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橘者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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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桔者言
张五常
前言
卖桔者的回顾
也论《论衡》（附后记）
一、假设与实证
邓家天下
思想要像天马行空
“香山症”的烦恼（附后记）
卖桔者言
养蚝的经验（附后记）
会走动的资产
私产可养鱼千里
如诗如画的例子
灯塔的故事
高斯的灯塔
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附后记）
二、九七问题
向港英致敬
“九七”的两个基本困难
经验的说服力
讯息不足的烦恼
公司法治港（上）
公司法治港（下）
“安定”是“繁荣”的陷阱
权力的转换
港英应办的事
“九七问题”后记
三、香港事
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香港期市的局限性
轻犯而重罚的法例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
香港之谜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的士的问题（附后记）
债券的副作用
四、产权与交易费用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民主与市场
民主与交易费用
产权与民主（附后记）
私有产权何惧之有？
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
自私对社会的贡献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附后记）
五、知识资产
新劳力经济学
重要的知识资产
知识与共产政制（附后记）
从中国要批准“专利权”说起
知识的产权保障
发明专利权（上）
发明专利权（中）
发明专利权（下）
商业秘密
六、读书与思考
读书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上）
思考的方法（中）
思考的方法（下）
实践自己学说的经济学家（代序）
金观涛
虽然，我早就听说过张五常教授，但在我心目中，张先生只是海外很多著名学者中的一个，一直来并无很深的印象。使我和张五常教授相识的，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
去年冬天，我和刘青峰正好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访问。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刘青峰整天捧着一本经济学著作不放，这是我们结婚17年来从未有过的。我们从来读书面很广，但我知道，有两门学科的书，她是从来不看的，一门是哲学，另一门就是经济学。我和她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文化、科学史、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每当谈到经济理论，她马上充满了迷惑。
一本理论著作：能引起外行的兴趣，特别是使对这门学科不了解的读者在几天内捧住书不放，这本身就说明，这本书有着不同一般的魅力。刘青峰读的正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
在她的极力推荐下，我也一口气把全书读完，果然，书写得不凡，我有了一次奇特的读书经历。自青年时代开始，我就常读经济学理论著作，特别喜欢从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所有经济学著作中，有两本书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本是萨缪尔逊写的那本风行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当时，我只有20几岁，萨缪尔逊清晰简明的逻辑体系给我以震撼，它使我体会到和马克思《资本论》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第二本书就是《卖桔者言》，我读它时，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在这以前，我已读过很多的经济学名著，为什么这本短论式的甚至不是纯学术的小书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呢？
也许，使我内心深深为之触动的正是这本书用质补的语言讲述那平凡而又深刻的真理。张五常教授是研究产权理论的名家，他一会儿向读者谈起养蚝的启发，一会儿讨论了从庇古开始关于铁路两旁地价的争论，一会儿转到历代建造灯塔所碰到的收费问题，他利用这些形形色色历史上曾经发生或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了产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当代进展。我认为，案例分析从来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至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某种历史上的或现实的案例的启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定可以用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动活泼的案例来展现，当然这需要理论家具有渊博的知识，对理论深刻的洞见和非凡的功力，读者通过这些案例，不仅学习了理论，而且知道理论家为什么要这样提问题，甚至可以展望理论的发展方向。也许这正是张五常教授这本著作的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本书的主题——产权——正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我国经济改革所碰到的困难和今后的方向已经聚焦在一个十分平凡而又是十分基本的问题之上：这就是产权。因此产权理论无论对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意义重大，社会正在渴望着青年一代学者为此作出贡献。我相信，青年会从张五常先生的书中得到一种鼓舞：模仿着经济学的大师去从现实案例中理解并抽取理论。如果一本书能引发后继者去从事理论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令作者感到欣慰的呢？
读了张五常教授的书后，我和刘青峰给张教授写了一封信，我们开始相识了。今年夏天，我们应张五常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但和张教授的见面却是今年9月他来北京讲学。和他短暂的谈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果然文如其人，张先生坦率、真诚，对中国改革充满了乐观，经常在讨论中迸发出热忱和尖锐的见解。突然我领悟到为什么张先生要把自己的论集称为《卖桔者言》。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了验证价格分歧理论是否正确，他曾几次在过年时亲自去市场卖桔。在西方，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商业和理财能手这并不少见。但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人亲自去实践并从实践中去体会自己的学说，毕竟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历来有着君子动口不动手传统的中国。在我眼前，无疑是一个新的学者形象：一个真诚地实践自己学说和信念的经济学家。
