丈夫、妹妹，都对她曾经走过的一切一无所知。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一切正在远离自己，低下头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脚步，也是在向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亲近同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柳莺一直很认真地听我说话，保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我觉得婚姻好像就是我们一个人一间屋子，想自己的事情，甚至都不需要相互问候。我想我是对一个自己的空间要求得更多、而不是对以后的具体的婚姻。
柳莺的叙述在这里可以告一段落。她后来听到过以前那个人自杀的消息，但仅仅是听说。柳莺说她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她无法忘记他。
柳莺的丈夫知道她来找我谈话，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呼过她两次，第二次，柳莺回了电话，他说他带她的父母一起出去吃饭，不等她了。
7月20日，也就是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收到柳莺的传真，她希望我用下面的话结束对她的采访：我痛恨毒品，它毁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生命中最纯洁的一份爱情。我愿告诉在这世界上自由生活的每一个人，珍爱生命，珍爱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他还活着，我真心地希望他过得比我好；如果他不在了，愿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给这段生死之恋，给他年轻的生命一个交待。愿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他不再受毒品的摧残，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柳莺的“口述实录”被节选着发表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发表之后，柳莺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看到了：“第二天是礼拜六，她一早就出去买报纸，以为下一部分会登出来，我跟她说要到下礼拜五才有呢。……她知道是我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她说觉得我这些年真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如果当年她能用更好的方式，也可能我会少受些委屈。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们还是挺好的……我妈说，她想跟你做朋友……我爸也知道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哭过，眼睛那样儿我说：”告诉你妈妈，我想说的话跟她说的一样……“柳莺说咱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戒毒中心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哽咽起来，她在电话那一头说：”安顿你真脆弱……“
跋 倾心倾听倾
何平平
安顿似乎不是作新闻的材料。三年前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当实习生时，处在被录取的边缘，后来的录取，得益于她写的一篇几千字的“非新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才气，那篇作品写了四个女性的情感世界，颇有些后来“口述实录”的影子。
安顿又非常聪明。她将自己的意愿和长处，与她所供职的报纸的宗旨和要求结合起来，找到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做“记者”的方式。当同来的姐妹们奋力拼搏的新闻作品还不足以汇集成书的时候，她凭了一个录音机，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常曾对这批实习生说：我们的报纸不仅要出作品，还要出名记者。安顿走前了一步。
安顿的成功又绝非靠了聪明。那么多的人要找她倾诉“绝对隐私”，那么多的读者说喜欢看“口述实录”这个栏目，安顿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
一年前，安顿提出办“口述实录”时似乎已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们在共同认可了“口述实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深感办好这一栏目的难度：有没有人肯“口述”，有人口述了能不能“实录”。开始的几期异常艰难：不知“口述实录”为何物的人拒绝安顿的采访；实录到何种程度以保证栏目的生存与完善又颇费考虑。
尽管安顿的“口述实录”体现了她的素养与文采，而我以为她最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倾心倾听倾诉。
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求。这种欲求并不亚于人们早已知道的其他欲望。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隐秘世界，只不过更多的人受到环境和自我的压力，最终将这个隐秘世界与自己一起带进坟墓。于是能够找到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的人是幸福的。来找安顿的人明明知道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明明知道将把她（他）说的要发表出去，却依然下定决心，也许这正意味着倾诉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安顿的成功似乎又恰恰在于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她只要认真倾听就够了。有人说安顿像思想工作者，有人说她像牧师，我以为都把她抬高了，她只是一个倾听者。而唯有你是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才感到一种平等，才能充满安全感而保留内心的激情。安顿的成功也许又恰恰在于能够把倾诉者所说的发表出来，于是找安顿又不同于找自己好友的私下诉说。倾诉者为自己的感情历程而有人记录并会公之于众而满足，甚至将此作为一件大事和新的起点。
从这一角度说，报纸办了“口述实录”，给出一块倾诉的天地，也该算个创造。
人们之所以信任“口述实录”，因为这里是接近真诚的倾心而听。倾心，便是不带报纸和编辑任何功利目的，真的为倾诉者和读者作一件事情；倾心，便是对每一个倾诉者情感世界的理解与尊重。尽管报纸与编辑本身可以对“倾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安顿坚持在“口述实录”中不作价值判断。这首先是理解每一个倾诉者所走过的情感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每一个人拥有复杂丰富感情世界权力的尊重（其实越是社会进步，越是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情感世界越将丰富）。另外，作“口述”的人已经在面对公众无保留的解剖自己，他们的真诚和勇气，似乎足以替代旁观者道貌岸然的教诲和自以为是的指点。
前几天安顿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口述实录”集——《绝对隐私》，尽管此前已有不少内容我已经知晓，但我仍然一口气读了下来。此时的阅读不同于以往每期报纸发表时绷紧神经毫无阅读快感的“审读”，于是便更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安顿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而她记录的又是更多的记者未曾涉及的领域。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一位读者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两期《青年周未》没登“口述实录”，是不是这个栏目被“枪毙”了？我解释说：这个栏目始终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许从这点上说，正体现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至于为什么停了两期，大概是安顿又在策划两个新的栏目。而我要劝安顿的是，也许她应当首先把“口述实录”坚持办好。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附文
回 家安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眼睛。我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着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我摇摇头：“出差。”老人表示疑问：“你？”“是埃”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老人眼睛微微一闭：“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校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的。”“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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