1987年11月3日于中关村。
（2000。04）卖桔者的回顾
拙作《卖桔者言》出版了十六年了。那是《信报》林山木替我发明的一个名为《论衡》的专栏的第一组文章的结集。《卖桔者言》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是从明人刘伯温（一三一一～一三七五）的《卖柑者言》这个名目借过来，改一个字。与刘前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卖过柑，而我却真的卖过桔。
《卖桔者言》是我出版过的十多本书中最畅销的。《信报》发行了二十五版，那大概是八万本左右。台湾版我没有数字，而删去不少文章的四川版，一九八八年印制了三万多本，一下子卖光，八九年「六四」事发，不敢再印了。据说四川版之前，大陆曾经有手抄本。
执政的人似乎永远不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去年我到中国大陆七家大学讲话，没有遇到一个学生不知道《卖桔者言》，而大部分都读过其中某些文章。他们的发问显出读得很深入。影印本的传阅很盛行。
我认为《卖桔者言》的普及，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它不「科」而「教」。任何人都希望多知一点学术的事。但教科书嘛，那样老土的、公式化的读物，不是为了读书考试有谁会去翻阅？正规的学术文章吗？要不是术语连篇而其实空空如也，就是深不可测，门外汉非止于门外不可。生动可读而又大有意思的学术文章，凤毛麟角。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似乎不明白，学术——就算是最深的学术——是可以普及的。
深入浅出的学术文字，写得很好的，有的是。《卖桔者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务求浅白中我放开来写。这就是以散文的格式来写学术了。这可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学术散文可不是一个刻意的发明。山木兄要我在《信报》写专栏，而我又要介绍给大众读者历来被认为是深奥的产权经济学，不放开来写，不用散文的格式，就真的没有其它办法。当然，我怎样写山木兄都会照印无误。但《信报》是在路旁销售的报纸，街上的人不读的文字，怎可以「交差」的？
说实话，当时我可不知道我是在写什么学术散文，发明了什么「放开」格式。我只拿等个重点下笔。其一是老师艾智仁在一九六五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读者若不明白你说什么，天才等同废物。」其二是为惟恐学术论点沉闷，我尽可能把内容趣味化。我于是多用例子，有时闲话家常、有时东拉西扯、有时发点牢骚，也有时谈诗论词起来了。其三，意之所之，写到怎样就怎样，但学术论点紧握不放。
一九八六年，北京杨培新到港大造访几个星期，读了《卖桔者言》，说：「你写的是散文呀！这样把学术放开来写的文体，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才知道自己因为被逼而误打误撞，写成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文体。
于今回顾，当时我还有另一个困难：此前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我答应山木开专栏，是因为自己识中文，而英文经过多年勤修苦练，我想，英文既可下笔，中文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一样」的观点是对的，但不是对得那么快。起初的三几篇，朋友都说我是先写英文然后翻为中文的（其实不是）。他们说「翻译」是客气话，其实有贬意。我想了一个晚上，就决定拿出自己少小时背诵过的、数之不尽的古文来混合，要跟朋友们过瘾一下。八股一出他们就收了声，剩下来大声喝采的是胡菊人！菊人是文坛泰斗，说一句顶一万句。他说我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读。这样，我就放胆古今并用地写下去。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卖桔者言》后，忘年交舒巷城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替我修改文字，一修就修了十三年。去年舒巷城谢世，我再执笔为文，是没有人修改的了。朋友问，没有舒巷城，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分别？真是问得蠢！巷城十三年，你认为我的文字还会怎样？
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朋友，从他那里学到两个重要的行文法门，使我终生受益。
其一，王兄的英文写得掷地有声，文采斐然，但文法往往不依常规。这使我意识到行文之道，重要的不是文法，而是文气。我其后自修英文的一个重要法门，是朗诵及背诵文气如虹的文章——起初是王兄介绍的，后来自己找寻「诵」物。
其二，王兄说得清楚，天下为文殊途同归。一样语言写得流水行云的，任何其它语言，只要识字，写来也流水行云。
最近重读《卖桔者言》，觉得在思维上与今天没有多大分别（十六年没有寸进！），而文气也差不多。唯一觉得自己有进步的，是中语文字的操纵。舒巷城当年常说我有的「语病」，今天是少见了。
（1984。06。19）也论《论衡》
经过了七个多月，《论衡》发表了五十篇；对一个从来不在报章上写稿的人来说，总算是一点「成就」。在此之前，我颇想知道写专栏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一写之下，才知道其中大有「玄机」。真佩服那些写三几个专栏而从不断稿的人——就算是那些不堪一读的，我也佩服！
写专栏不是我的职业，就连副业也算不上。以空闲时间执笔，每星期要写五千字；而二十多年来我没有用中文书写，其苦处不足为外人道！中文实在不够现代化，要作者亲自用手写，易稿时要用人手抄，而抄错了或用上了别字又难于发觉。关于《论衡》，我唯一引以为憾的就是时间不够——我若能每篇多花几小时，文章会写得较好些。
有人说，一件艺术作品是从来没有被完成的——它只是被遗弃了。我同意这句话。我一向写文章，都难把文章完成——改得厌了，要把文章「遗弃」，就寄出发表。《论衡》虽然算不上是艺术作品，但每篇都没有被「完成」，也不是被「遗弃」，只是因时间所逼而非交稿不可。以我来说，这是一种代价。我相信很多专栏作者都会有同感的。
读者对《论衡》的热烈反应，远超我意料之外。虽然我力求简明，力求通俗，但毕竟经济学的题材不容易，辞难达意。有不少《论衡》难以明白，但读者还是要看。我常在想，《论衡》这种文章，若刊登在外地的报章上，是不会有这么多读者的。香港的读者很特别，虽然特别之处在哪里很难说。但既然任何题材都有读者，我就索性不管他们的喜恶，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我记不起在哪一本名著中作者写道：「我不是说我很好，但总觉得自己有点与众不同。」从街头卖桔到高斯定律、从灯塔到养鱼千里、从知识到读书的方法、从评钱俊瑞到公司法治港，都是以经济的角度入手。风马牛不相关的事，都被我扯到产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说，像《论衡》那样的文章，任何其它报章的专栏是不会有的。促成这特色的主角可不单是我——《信报》要试跟市场打赌，是促成《论衡》的特色的主因。
有几位高手读者不约而同地说，《信报》和我相得益彰；我当然乐意坐享其成，沾一点《信报》的光。但《信报》的编辑和我既无策划，也毫无默契。这全无章法的合作，能赢得一些可读的文章，全是靠信报编辑亲自用上神来之笔，每篇改几个字！
有不少读者认为《论衡》是够胆、敢言。这观点是不对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是在文章内说几句假话，或言不由衷，就很难在行内站得住脚。为米折腰，我是一点胆量也没有！今时今日，在一向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写几篇学术性的文章，竟然被联想到「够胆、敢言」那边去，怎能不叫人悲从中来？
在《艾丽斯梦游仙境》里，皇后问艾丽斯：「你还要多喝一点茶吗？」艾丽斯回答说：「我一点茶也没有喝过，怎能要多一点呢？」有些朋友见我赶稿，就打趣说：「张五常江郎才尽了！」我想：「既是无才，怎会尽呢？」有了这个艾丽斯逻辑的自我安慰，我就本怠肝薏挪豢删　沟淖谥迹坐下来，拿起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成了《论衡》。
但有些文章是由朋友「点唱」而写成的。有朋友要我写邓丽君，我就写了《邓家天下》；《信报》的编辑要我评论的士风潮，我就写了《的士的问题》；有人不相信「教授」会在街头卖桔，我就写了《卖桔者言》。很不幸，因为九七问题，有很多其它很好的「点唱」题目，是被搁置了。有些文章是写了而没有发表的。《学英文的方法》，被某英文老师见到，指我所言步步「不依常规」，认为我最好不要「捞过界」，我就知难而退！《考试的方法》写了一大半，但见香港的学生过于着重考试，就决定不再写下去。
因为知道很多学生阅读《论衡》，写作时我就为了一件事耿耿于怀，在这里我要向学生们解释。我一向都反对在经济学上用价值观，或提出各种可以改进社会的建议。我一向坚持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其主要用途就是分析与推论现象或行为——价值观及改进社会，见仁见智，与科学无关。但在报章上写文章，没有价值观，没有建议，就不免沉闷。我在课堂上就对自己的学生说，读《论衡》是可以的，但不要以为学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改进社会。
事实上，我从来不相信经济学者能有通天本领，可以影响或改进社会。被执政者利用却是有的。就是凯恩斯也把自己的本领高估了。而我自己呢？沧海一粟，什么野心也谈不上。这总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有人说，一个思想，无论是对或错，一经表达了，就很难完全消逝。这观点我是同意的。我相信我有些文章，很多年后也会有人读。既然要论衡时事，巧逢九七问题，我就不妨逢场作兴，凑凑热闹，在此时此地也学人作一点建议，好叫将来好奇之士多一点资料。我没有「万世留芳」的妄想，但「飞鸿踏雪泥」的本事却是有的。
记得在十四、五岁时，我和几位朋友爬到筲箕湾的柏架山之巅。那里有一块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写上名字。少年朋友见海阔天空，又知我稍懂书法，就找了一块有颜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题字。我既没有毛润之「指点江山」的豪气，也没有苏学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还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
我记不起是谁曾经说过，文章有如一个孩子，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一旦离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着了。有很多读者要我将《论衡》辑而成书；我以为《论衡》在「离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后记
只不过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写道：「中文实在不够现代化，要作者亲自用手写，易稿时要用人手抄，而抄错了或用上了别字又难于发觉。」
今天，用计算机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绝不比打英文慢。数之不尽的写稿佬转用计算机打中文字，改好后就以email转到出版处，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编辑认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间出版社，只需用三、四个人，两部计算机，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书。
我这个人不可救药，是个「古」人。从来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写的。连用原子笔我也不习惯，要用墨水笔。其它新兴的各种科学怪笔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周刊》写文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也养导父觥腹拧谷耍能看得懂我的草书，植字后传真给我时错漏极少！传真机我是懂得用的。
计算机的好处，众所周知，而数十年后回顾，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起步时期。世界会大变，但变成怎样就不容易推断了。我认为我们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计算机的代价。我不是指金钱的代价，而是人会变成怎样？
不写字会怎样？不用人脑计算会怎样？艺术作品由计算机代作会怎样？儿童的游戏不需要儿童想象会怎样？这一切，还有很多其它的，我思之惘然！
一、 假设与实证
（1984。01。06）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的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计算机数据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登缴系摹肚迤嚼帧罚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赛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I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分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义。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分。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